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历史的边缘反思

　　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稹的缝隙。上世纪初期有过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共同来自浙江中部的河谷乡村，他们曾经就读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他们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杭州上演过激进的反传统权威的一幕。而后，也是他们，成为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或浓或淡地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一笔。然而再往后，他们就销声匿迹了。虽然他们曾经在经典的历史著作中作为革命烈士出现过，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却不断地被贬低至书中的注脚，或者干脆作为枝蔓而被改编删除，在宏大的主流叙事面前，历史以失语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恢宏乐章的弹奏。
　　叶文心的《外省鹦人》(Provincial Passages)一书正是从这里开始了讲述。作者通过这些不断被边缘化的角色，试图引导我们找到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源头——展现于他们身上并发端于五四运动的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由此，一系列的追问便开始了。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发起了“五四”的激进反权威运动？为什么偏偏是他们成为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又为什么偏偏他们都恰好来自于一个相同的地理文化背景——浙东中部的河谷乡村？在这里，作者不再把视线的焦点投注于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以及由它所承载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话语，而是把视线集中于这些被历史的书写不断边缘化了的人，以及集中在相对于运动中心而言的边缘性区域——浙江。正是通过在历史的边缘进行反思的方式，作者试图探触历史的无言。那么，这些历史的失语者在当下究竟要向我们言说什么呢？
　　《外省行人》主人公的名字叫做施存统。一八九九年，他出生于浙江中部河谷平原金华县所辖的叶村。虽然施存统的父亲只是这块河谷平原上的一个普通农民(据说，他的父亲由于不得他祖父的喜爱，在分家后几乎一无所有)，但是这块土地在宋元以来的儒家文化地图上却夺人眼目。金衢盆地是宋明理学的家园，在十二到十五世纪之间，金衢盆地的中心之一——金华县，至少产生了一百五十位儒学名人，金华因此被人们理想化为具有完美礼仪和社会和谐的儒学圣地，被冠以“小邹鲁”的美誉。金华的中心人物当首推吕祖谦，正是他创办的理学学校以及他与朱熹的友谊使得金华从十一世纪直至十四世纪一直处于新儒家的主流之中。这是一个盛产道德精英的地方，同时也是造就了正统儒家道德礼仪规范的地方。南宋时期，道德精英们追求他们贫困的文雅，以及与朝廷相对抗的个人的无畏，他们极端鄙视个人的物质所得和那些富而不雅的人们，他们也极其愿意隐居并退守乡里，成为完满的道德个体。他们最强调“孝”，大多著名的学者都是因为“孝”而获得声名，“孝”被认为是掌握了三代礼仪的宝藏和将道德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双重证明。这里也是一个充满着偶像遗迹、朱漆大院、牌坊碑刻、圣殿墓地的地方。儒者的传记和圣殿中大儒的雕像，描写的都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时代和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它们指向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儒家规范(timeless norm)，并确认一种指向后学者的道德权威。进入明清两朝，儒学家族已经和政治官僚紧紧相连，与一个成长的精英阶层对国家官僚体制的依赖和垄断相伴随的，是金华大多数的牌坊和拱楼，那正是国家给予官僚成就的朝廷奖赏的纪念。
　　施存统就出生在堪称儒家礼仪文化中心的这块平原上，自小受到儒家文化“温良恭俭让”的熏陶。他满怀着中状元的梦想，进入了乡村私塾，甚至在他十七岁那年袁世凯下台以前，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通过科举考试升迁的希望。那时他用古文写成的作文表达了对三代圣人统治的无限追想和对当时道德衰朽的惋惜。现实的无情也向他展示了比书本中更多的东西，他八岁起就要干繁重的农活；他还经常受到父亲无故的毒打，因为无法忍受就只有离家出走；一次在留宿学校时，他又遭到了道貌岸然的老师的鸡奸。现实与书本上的差距造成了他行为的堕落，他偷窃、赌博，在学校里欺负弱小者。然而，表面行为的极端与放纵，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儒家给予他的理想与信仰。他曾经在他的日记中说，如果没有他个人遭遇中的痛苦和责骂，他就不会理解到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更不会投入到社会改革和家族革命中去。于是，为了保卫心目中的道德理想，他在乡村中学就读时第一次进行了与校方的对抗。他曾经被认为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学生，但是他的骄傲和荣誉却被那些在考试中作弊的坏学生抢走了。为了发泄对这一不道德行为的愤怒，施存统用竹片刮去了贴在学校墙上公布栏里的那些获得高分的作弊者的名字。他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效仿，特别是那些分数本来就不高，名字排在靠后的学生。校方显然不能允许这样的行为，作为事件的肇事者和发起者，在全校师生的大会上，校长对施存统进行了严厉的训斥，事件以施存统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告终。实际上，这就是“五四”期间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简称，下同)学生猛烈攻击传统的一次预演，一师学生攻击的是那个堕落的传统，对他们激进行为的解释正是来自他们对那个心目中的完满和谐的儒家传统的维护。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以施存统为代表的来自于浙江河谷乡村的一师学生，如果不以激进的行为来对抗他们不道德的家乡，他们又能用什么来实现他们道德上的胜利呢？
　　科举之路被阻断后，为了继续求学，施存统来到了一师，在这里，施存统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师校长经亨颐成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经亨颐接受当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认为对于师范学校的学生，不应该仅仅把教育作为谋生的手段，教育应该是一种道德教育与人格教育。这种教育的要点在于，不仅要使老师们作为他们学生的道德典范，而且老师也应当是全社会的人格典范。事实上，经亨颐继续用新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勤勉、简朴、诚信、忍耐和稳重——坚持这些老师给他的训诫使施存统被同学们戏称为“道学家”，在一个学期中，他没有抽过一次烟，喝过一次酒，睡过一次懒觉。在校长兼老师的经亨颐的教导下，施存统不断地向他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境界进行攀升。
　　这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了，然而杭州的情况跟北京颇为不同。“五四”浪潮席卷至杭州时，浙江政府下令各学校提前开始放暑假，于是学生们服从学校的安排，开始大量返家，所以，对于杭州来说，是学生们首先退出了和罢工的工人与店员的联合。对于这一行为，当时的《星期评论》甚至对浙江学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然而五四运动毕竟打开了洪水之闸。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传统的观念开始通过印刷文字广泛地传播，杭州的校园生活也开始进行微妙的转型。
　　杭州学生对于五四运动的反应，就在于一系列学生杂志的出版。其中，与施存统等一师学生相关的就是他们对《浙江新潮周刊》的接手。此后，杂志有了激进的转向。杂志的首期社论，标举了个人的觉醒，并描画了理想社会的雏形，清晰地反映出他们所受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然而，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灵感来源其实不是现代西方，而是来自于理想化的自给自足的中国远古社会，例如《礼记》中提到的那个大同社会。不仅如此，这些杭州学生中的激进主义者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还准备采取激进的行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浙江新潮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一师学生——施存统的《非孝》一文。这篇文章责难家庭是个人不幸之源，并提出摧毁家庭作为重建社会的第一步。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的震动。这场风潮导致杂志被封禁，四位出版该杂志的教授陈望道、刘大白、夏硏尊、李次九被解职，人们将之称为“一师风潮”。
　　我们注意到，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杭州舞台上演的这幕激进主义图景的主角都是一师学生，而他们共同的背景是来自于那片广阔的中部河谷乡村。于是，对这次风潮的解释，如果仅仅注意到以北京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带动，显然是不足的。实际的情况是，这种中心(北京)——边缘(杭州)的解释模式由于更广阔的历史地理因素，毋宁说已经失效了。为此我们需要阐明进入现代以来的浙江河谷平原的历史。
　　在二十世纪初期，正是在外力和内在倾向的双重作用下，在浙江，一个更开放、更发达、更现代的城市(metropolis)中心和一个更封闭、更保守、更传统的内陆(hinterland)边缘的对立被找到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由于有以丝绸制造业支撑的苏州作为货币经济的中心以及扬州作为以大运河为主体的内陆河道的中心的存在，上海并不是中国的城市中心，上海至多也不过是货物分发网络的一个主节点。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这一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发生，加之上海成为不平等条约的通商口岸，使上海迅速取代了苏州和扬州成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新经济秩序的典型。上海的租界成为了富人们躲避太平天国起义的天堂，使得数以万计的银两涌入上海的信贷市场，促进了其城市信贷系统的飞速发展。而内陆河道被阻断，使得经由上海的海上航线成为了惟一可能的选择。上海崛起的结果是，浙西平原以及浙东沿海地区一起被纳入到上海的发展轨道。伴随着丝织业的机械化，金融机构的增长，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及新的交通方式(铁路)和通讯方式(报纸、电报、电话)的应用，浙西平原、浙东沿海和上海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被联系在一起过。可以预想，相反的一面在浙东的广大中部河谷乡村发生了。然而，此种中心——边缘的对立，绝不等同于一种变相的西方所代表的先发现代性对于后发落后的传统中国进行的冲击与回应，因为城市的中心(上海、浙西、浙东沿海)和边缘(浙东中部河谷乡村)的交流和冲突从来就没有直接发生过。浙东的衰落，恰恰不是现代性的冲突性入侵导致的，而是由于同大都市的隔绝所造成的。所以，现代性在这里并不承担一个时间性的功能，这里无法完成一个现代性先发治人的冲击以及前现代后起回应的时间序列，浙西和浙东中部河谷乡村只能是一个空间化的对比问题：浙西和浙东沿海作为新式经济的现代化中心，而中部钱塘峡谷却因为不断隔绝而成为穷乡僻壤。
　　所以我们看到，造成一师学生们攻击儒家传统的激进行为和他们保守而理性的儒家规范的精深文化背景冲突的原因，由于相互隔绝的中心与边缘不能进行直接的互相交流冲撞，使中心——边缘模式的解释失效了。浙江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结构性变化并不能产生文化上的反权威主义，无论从大都市流播而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还是浙江内陆的挫败感的必要表达，都不能产生反对权威主义，因为二者是被隔绝的。所以，惟有超越中心与边缘这一模式，选取另外一种方法论才能解释浙江反权威主义起源的原因。在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叶文心《外省鹦人》的含义。所谓“外省鹦人”，即作者所选取的主人公，背负着原有区域的文化特征，穿越不同区域的边界，使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在个体身上充分地交流、冲突与碰撞。个体在尖锐地感受到不同的区域文化冲突之时，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策略，从而做出自己的政治实践。个体身上所背负的某些地域性的文化特征开始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发生作用。
　　正是这样一位深深浸润于理想社会之中的浙江一师的学生，当他在浙江的省会杭州突然发现，他的双脚正跨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家庭和学校、个人的过去和现时之间的分裂的深渊之上时，他开始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义愤感。这一义愤更多地来自于对过去理想社会的败坏的深深失望，来自于他在家庭中所建构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不断受到社会恶习侵袭时的痛苦，来自于他发现传统儒家社会规范和其个人实践脱节时的惊讶。因此，以施存统为代表的杭州激进主义者，为了保护一个完整的过去的理想社会，而开始攻击一个堕落的现实社会，写下了他引起巨大社会动荡的《非孝》一文。经校长由于这次事件被迫离职，施存统和他的另一位同学俞秀松也不得不离开杭州，他们在北京短暂停留之后，并不满意北京的“新生活实验”。一九二一年，他们离开北京，来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们共同加入了以沈定一主办的《星期评论》为核心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再往后，施存统赴日学习，同时在一家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在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学习，使施存统回国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理论家，并担任了上海共青团书记一职。以施存统为代表的来自浙江中部河谷乡村一师学生的旅行，作者解释了浙江的反权威主义在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起源的无政府主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人们总是习惯从中心出发来反思“五四”，这大概是因为“五四”长久以来站在了某种历史的交汇点上，从而具有了中心性地反思现代中国两种历史建构的权力：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反帝反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抑或是西方价值观念，例如科学、民主、自由在个人主义场域中的觉醒，似乎都可以在“五四”找到它们的源头。无论如何，“五四”都在人为地被不断贴上各种标签，从而完成有关它自身的历史叙事：那是一场肇始于北京而后蔓延于全国各地的、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于是，我们便开始不断地在漩涡的中心询问历史：这一场由知识精英发动的寻求现代性的过程是与西方相遇的结果吗？五四运动是否真正地开启了一个与中国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呢？我们经由“五四”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但是，历史总是在人们急切的心态下失语，这似乎恰好成就了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个反讽。究其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过于把上述对于历史的询问集中于时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之上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过于把视线的焦点投注于历史事件的中心之上了呢？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进化与落后之间来回腾挪，最终头破血流、四顾茫然。显然，叶文心这本书的意图又是一次反思“五四”的尝试。但是，以施存统的个案来涉及这次对“五四”历史的诠释和反思，或许与以往有所区别吧。
　　(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wen－hsinyeh，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