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就已出四种版本的《鲁迅全集》来看，现在流行的十六卷本无疑是最好的一种”，这是真的，它在注释和校勘方面都较先出的几种有很大的进步。它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可说是实至名归，是它应得的荣誉。作为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一员，我也很觉得光彩。不过，我在那篇文章里也说了，这部书决不是尽善尽美的完本了，还大有改善的余地。为了表明我这看法还有点根据，下面举一点例，看看它在校勘和注释这两个方面还有些怎样的不足。
先说校勘方面。《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卷六92页)最初《申报》所载及作者编集时的誊清稿“那就”都作“那是”。从文义看，此处也似以“那是”为胜。
《且介亭杂文二集·弄堂先意古今谈》：“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卷六308页)本篇最初在《漫画生活》刊出时，“晚明文选”作“昭明文选”。“昭”“晚”形似，初版就印作“晚明文选”了，似应据原刊订正作《昭明文选》为宜。这句话是针对施蛰存的，也就是《“题未定”草(六)》中所说的“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卷六421页)的意思。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武后时，有深州陆浑人张
字文成”(卷九71页)，此处有注：“关于张
的籍贯，两《唐书·张荐传》均作‘陆泽’。陆泽系唐时深州治所，在今河北深县。”(同上78页)其实不必加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新潮社初版本书上册第71页正作“深州陆泽人”。此处似可照初版排印，并出校记说明后来误作陆浑的情况。一般说来，总是后出的版本订正前出版本的错讹，编印全集最好以作者生前最后校订过的本子为底本，但也不可拘泥，遇到不同的文本一概认为后出的胜过先出的。从这个例子可见应当加以分辨，择善而从。这里再举一例。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然实乃陈忱之托名；忱字遐心，浙江乌程人，生平著作并佚，惟此书存，为明末遗民(《两浙輶轩录》补遗一《光绪嘉兴府志》五十三)”(卷九147页)。取初版本校勘，括号中所注明的材料来源与此不同，作“(俞樾《茶香室续钞》十三引沈登瀛《南浔备志》)”。两者不同。初版是对的，现在的印本是错的。凭什么这样断定呢？《小说旧闻钞·水浒后传》第一条就是钞自《茶香室续钞》十三：“沈登瀛《南浔备志》云：陈雁宕忱，前明遗老，生平著述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托宋遗民刊行。……”鲁迅并有案语：“案：清初浙江有两陈忱，一即雁宕山樵，字遐心，乌程人；一字用亶，秀水人，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见《两浙輶轩录补遗(一)》及光绪《嘉兴府志》(五十三秀水文苑)。”可知此处宜按初版排印，并出校记说明致误情况。
再来看注释。一些人物的生卒年没有弄得很清楚。例如《花边文学·清明时节》中提到元人八合思巴，注他的生卒年为一二三五——一二八○(卷五461页)，看来这是从《辞源》照抄过来的，却没想到《辞源》也会有错。其实他的生卒年在《元史》本传中很容易查明：“岁癸丑年十有五”，癸丑为一二五三年，可知他生于一二三九年。本传说他至元十六年卒，即一二七九年。
不是生卒年，年代也有弄错的。如《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的注[7]，提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注云“(一○四)”(卷九30页)，应为“前一○四”。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记忆方法：王莽篡汉是在公元六年，大体说来，西汉及以前在公元前，东汉及以后在公元后。这个“前”字是不难记住的。
《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提到《平斋文集》，注它的作者洪咨夔，说他是“嘉定二年(一二○九)中进士”(卷五450页)。其实不必注得这么细，如果要细，就得仔细一点，不要弄错。这里可是错了。这个差错不是我发现的，是纪晓岚发现的。他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为《平斋文集》所作提要中说：“考史称咨夔为嘉定二年进士，……据咸淳《临安志》谓嘉定无二年榜，……今考集中《题陶崇诗卷》云：‘某与宗山同壬戌进士’，……若壬戌则实嘉泰二年，史特误泰为定。”嘉泰二年壬戌为公元一二○二年。
注释在交代有关背景材料的时候，也有说得不甚准确之处。例如《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提到牛兰被捕事，注释说“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卷六17页)。事实上他们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的，不久被中国方面引渡，监禁南京。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提到苏东坡在黄州要客人谈鬼。注引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招客相与语，……强之使说鬼。”去黄州的原因，注释说：“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其实这一回他是因乌台诗案被贬的，“反对王安石新法”七字，似应改作“言者摘其诗语为讪谤朝政”，在“被贬黄州”之后，似乎还应加上“绍圣中又贬谪惠州、琼州”一句，以和叶梦得所说的“黄州及岭表”相照应。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提到张无咎为《平妖传》作的序，注文中说：“张无咎于崇祯年间重订《平妖传》”(卷九178页)。张无咎是冯梦假名，他用这假名为自己所补的《平妖传》作序，现在可以见到张无咎作的叙两篇，意思完全相同，文字也大同小异，开头一段可说一字不差。这两篇，一是为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全传》作，未署写作年月；另一为天许斋批点本《北宋三遂平妖传》作，末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即一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夏历十一月廿七日)。夏至冬至都可以叫长至日，为什么不会是六月二十日呢？因为泰昌元年是个很特殊的年号。万历四十八年(一六二○)七月神宗晏驾，八月太子常洛嗣位为光宗，下诏明年改元为泰昌元年，可是他在位只一个月即死去，遂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而崇祯元年是一六二八年，已是张无咎作序七年之后了。可见注文中说的“崇祯年间”纯系想象之词。
这样把想象之词写入注文是很可怕的事情。例如，《集外集拾遗补编·“天生蛮性”》中“辜鸿铭先生赞小脚”一句，注云：
“辜鸿铭(一八五六——一九二八)字汤生，福建同安人。……他曾在所著《春秋大义》(即《中国人之精神》)一书中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卷八388页)
这里，生年有出入，据《辜鸿铭文集》(一九九六年海南出版社出版)所附《年表》，他是清咸丰七年丁巳(一八五七)生于槟榔屿。其次，名和字弄颠倒了。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开头就是“君讳汤生，字鸿铭”，赵凤昌《国学辜汤生传》说的也与此相同。至于“赞小脚”的出处，仅仅注明出自何书还是不够的，规范化的注文还应该说明见于书中哪一篇，原文是怎样说的。《中国人的精神》中译本我看了，其中未见“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的内容。我问《辜鸿铭文集》的责任编辑之一的朱晓，他回答说，《文集》中表示了赞扬小脚意思的话只有一处，在《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一文中：“在中国，这些好管闲事的外国太太正忙于将中国美妙的小脚女人(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中国妇女不得不裹住脚，自我保护，不至于过度劳作)改造成像她们一样健壮的、男人气十足的妇女。”(上册，第201页)可是辜氏此文是一九○六年在上海墨丘利有限公司以英文出版的，不能认为鲁迅是看了此文才写这句话的。此处要写出一条合乎规范的注文，还得另找依据。
这种以想象之词作注，还可以再举一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提到“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霞飞路”的注文无问题，不去说它；“麦特赫司脱路”是这样注的：“‘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W.H.Medhurst)，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卷五524页)这一看就知道是想象之词，是不曾查阅到所需要的材料就这样写下了。历任驻沪领事任职的起止时间是有资料可查的，如果去查了，就不会写出“一八六○年左右”这样太不确定的时间了。我原来也想在历任领事中查明他的任职时间，查的结果是：他从来没有担任过英国驻沪领事。他的情况，简单说是这样：
麦特赫司脱(一七九六——一八五七)，一译梅德赫斯特，中文名为麦都思，英国教会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最早来华传教者之一，一八三五年来上海传教，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即定居于上海。他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印刷所。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四(一八四八年三月八日)他在江苏青浦被漕船水手殴伤，酿成青浦教案。著有《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上海及其近郊概述》等，并编有《汉英字典》、《英汉字典》。一九○四年伦敦会在上海设麦伦书院以纪念他。以他的名字为一条路命名，当然也是纪念的意思。
上面一共举了十三个例，对于一部有十六卷的大书来说，每卷还摊不到一个例，不多不多。即使举了一百个例(我举得出)，这书也不应该受到“错误百出”的酷评。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下“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个比喻，说一句“成绩是主要的”。我把这些例子举出来，是想借此说明一下：这一个指头的伤势(这里仅仅说了硬伤，没有说软组织挫伤)并不很轻，恐怕得认真诊治一下，不要说“定本”，“问题不大”，“某权威人士审阅过，不能再动”这一类的话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