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

　　当今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是简单地以一千五百年为界，分为“一千五百年之前”和“一千五百年以后”两个大的阶段。在他看来，“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只是“区域历史”，而不是“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在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区域虽然也有交流，但基本上是在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各自独立发展，有的地区如美洲和大洋洲，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区域甚至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他说的“一千五百年以后”，是个约数，精确一点应当是一四九二年，以哥伦布远航大西洋到达“新大陆”为标志。从此，整个世界开始了联为一体的进程，原来基本上各自独立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通过商业、宗教、探险、战争、征服等媒介，发生联系、交流、接触、碰撞、冲突、影响和融合。“全球化”的进程，开始是涓涓细流，逐渐涌成大潮，成为不可逆转与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从这时起，人类社会历史才进入“世界历史”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截止到今天，这个过程已经有五百年了。
　　王斯德主编的《世界通史》，采用同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相同的历史分期，不同的是把一千五百年以后的五百年分成两段，将二十世纪单独列为一编。这套《世界通史》，在史料和史论方面都有许多大胆的突破与创新。
　　全球化的进程，在十九世纪末达到高峰。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程度，远未达到一八九○——一九一四年的水平。这不无道理。从人员、资金、物质、信息的自由流动尤其在世界各地区产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程度来看，确实如此。那时候，比如一个英国人吧，他能够在加尔各答、上海、开罗、悉尼、开普敦、渥太华……当然也有纽约、巴黎、柏林、东京、彼得格勒等世界各地自由往来，可以经商、传教、旅行，在他们的殖民地，还可以就业、做官、从军、居住，以至买房置地、立业成家、生儿育女。当时不用护照、签证，不要健康、防疫证明，没有邀请信、经济担保书以及几十种表格，国境只是象征性的边界线。就此而言，如今的全球化水平，的确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实际上，发展到十九世纪末——精确地说是截止到二十世纪初的一九一四年——的“全球化”，是以欧洲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为实质内容的。所谓欧洲主要是西欧几个国家，从一五〇〇年开始，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三大思想运动”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复兴运动”的组合效应奠定的思想和知识基础上，率先挣脱中世纪的桎梏；随后在科学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中集聚了财富和力量；又在启蒙运动、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中解放与凝聚了精神力量；携着巨大的物质与精神优势，以坚船利炮的军事征服、贸易与资本的商业扩张和以基督教为载体的文化扩张，在全世界建立了“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荷兰帝国”、“比利时帝国”等一系列殖民帝国。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没有被彻底征服。
　　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十九世纪是他们为之骄傲的世纪，他们不仅在认知方面赋予肯定的评价，而且在情感上对那“美好时光”充满留恋惋惜之情。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二十世纪发生他们视为“欧洲内战”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在二十世纪仍然会是欧洲统治下的局面，世界的文明进步之花永远在欧洲统治的殖民帝国的园地里盛开，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情景！
　　而这一切，在二十世纪却中断了。欧洲人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观，无论在认知上还是在情感上，同对十九世纪的历史观，是很不相同的。
　　美国历史上也曾经是殖民地，并且有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历史，可是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认知和情感却基本上是欧式的。比如在布热津斯基的笔下，《大失控和大混乱》一开篇，同对十九世纪的“美好时光”怀着脉脉温情的描述形成鲜明对照，以悲天悯人的笔调，把二十世纪描绘成一幅凄凄惨惨戚戚、充满残酷杀戮、血腥暴政的可怕景象。如果我们看过茨威格那本著名的绝笔之作《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就应该知道，这种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认知和情感上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布热津斯基是得自茨威格的传承。在茨威格的笔下，从十九世纪欧洲的维也纳看世界，“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而茨威格的著作，以其渊博多产和文笔优美，同房龙、威尔斯等一起在西方世界拥有最多的读者。可以说，这种历史观在欧美是具有代表性的。
　　但是，欧美人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价值判断上截然相反的历史观，在中国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心中，却很难得到认同。十九世纪，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是一次次地割地赔款和不计其数的不平等条约，是侵略、屈辱和掠夺。对十九世纪中国历史的这种判断，甚至连“国民党反动派”、北洋军阀和清朝的遗老遗少们的看法和态度，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方面，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心是相通的。
　　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是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的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引发了两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中国人的眼里，二十世纪是觉醒、奋斗、崛起的世纪，是民族独立、国家自由、人民解放的世纪。“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中国以中世纪的发展水平，奋力对抗现代国家的强大武力，牺牲是巨大的；当先辈们“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需要的是英雄主义。从现实国情出发，欲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的，除了高度凝聚民族精神、强力宏扬意志力量，舍此莫图！充分发展的个人自由，以及多党政治、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等，在那个时代对我们来说，恐怕是过于奢侈的要求了。可是这些，在布热津斯基的笔下，作为理性的哲学思考的成果，却被不加区别地笼统称之为残酷的杀戮、血腥与暴政。但是，中国人是绝对不会把自己先辈英雄主义的牺牲奋斗同德国纳粹、日本军队的血腥与残暴等量齐观、混为一谈的。
　　在冷战时期，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历史观的价值判断上的不同，也是“东西”方对抗的因素之一，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抗背后的深层原因。现在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对抗消退了，但是历史观上价值判断的差异仍然存在，又成为“南北”之间矛盾在现实利益之外的心理因素。“冷战思维阴魂不散”，有其更为深刻的道德哲学方面的原因。
　　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开放和交流给我们带来一个复杂变幻的世界和纷纭多元的思想，革命战争时代形成的思想一元的单纯，自然显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而且难免使人疑惑与迷惘。我们的确需要重铸自己的历史观。不过，有些中国的思想家，却学着布热津斯基的口吻也在说什么“二十世纪血腥的历史”、“二十世纪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仿佛我们十九世纪就生活在温情脉脉的“地上的天国”里似的。他们大概是因为在做“世界公民”的梦，便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吧。
　　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作世界的组成部分，把自己当作“世界公民”的平等成员，我们就应当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历史情感，而不应该在对世界历史的认知和情感上，只是鹦鹉学舌、自轻自贱，在历史观的道德和心理评判上把自己置于“二等公民”甚至奴隶的从属位置上。
　　王斯德为他主编的《世界通史》写的“前言”，文字不多，却器宇开阔，胸怀博大，客观理性，心态平和，有包举宇内的恢宏，也有作为中国人的深厚自尊；他不是愤世嫉俗，也没有诅咒历史——既没有诅咒欧洲的历史也没有诅咒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且超越了“主义”一类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将尊重历史的科学理性和道德情感的价值判断融为一体，写得很有功力。
　　对“世界历史”，王斯德把十九世纪的“全球化建构”和二十世纪的“全球化解构”作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发展的统一过程，提出了学术上言之成理而且颇有新意的解释。把截止到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称为“全球化”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有两方面的涵义：
　　十九世纪以前的科技革命造就的经济力量和物质手段如交通和通讯，尚不足以在全世界广大地域尤其是深远腹地将人口众多的民众囊括与包容进来；欧洲扩张带来的现代化发展，只不过是在各大陆建立了若干个点以及周边很小的地域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道德价值上，欧洲人把“自由、平等、人权”当作近代以来文明进步的核心理念，并且标榜他们是在全世界传播文明进步；但是，这种文明进步不仅是用武力强加的，而且在欧洲统治的殖民帝国，他们却不肯把“自由”给予当地的人民，也不承认他们的“平等”地位。至于“人权”，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二等公民”，甚至不惜把两千年前野蛮的“奴隶制”重新恢复。“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带来的进步，抵消不了道德上的缺陷带来的屈辱。
　　这样的“全球化”，中国在近代史上拒绝了它，留给我们的反思是深刻的。可它难道会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吗？“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在二十世纪的“解构”，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该的。
　　对于“冷战”的看法，也不应只是跟在西方政治家和某些学者后面学舌。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冷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相伴而生，而且共产主义还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力量与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基本胜利完成，历史进步由“国家自由”向“人民自由”延伸与扩展的转变时候，中国率先成功地开始了这种转变，而苏联却在这个转变中战略把握出现失误而跌了跟斗。而“苏联解体”，是“冷战结束”的标志。
　　苏联的失败在客观方面当然也有很多原因，但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俄国本身也是一个近代殖民扩张造成的帝国，作为“殖民帝国”扩张的历史，先有罗曼诺夫王朝的三百多年，又延伸到后来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聪明在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放弃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政策。因此，作为“冷战结束”的“苏联解体”，是近代以来“全球化初级阶段”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帝国”的瓦解。比起老的殖民帝国，苏联落得也不算太惨，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不仅缓解了裂变的“阵痛”，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不可低估，虽然在社会进步方面是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了。
　　对“冷战结束”的不同解读，其深层原因是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历史观的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越南战争”作为美国令人伤心的回忆，自然不愿意将它同自己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一样看待，而宁愿称之为在“冷战”中捍卫“自由”和防御共产主义“侵略”。在这方面，美国人的道德观念落在欧洲人后面。
　　经过这番“解构”，“全球化”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启动了，又开始了它的“建构”阶段。世界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全球化”经过二十世纪战争革命、民族解放和冷战的“解构”，在向较高的阶段发展。
　　二十世纪是科技革命的辉煌世纪，对此人们已达成普遍共识。科技革命的巨大成就造成的经济力量和物质手段，已经能够在世界广大地域深入偏远腹地，将现代化的影响成线状和面状波及更多的民众，将他们卷入全球化带来的现代化发展之中。化肥、农药、机械、电力的普遍应用，火车、汽车、广播、电视、手机甚至电脑，在偏远的内陆腹地也不鲜见，人们的衣着、打扮、娱乐、谈吐也焕然一新。我们在中国看到，欧美日跨国公司在广东的合资企业，雇用着来自中国北方大城市的技术人员、来自大西南偏远乡村的打工妹，而经营管理人员则可能来自香港地区。二十世纪末“全球化建构”启动之初的这番景象，即学者们说的世界范围内各地区之间这种广泛深刻的“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前景，是十九世纪“全球化初级阶段”所远不能及的。
　　发达国家(现在已不仅是西欧)的发展进步仍然走在世界前列，经过“全球化解构”的战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冷战的震撼，他们也在反思，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了“道德升华”，也确有进步，起码不像十九世纪那么野蛮与自负、不再公然用军事征服建立殖民地帝国的老办法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进步同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相比，虽然要慢得多，毕竟也在进步。少数人仍然想重温他们十九世纪“美好时光”的旧梦，“新帝国主义论”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十九世纪以前的“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是被强加的。虽然中国的反抗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但在认知上却远谈不上高明，能够告诉我们的主要教训是：骄傲使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和抗争中，中国恢复了尊严和自由；尤为可贵的是，在二十一世纪新一轮“全球化建构”到来之际，中国以理性的认知和饱满的热情，自觉、自愿、自主、自信地参与到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
　　当然，自主地参与“全球化”，我们毕竟晚了几百年。遍观世界历史，在全球化中，虽然进步在全世界是普遍性的；但是，由“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跃升到“发达国家”，却非易事。斯塔夫里亚诺斯有一部关于“第三世界”的历史专著题为《全球分裂》，里面借用一对十分重要的概念，叫“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意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前者仍是少数，仅三十来个；而后者则是绝大多数，有一百五六十之多，而中国即使在后者的队伍里也并不排在前列。
　　一百多年来，由“边缘区域”国家成功地进入“核心区域”行列里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儿而已。而有此抱负和雄心的国家何止一二，其中不乏曾经创造过历史辉煌的伟大民族，可不少国家的努力都中道受挫、功败垂成。一部近代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俄国在二十世纪就有两次，距今较近的重要例子，则有伊朗的巴列维和印尼的苏哈托。至于中国，一部近代史，几乎就是先辈们顽强的现代化努力的血泪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雄关漫道，任重道远，需要付出艰苦的综合性的努力。中国是个具有伟大史学传统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也就是“全球化”重新进入“建构”的新阶段，我国的史学正可以大有作为。
　　(《世界通史》，王斯德著，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二○○一年，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