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说新语》法译本审查报告

　　[译者案]：布鲁诺·贝莱佩尔(Bruno Belpaire)，原比利时高级汉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七四年，由他创写的法文译本《世说新语》(Anthologie chinoise des V et VI siècles：Le Che-chouo-sin-yu)问世。这是我国古典名著《世说新语》的第一个西方译本(以下简称“贝译”)。贝氏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然其译文存在之问题颇多。有鉴于此，美国著名学者明尼苏达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Richard B.Mather(马瑞志)博士特撰Review of Bruno Belpaire.tr.Anthologie chinoise des V et VI siècles：Le Che-chouo-sin-yu一文，对贝译加以评析。马瑞志教授素以其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76)驰誉学林(关于此书，读者可以参看台湾政治大学唐异明先生的评介文章，见《读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二○○一年十二月七日至十一日，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东亚系讲学期间，有幸见到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美利坚合众国的汉学巨子，并与他多次长谈。他谈到贝译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贝莱佩尔的开创之功。
　　马瑞志教授于一九一三年生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他的父亲是清朝末年来到我国的著名传教士马德牧师。他在十四岁时返回美国，后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东方语言专业博士学位。在此期间，马先生受业于著名白俄学者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一九○三——一九七二)教授和我国原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一八九二——一九八二)教授。卜氏原籍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至哈尔滨，复由哈尔滨转道上海，最后定居于美国。卜氏为美国现代汉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精谙我国中古史，并通晓多种亚洲语言，有《卜弼德著作选集》传世。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范子烨谨识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亚非语言文学系。
　　署名作者为刘义庆的轶事小说集《世说新语》，在近五十年里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它受到特别的关注，那还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有多种中文专刊登载了附有注释的全本或选本，其中有杨勇教授那纪念碑式的杰作《世说新语校笺》(本文引用《世说新语》原文，依据此本)，于一九六九年在香港出版。在日本至少出现了三种全译本：一为大村梅雄所译，一九五九年发表；一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群学者(包括川胜义雄、村上嘉实等)所译，一九六九年发表；一为森三树三郎所译，一九六九年发表。此外，还出现了若干有助于《世说新语》研究的工具书：最初是一九三三年威廉·亨(William Hung)所编的哈佛燕京学院汉学索引第十二辑《世说新语引得》，其中列出了《世说新语》原文和刘孝标《世说注》中的所有人名及所征引著作的题目；另一种更为完备的索引，是日本广岛大学高桥清于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世说新语索引》，它是该校为《世说新语》专门设立的中古汉文学系列丛刊中的一种。而为数众多的汉、日文专题研究报告，描述了《世说新语》独特的语法特征，其中最全面的当属牛岛德次于一九七一年发表的《汉语文法论》(中古编)。而亚洲和西方的文章则更多地关注《世说新语》的文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宗教意义。虽然近在一九四八年，法国学者艾蒂安·白乐日(Etienne Balazs)可以毫无顾忌地预言说，由于《世说新语》里的某些描述具有相当强的私人性质和隐秘特征，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翻译出来”(艾蒂安·白乐日：《在虚无的反叛和神秘的逃避之间》，《亚细亚研究》，一九四八年第二期。H·M·赖特将此文译为《虚无主义的反叛或神秘的幻想：中国公元三世纪的思想潮流》，见阿瑟·F.赖特编：《中国文明与官僚政治》，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四。本文所引见此书231页)，然而，截至目前，这一状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应该归功于上述诸位学人的著作。
　　实际上，用欧洲语言翻译《世说新语》，现在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了。
　　这种翻译将在许多方面为研究工作提供便利——从社会结构史到科学技术史以及中国中世纪早期的思想发展，因为从书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与此类研究有关的原始材料。迄今为止，阻碍西方学者充分利用这些材料的因素，主要在于六朝时代词汇和语法的模糊性，而他们对重新注释的渴求尚未得到充分的满足。《世说新语》的某些部分在宗教史类的著作里曾被出色地翻译出来，如朱克(Zurcher)的《佛教对中国的征服》(一九五九)；而关于中国中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历史的习见的阐述性文字，素来视此书为其时“清谈”模式和“玄学”范例之大观。尽管《世说新语》并非历史事实的可靠源泉，但是可以肯定，书中有关家庭生活、社会交游诸多方面的细致而可信的描述，仍然是极为丰富的，特别是关于公元四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世族豪门的记载。我们通过此书还可以获得关于这一时期物质文化方面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六朝城市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肯定与证明。那些对哲学思潮的消退和变易，或者对某些道德价值的升起与沉落感兴趣的人们，也会在《世说新语》那些引人入胜的人格刻画中发现许多东西，不论是光明磊落的，荒唐古怪的，还是卑鄙龌龊的，都被忠实地显现于书中。
　　在对所有这一切进行审视的同时，我们极为沮丧地发现，由比利时高级汉学研究所学术带头人贝莱佩尔先生创写的法文本《世说新语》——第一个西文全译本，完全没有借鉴五十年来有关《世说新语》的研究成果。其极简约的注释所征引的最新著作是苏特黑尔(Soothill)和霍都斯(Hodous)的《中国佛学术语词典》(一九三七)。至于涉及《世说新语》或其时代的书籍和文章，则一本、一篇也未参考。几乎所有的引述都来自十九世纪拓荒式的一般性参考书：贾尔斯(Giles)的《中国传记词典》(一八九八)，普莱费尔(Playfair)的《中国城镇》(一八七九)，迈耶斯(Mayers)的《中国政府》(一八八六)，佩特兰(Petillon)的《讽喻文学》(一八九五，修订于一九○九——一九一○年间)和怀利(Wylie)的《中国文学注解》(一八六七)。既已局限于这些虽已陈旧却还有用的工具书，如果译者能够谨慎使用的话，许多不必要的错误也可以避免。然而当看到译者把生活年代相距数个世纪的人物莫名其妙地并举的时候，任何读者都只能得到这样一个不舒服的印象，即该译本可能是译者早期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它在被搁置了很长时间之后，又被匆忙拾起来整饰一番；或者是译者把它作为悠悠岁月里的一项消遣性工作，而根本没打算使之成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任何人都无法有理有据地反对把阅读《世说新语》当做消遣和娱乐，但这部译著是出现于一套被命名为“大学百科全书”的丛书中。在同时发行的一本小册子里，出版商解释说：“为使这一文本适合东方读者的口味，译者对原著的某些段落做了较自由的翻译处理，这是为了保持汉语的简洁和紧凑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望一种拥有广大读者群的译本能够将众多人物的身份尽可能地讲得明晰无误，而不是在本来就已经十分含糊的原文里再掺入失真的说明。
　　或许，对于这部涉及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蕴涵六百多个历史人物的轶事小说集而言，与其冬烘式地固执于对人物身份进行精确的甄别，还不如对这一时期的众多个别事件进行粗线条的系列速写，从而对那一时代作整体的扫描来得实际些。不幸的是，由于译者对其所译著作的重要性在认识上发生了根本的错误，所以就连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大打折扣。正如其标题所示，贝莱佩尔认为《世说新语》是一部关乎道德和哲学的“文集”，是为向后人灌输儒家思想而撰写的一部教义问答手册。在序言中，他称《世说新语》是“出于历史伦理之目的而做的一部由评判、劝戒、名言和轶事组成的文集，书中的道德训诫是由当时深具影响力的权威人物作出的，所以这部文集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仍然能够继续发生影响”。当然，这部书在早期的文献目录中被归入“小说”类和笑话书中，被认为足以提供谈资，或为统治者提供建议，就此而言，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然而纵观书中人物谈话本身的总体语气，与通常理解的儒家观念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如贝莱佩尔所说，该书许多门的标题看来“像镜子一样点明了”官僚们所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作品前一部分谈到那些必须勤勉培养的美质，后一部分多半说到应该小心避免的恶行；但是，作品作为整体显示出来的内在观点，却是反儒的，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理解为社会大同和积极入世的话。《世说新语》里纯粹的正面人物全都是热爱自由的隐士和不尊奉社会规范的人，其最高的价值趋向是淡泊宁静和超世脱俗。贝氏在这部作品正统思想问题上的困惑，使他对书中俯拾即是的一切有关佛教和道家的描述都抱有敌意。
　　首先，他把涉及东晋时期(三一七——四二○)的那一大部分故事都归到注释者刘峻(四六二——五二一)的名下。根据贝莱佩尔的说法，刘峻续写了刘义庆的作品。刘义庆本人在全书中均被错误地说成是姓“王”，这是由于误读了他那堂皇的封号(指临川王)造成的。他提出一种很有意思的理论，即认为二刘(刘义庆和刘峻)力图把公元五世纪后，尤其是在与刘峻同时代的梁武帝(五○二——五四九)统治期间，宫廷佛教势力的影响逐步扩大的现状，恢复为东汉、曹魏以及西晋(二五——三一七)时期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态。他认为书中有反佛思想，下面几例将表明贝译如何受到他这一先入之见的影响。在第十一页，他列举了一连串有关佛门僧徒或俗家弟子的事件。例如，有这样的事实：“一个无知的僧人想掩盖自己的愚蠢，拒绝使用汉译本佛经这种重要的工具来学习。”这似乎是指《世说新语》第二门第三十九条，原文不过是说僧人尸黎密(约三一○——三四○)在世“不作汉语”，而简文帝(司马昱，三二○——三七二)为此辩解说，这是“以简应对之烦”。贝莱佩尔没有理解简文帝在故事里的作用，因而让尸黎密自己做了一个生硬的回答：“如果使用你们的文字，我就不得不费尽周折进行沟通。”(贝译，第33页)其实原文根本没有暗示尸黎密有掩饰自己不懂汉语的意思。又如：“一位僧人故作文雅却堕入委婉语的云雾中，成了矫揉造作的笑柄。”这仿佛是指第四门第五十一条(贝译，第64页)，殷浩(三○六——三五六)与僧人支遁(三一四——三六六)进行的一次“清谈”。尽管后者竭力想避开殷浩独擅胜场的题目——“才性”，但“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而简文帝则温柔地拍拍他的肩膀以表安慰。贝莱佩尔一开始就误解了此文的主旨，即当时风行士林的“才性”问题，所以把“数四交”译成“他从各个难点上侃侃而谈，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云山雾罩的中心”。虽然贝氏意识到一个在世俗之学方面知识有欠缺的僧人要和儒士斗智是很困难的事，但是他应当从其他故事中了解到，声望夙著的支遁在侪辈里被认为是其时代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再举一例便足够了：“从儒家经典中可以找到关于道义和心灵问题的一切答案，而向佛像求助，佛像永远不会回答，只有沉默。”这段话来自《世说新语》第二门第九十七条(贝译第九十三条，第43页)。《世说新语》原文如下：
　　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议。〔范宁做了豫章(属江西)的长官，在第四个月的八日请佛活动上给(地方专院)送去贺板。众僧不知是否该答复，而一个小沙弥最后说：“世尊不说话就当是许可。”众人听从了他的建议。〕
　　看来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贺板需在背面写上答辞，而佛门的戒律不允许僧人和政府官员直接接触，小沙弥求助于先例，即以视佛沉默与否的做法巧妙地使众僧摆脱了困境。贝莱佩尔译文则把这段文字当成了佛门僧侣痴迷受骗的例证：
　　关于豫章，范宁先生写道：在八日的这个节庆，人们拿着木板引来一尊佛像。板上写着僧人们的疑问，要求佛回答。一个刚刚皈依佛门的小和尚在座，(没人问他)，他最后说：“(佛)，世界的尊者，沉默即可视为同意。”大家都赞成这种提议。
　　然而佛祖能否回答有关道义的问题并非议论的话题。正相反，所有读过《维摩经》的喜欢标新立异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认为“沉默的回答”正是大彻大悟的缩影。
　　《世说新语》第四门第二十五条(贝译，第59页)有一篇趣味横生的对话，表明即便是从北方西晋首都逃亡来的难民也都有一种顽固的地方自豪感。褚裒(三○三——三四九)的祖先由黄河以北逃至国都，他对以郑玄和其他汉朝学者为代表的“北方”的传统尊崇备至，而孙盛(约三○二——三七三)则认同以洛阳何晏与王弼之玄学为代表的“南方”传统：
　　褚……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云：“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在这个故事里，支遁只不过是用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重复这两位谈者的观点，但是贝氏在其话语中却体察到一种带有防御性的敌意：
　　儒家的贤哲们肯定是忘了处在正中的人(儒家的)到现在所说的话。北方人读书像在白天看月亮一样，而南方人做学问则如同从窗子中间看太阳。
　　译者认为《世说新语》对佛教存在着敌意，这证明他自始至终误读了原著。这归咎于他一开始就对佛教在六朝时代的地位做了一个不正确的前提假设。还有一些更加出人意料的误读，其发生是由于译者在辨别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粗心大意，或是因为译者未能读懂《世说新语》所引用的经典或佛经箴言。第一类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译者对司马昭(二一一——二六五)的处理。司马昭是晋朝的创立者司马炎(晋武帝，二六五——二九○年在位)的父亲，他出现在全书十五个分散的门类中。而贝译之末的人名索引，对他的名字只记录了一次，但如果对此加以审核，那却是司马道子(三六四——四○二)。另外，索引同一处提到了“司马文王(魏朝)”，却根本无意于把这一条目与司马昭联系起来。而在贝译第八十五页(《世说新语》第五门第八条)，这个人的名字又成了“文王先生司马”，但在第三一五页上的相关注释指的却是别人。在这一页的索引中，司马昭之兄司马师(二○八——二五五)的一个别名，被错误地说成是“晋文王”，而在索引第三二六页，我们又发现了“(太子)晋文王”，译者没有附加任何与司马昭有关的说明。出现在同一页上的“文王”条，译者对其细目亦未做任何区别：其中六处涉及司马昭，一处却指周朝的创立者(相传卒于公元前一一三五年)。《世说新语》第五门第五条(贝译，第84页)中的“晋宣王”(即司马懿，一七九——二五一)与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完全是同时代人，但在此处的注释中，他却被等同于“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三一七——三二二)。
　　贝译辨识人名的通常做法是给出其在贾尔斯《传记词典》中的序号。桓温将军(三一二——三七三)在《世说新语》全书中出现八十九次，而在贝译之末的人名索引中(第306页)被列为两个分立的条目：“桓公，(又名)伯仁。”“桓温，(名)元子，(又名)桓公，(又名)征西，(又名)大司马，(又名)宣武。”第一条之“伯仁”似乎是与周觊(字伯仁，二六九——三二二)混淆之误。这两个条目下的序号，三处指向贾氏《词典》的第八百四十一条(齐桓公，公元前六八四——六四二)，三处正确地指向第八百四十六条(桓温本人)，两处指向第八百三十七条(桓温之子桓玄，三六九——四○四)，一处指向第八百三十六条(桓温之弟桓冲，卒于三八五年)，一处指向第一千二百八十七条(东汉桓帝，一四七——一六七在位)。而对桓氏家族成员的混淆，在《世说新语》第二门第五十八条的译文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读到：
　　齐桓公在向他造反的儿子的进军中进入了江峡，那石壁耸立的狭窄通道，激流奔涌，波浪翻滚，天空低垂，这时他朝自己的不孝之子走过去，叹息着说：“一个人虽然做了一名忠心的大臣，却得不到一个孝顺的儿子。这儿他能做什么呢？”(“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向他”一句纯粹是凭空加上去的，完全是为最后一句做解释性的铺垫。实际上，桓温于公元三四六年沿长江溯流而上去平定建立于成都的成汉国时，只不过是感叹自己在做忠臣为帝王卖命同时，无法当个孝子保全自身。在译者的笔下，不仅桓温本人，就连其官衔都成了不确定的因素。在贝译第三十六页(《世说新语》第二门第五十五条)上，我们诧异地发现桓温被称为“(皇帝)桓帝公”。而在第一七八页的一个条目(《世说新语》第十三门第八条)上，译者略微谨慎些，将他称为“(未来的皇帝)桓(温)宣武”。这一切在第二六○页(《世说新语》第二十六门第十六条)又被一扫而光，称之为“(摄政王和事实上的皇帝)桓公先生”。
　　偶尔原著中的一个人名被译者完全忽略，这使原著所述事件的合理顺序混乱不堪。《世说新语》第六门第三十三条(贝译，第108页)是关于谢奉(约三四○——三六○在世)的一个故事。他刚刚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被贬，由京都(今南京)返回浙江山区之故里，途中巧遇后来成为太傅的谢安(三二○——三八五)。谢安正由浙江山区复出，去就任桓温(当时在武昌任荆州牧)的司马。两人在破岗(属浙江)的一个路边客栈共同度过了三天的时光。谢安一直想对谢奉被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但谢奉总是转移话题，所以谢安始终未能如愿。贝莱佩尔没能注意到在这段文字里谢安名字的第一次出现，所以把谢奉当成了曾任“内务总长”的太傅，把桓温当成了“部长”(司马)。谢安的职务既已变成了谢奉的，他便属于被安慰的对象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其他误解是由于没有弄清引文出处造成的。《世说新语》第四门第三条(贝译，第54页)引用《诗经》的两段文字，它们出于汉代训诂学家郑玄(一二七——二○○)家中侍女之口。其一本于《式微》(《诗经》第三十六篇)：“胡为乎泥中？”贝译：“泥中在哪里？”他把“泥中”当成了地名(此系依据刘孝标《世说注》所引毛苌注)，同时补说道：“诗人微子生长的地方。”其二本于《柏舟》(《诗经》第二十六篇)：“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这是另一位侍女的答辞，贝氏将前一句中的“薄言”二字译为“对上司失敬，遇到他发脾气”，显然是望文生义。刘孝标《注》谓此文系“《卫·邶·柏舟》之诗”，仅此而已，而贝氏则解释说：“此语引自卫邶柏先生所作的一首关于船的诗。”
　　佛学著作和科学术语，尤其受到贝莱佩尔关于六朝知识界对待佛教之情况的先入之见的严重影响。因此，当我们看到他在原著为数众多的几乎一切有关佛学的地方都犯了错误时，就毫不感到奇怪。如《世说新语》第四门第四十四条(贝译，第63页)，简文帝说：“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贝译：“无知的人虽能攀登山峰，达到极顶，却没有陶冶性情、锻炼身体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另如《世说新语》第四门第五十条(贝译，第64页)，殷浩“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蜜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贝译：“他从研究维摩诘先生入手，但对这位作者所说的智慧(般若)有六种手段达到涅槃一事颇为怀疑；他认为这个数目太大，而在详尽研究之后，又恨这个统计不准确。”还有其他种类的术语未被识别，从而导致《世说新语》第二门第五十九条之译文(贝译，第56页，第三十六条)出现混乱。故事说到一次不祥的预兆：火星(荧惑)侵入太微垣一组星云，包括部分处女座、狮子座和后发星座。这一天文现象发生后不久，桓温废黜了海西公司马奕(三六五——三七二年在位)，把魁儡简文帝(三七二年在位)推上王位。两个月后，火星又逆行到天空的同一区域，简文帝觉得自己前途叵测，心里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贝莱佩尔对故事的开始部分是这样翻译的：
　　昔日有一位荧惑先生走进了据说是太微时期的厅堂〔在一个注释中他解释说：“依据刘《注》，司马奕应是泰和年间(三六六——三七一)在位。”实际上刘《注》引用《晋阳秋》，只是给出了司马奕被废的时间，并非纠正《世说》原文之意。〕寻找那位还拥有海西封地的退位皇帝。他的进入不合时宜，因而使简文皇帝感到恐惧，并从御座上站起来。(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祚，帝恶之。)
　　倘若继续这令人沮丧的胪列，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最终的结论只能是警告读者：虽然目前我们拥有了关于这一重要著作的西文全译本，但在使用它时必须十分谨慎。实际上，有些故事的韵味和妙趣，贝译充分地传达出来了，可是读者要想获得原始的事实资料并无保障。如果读者想要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材料，还必须到别处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