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纽约变奏之①

　　我是因为一场大火搬到纽约的。当然，大火只是个形象说法，是指生活的某种非常状态，比如革命。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凌晨四点，从十九层楼的窗户望去，纽约好像着了大火，高楼大厦燃烧，千百块玻璃呈血红色，黑鸟盘旋，好一幅末日景象。原来是我的闹钟仍走着加州的时间，差仨钟头，纽约只不过正日出而已。
　　那天见着纽约的月亮，也吓我一跳。它出其不意地卡在两栋高楼之间，其大其亮，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如果让纽约的孩子画月亮，多半不圆，被水泥玻璃切削得迤逦歪斜。
　　曼哈顿这个长十三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的岩石岛，最初是荷兰总督于一六二六年以价值二十四美元的小商品从印第安人那儿买下来的。十九世纪末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人们才开始发疯似地往高空发展。以至有一天，纽约人发现他们自己像鸟栖息在水泥森林里。
　　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当电梯把我从地面带到十九楼，我的思想还会继续沿着惯性上升，直到蓝天。按人口比例，纽约人信教的很少，我琢磨肯定和电梯有关。你想想整天上天入地的，哪儿还会有什么关于天堂地狱的神秘感？从某种意义上，电梯成了纽约人思维的原动力。若停电他们被卡在中间，那非疯了不可。
　　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满街溜达，琢磨纽约人。其思路除了纵向性外，还有线性这个特点。比如，他们约会从来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华尔街和百老汇之间。久了我才明白，其实他们是棋盘上的棋子，路线几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们的手是钱，是命运，是线性逻辑。这么说，可别以为纽约人直来直去一根筋。与地貌街道相对立的是内心迷宫和九曲回肠，是权力的转弯抹角和股票市场的曲线，这势必造成纽约人灵魂的扭曲。
　　一九八八年夏天头一回到纽约。我们是从伦敦过来的。和垂死的大英帝国相比，这儿有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北京人叫“楞头青”，但朝气蓬勃。刚下飞机，我表妹的男朋友就开车带我们去兜风，隔东河观望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那是黄昏时分，灯火通明，气派果然不凡。第二天乘地铁进城，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好不容易爬出地面，灰头土脸。再抬头一看，那些高楼脏兮兮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在天热还能挡挡太阳。
　　我们到东村去找W。当年我头一本油印诗集就是他手绘的封面，我和邵飞也是通过他认识的。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国，在纽约一住七八年，黑了下来。这黑和黑还不一样，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如鱼得水。要说纽约可比哪儿都改造人。这个当年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二年级的好学生，整个变了个人：他眼神阴郁，肥头大耳，一身短打扮，满口纽约土话。他走在街上，三教九流都过来打招呼，满脸崇敬。那时东村是流浪汉、酒鬼、毒贩子和艾滋病患者的天下。他哼哈应声，话不多，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秃顶，奇迹一般，那些狂暴的灵魂顿时平静下来。
　　他告诉我们，两天后的晚上，穷苦兄弟们要在华盛顿广场示威，反对市政当局驱赶流浪汉的决定，警察肯定会镇压。他为此花高价买了台可连拍的闪光灯。当马队冲进示威队伍警察抡起警棍那一瞬间，他连续按动快门。照片发在本地报纸上，电视新闻也报道了示威场面，作为目击者他讲述了警察的暴行。尽管头部镜头被遮挡，还是为他捏了把汗，他非法居留，一旦被警察发现肯定会报复。可他满不在乎。
　　问他以何维生，答街头画像。说罢他取上画画工具，拦了辆出租车，拉我们到西四街的繁华地段，那儿已有不少中国画家在拉客。可惜那天晚上他运气不佳，等了两个钟头无人问津。有人提议去大西洋城赌一把，他立马收了摊，扬长而去。
　　他和艾伦·金斯堡混得厮熟，艾伦会很夸张地呼唤他的名字。刚到纽约，艾伦请我们到一家日本馆子吃饭，由他作陪翻译。他用中文拿艾伦开涮，艾伦瞪着眼珠子咧嘴直乐，好像全听懂了。他把警察镇压的消息告诉艾伦，艾伦立即发表声明。在纽约有各式各样的秘密社会。而W自甘与那些社会边缘人为伍，伸张正义，说明他天生反骨，这大概是他当年加入“星星画会”的内在原因。纽约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为其反叛的激情提供了发泄的可能。
　　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发了财，成了北京的大古董商。这倒也不稀奇，商业化最终会消解一切。而古董市场肯定也是个秘密社会，以他在纽约练就的胆识，足矣。
　　迈克，纽约人，现住布拉格，前两天来纽约出差。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步庞德和艾略特后尘，他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前几年他又搬到布拉格。今年布拉格国际作家节请阿瑟·米勒参加，作为作家节主席迈克得亲自出马。于是由英国《卫报》和布拉格市政厅资助、美国国际快递公司包邮递、环球电讯公司免费提供手机、瑞士航空公司出机票，把一个老纽约包装好，送回故乡。
　　他要我帮他订旅馆。纽约旅馆贵得离谱，而他的预算有限。找来找去，那点儿钱只能住家庭旅馆，位置不错，在格林威治村。
　　我搬到纽约后，迈克曾在电话里说：“你的住处离我出生地只有两三个路口，你应该去看看我的摇篮。”丁当一响，迈克到，带着他那典型的微笑。他从布拉格带来六个粉红色水晶小酒盅送我，还带来本届作家节的小册子，封面是捷克画家的半抽象油画，由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全都是坟墓，迈克叹了口气，随后指着后排的一个小圆圈说，那是他的。
　　两天后的下午，我们约好去朋友家做客前先找个地方坐坐。出了地铁站，我打电话让他下来。迈克出现在蒙蒙细雨中，黑呢大衣，头发稀疏蓬乱。“看，这是我的纽约”，他张开双臂说。其实这早就不是他的纽约了。他多愁善感，在缅怀那逝去的一切。而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他告诉我住处还行，主人挺热情，只是他的卧室没有窗户。我想像他面壁独坐黑暗中，纽约在墙后大放光明。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坐下来。这里陈设古朴幽雅，精心但不刻意。顾客多是本地人，一个女大学生在旁边桌上做功课。“纽约变了。以前纽约人是不谈钱的”，迈克呷着浓咖啡，闭着眼睛说，“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他告诉我，他在纽约没有亲人，跟住在迈阿密的继父也不再来往。他母亲死后，他写信给继父，只想要母亲喜欢的钟做纪念。他继父却偏偏把那钟卖了，寄给他一笔买钟的钱。
　　我给他的女友买了件咖啡馆自制的T恤衫，并在一张梦露的明信片上给她写了几个字。我知道，迈克喜欢这方式。出门我不禁打了哆嗦。一个以泪解乡愁的纽约人，四处漂泊，却连个代表过去的纪念品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居然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纽约出租车全都包给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战乱贫困地区的弟兄们，他们开得像打仗应在情理中。科索沃战争期间，那天让我赶上的司机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只见他猫着腰，急速转动方向盘，躲来闪去，显然在避开炮火。那是战争经验的延续。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心脏。
　　有的出租司机目标很具体。有一回坐车，司机是从土耳其山沟来的中年农民，从后视镜能看见他忧郁的眼睛。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辆好车，衣锦还乡。他仔细向我打听各种车的性能和价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车行老板。得亏我也爱车，趁机卖弄我那点儿知识。他暗自拨拉一遍小算盘，断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国了。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
　　跟纽约出租司机聊天避免卷入政治宗教之类的话题。那天一个头上包布满脸胡子的印度司机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东拉西扯。他从孟买来，在纽约开了十五年出租车，全家老少都搬到纽约。他说他的收入相当体面，都是现金，没有税务的问题。我提到塞蒙·拉什迪，那个被伊朗追杀的印度小说家，以为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一听这名字破口大骂，用尽所有的英文脏话。他准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及时闭嘴，否则非得被他赶下车去。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老纽约。有一回搭出租车去机场，随口问司机从哪儿来。司机一下火了，用浓重的外国口音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每回人都这么问，可等他说出自己国家，没一个知道。我的朋友说让我试试。司机说那好，我说出国名你说出首都，这趟算我的，否则加倍收费。成。司机说阿尔巴尼亚。朋友不仅说出首都地拉那，还提到阿尔巴尼亚一个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机乐坏了，下车时怎么也不肯收费。
　　前两天我去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小剧场彩排，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白人，仪表堂堂，像即将离休的哈姆雷特。他叫罗维斯，话剧演员，是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纽约的街头戏剧的骨干。他对中国一往情深。父亲是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队副，但不许他去中国旅行。说到大选，他骂布什是白痴，代表美国军火商的利益；说到纽约房租，他骂市长是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由三种人组成：律师、银行家和房地产商。下车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最后告诉我，等他从革命大潮退下来，发现这社会已无他容身之地，只能开开出租车，偶尔客串一下。“你还没醒过来，这世道他妈的早就变了”，他说。
　　田田不喜欢纽约。她前不久到纽约来看我，住了半个月。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在加州乡下小镇住了五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去年夏天又转回北京上高中，其内心困惑可想而知。住加州时想北京，真搬回北京她又失望了。这孩子念旧，她想念加州的同学，但并不喜欢美国，她将来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十六岁是一个苦闷的年龄，再加上跨国迁徙文化位移家庭震荡青春躁动，要处处小心才是。
　　田田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大概由于时差或对纽约的拒绝，她每天上午昏睡不醒，一到晚上来了精神，上窜下跳满屋飞，让我眼晕。客厅的橱柜上有个老座钟，想必停摆了很多年，零件早就锈死。田田从来不戴手表，大概为在北京和纽约之间获得某种参考时间，她没事儿就去鼓捣那座钟，拨动时针摇晃钟摆，可走不了几下就停了。
　　在我看来，到纽约就要登高。我要带她去帝国大厦。她反问：“为什么帝国大厦？”“那儿高。”“还能比山高吗？”这下把我噎住了。好吧，那就去中央公园。“为什么中央公园？”“那儿大。”“到底有多大？”我比划半天，最后找出纽约地图。“才这么丁点儿”，她蔑视地吐了口气说，“算了吧。”最后我只能陪她逛苏荷。一进那种青少年的服装店，嫌我丢人现眼，她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几句话把我打发走。
　　我们带田田到Q大姐家去做客。Q大姐的丈夫皮特是德国犹太人，全家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他逃出来。他在纽约做了多年的心理医生，可每周还要自己花钱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住中城东边的一座现代化公寓楼。一进门，大理石光可鉴人，门房穿戴如将军，很容易迷失在那些镜子中。他们家一尘不染，雪白的沙发雪白的地毯，聚光灯投射在墙上一幅幅抽象画上。
　　“简直像个五星级宾馆”，田田吐吐舌头说。
　　Q大姐做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皮特的脑门奇大，像个老寿星。他会怪腔怪调地说几个中文短语，比如“拉关系”，嘲笑自己“搭错了筋”。我们带来两瓶法国红酒，喝得提心吊胆，生怕滴在脚下的白色地毯上。晚饭后，皮特取出他们最近在中国的照片。他事先警告田田，他是有毛病的人，必须戴上橡胶手套才能看相册。我正给田田照相，她伸出一只手，同时捏着橡胶手套装成另一只手，向我挥动。
　　英雄所见略同，皮特提议带田田登高去看纽约的夜景。她后来告诉我，楼顶中央有个露天游泳池，天气冷，上面盖着帆布。她想走过去看看，“搭错筋的，”老皮特突然在背后大喝道：“不许动，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
　　G有个普通的汉族姓氏，因祖上属满族正黄旗，为维护正统，他想改回去姓皇族的姓——那拉氏。据说上两代，他家某某曾是京城的卫戍区司令，可信。若再往上多数几代，我猜则多半是攻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要不他怎么当年能从北京直奔荷兰，又从荷兰杀到美国，南征北战，其中必有血液的召唤。
　　他是“星星画会”最年轻的成员。他那时年仅十八岁，眼睛明亮，一脸憨笑。记得“星星画会”在北海公园办画展，他帮大家挂画，话不多，忙上忙下。当年那个明朗的北京小伙儿，待一九八八年秋天在纽约重逢，一晃变成了阴郁的纽约人。他俨然以东道主的身份，开车陪我们到康州的海边去玩，逛哈莱姆区，在中国城请客吃饭。
　　我一九九三年搬到美国，G的故事有点儿离谱了。在画画搞试验电影的同时，他投身华尔街，摇身变成了生意人。更邪乎的是，据说他同时有俩老婆，不久又生了俩闺女，年龄相差没几天。我打电话去问，他一乐，不置可否。依我看这也没什么，古已有之，再说那不正是多数男人的梦想嘛。让我奇怪的倒是，怎么以前从未觉察到他的疯狂。
　　自打我搬到纽约，我们周末常在一起喝酒。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不兑水不加冰块，干喝。微醺时他总要挑起一些形而上的话题，且用英文，直到先把自己说胡涂了为止。他笑起来挺费劲儿，多半是未完成的，支离破碎。
　　他性格中有很多对立的东西。他既疯狂又自我压抑，厌倦名利又渴望成功，待人诚恳又过于苛刻，既暴烈又脆弱。他在西方受教育，但骨子里是地道的中国人。他无疑是个怪人，怪人只能住在纽约那林立的高楼之中。前两年他搬到与曼哈顿隔岸相望的新泽西州。这一回可搬坏了，其纽约人的内心受到了重创。这多少在他的一组画中反映出来：形同废墟的建筑物梦幻般地呈现在平涂的单色背景中，无限寂寞。他开始在家里养鱼，而且专找那些丑陋古怪的热带鱼，养在自己心头，韬光养晦。
　　他最近画风大变，画了一批疯马，横眉立目，鬃毛倒卷，有如他本人的自画像。我很喜欢，从中选了一张做我英文诗集《在天涯》(At the Sky Edge)的封面。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性格等诸多方面南辕北辙，但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内心的疯狂。在某种意义上，疯马的对应物就是天涯。这么说来，我们在纽约相逢不是没有缘由的。
　　星期六上午，G开车到曼哈顿捎上我，过桥进入皇后区，上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不少纽约人去长岛度周末，车多，走走停停，到水磨房镇已中午一点。我用手机先通风报信，S站在路的尽头，那头灰白头发像信号旗在扬。
　　我们是在一本国际刊物的发布会上认识的。我早到了一个钟头，孤魂般在大厅转悠。终于有人出现，斜插过来跟我握手，他就是S，以前从未谋面。我请他帮忙，朗诵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会后我们应邀共进晚餐。分手时互留地址，他约我到他的乡下别墅做客。对纽约人的这类承诺不必认真。一个月后他突然打电话来：“还记得吗？对，是我。”
　　窗外海天一色，鸥鸟齐飞。他的夫人简随和善谈，是退休的社会学家。S七十多岁，诗人兼出版商，但靠的是艺术收藏和交易。他专门经营意大利西班牙的古典名画，和各个博物馆打交道。我问他是否靠家族遗产。他摇头说，他是从零开始的，最初的知识得自于以前的女友，她是个意大利画家。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客厅，夕阳平射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睛，满面倦容。长时间的沉默，直到阳光悠然滑走，他陷入昏暗中。
　　第二天上午我下楼时他在书房。他说他五点起床，正在看一本昆虫学的书。
　　一周后又接到S的电话，这回是在他家设宴。他住河谷镇，离曼哈顿仅十几英里，是有钱人躲避都市喧嚣的好去处。他的豪宅坐落在哈德逊河边，视野开阔。从阳台望去，在变化微妙的光线中，天空河水丘陵层次分明。他家是个小型博物馆，几乎都是文艺复兴的名画，包括贝尼尼和戈雅的重要作品。
　　今晚的主要客人是美国桂冠诗人库尼兹(Stanley Kunitz)及夫人，分别坐在长桌两头。S雇了几个人打下手，由他亲自掌勺。坐在库尼兹旁边的是个得艾滋病的女诗人，眼神扑朔迷离，但有一种正视死亡的坚定。我和S坐在库尼兹夫人两侧。她九十五岁，说起话来像个孩子，天真不连贯。她请人在她的红酒里兑点儿水。“这回好多了”，她呷了一口，对我说，“我看这儿的客人都很模糊，只有声音是熟悉的”。
　　S今天很健谈，从意大利人的性格讲到昆虫的生活。他认为昆虫有自己的世界，做爱做到昏天黑地的地步，那是一种幸福，人类不能理解的幸福。他有一天醒来，发现两只蝙蝠正在他胸口上做爱。“我怕蝙蝠”，老夫人说。S又讲到蛇的爱情，老夫人扮了个鬼脸说：“我怕蛇。”
　　去迈阿密晒了半年太阳的老夫妇马上要回来了，我们得从他们的单元搬出，临时住到朋友家去。要说这单元还算宽敞，但惨不忍睹。棕黑色家具丑陋笨重，好像跟随老夫妇多年后决心长在那里；两个并排面对电视的单人沙发，加上那停摆的座钟，代表了退休者的生活格局；墙上挂满廉价的商品油画和旅游明信片，如窥视浮华世界的大小窗口。我们不得不用色调明亮的布和地毯，以及从画家朋友那儿借来的画尽可能地覆盖一切。
　　这单元在上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栋三十二层公寓楼里。住里边的都是穷人，若无政府的住房补贴，谁也不可能留在这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我们的邻居多半是黑人。在电梯那狭小的空间和短短的升降时间里，打声招呼，最多三言两语，说说狗天气和孩子，然后目光错开。别瞧纽约人直眉瞪眼，其实什么都没耽误，仅一瞥，点点滴滴在心头。若碰见话多的肯定有毛病，最好躲远点儿。
　　在纽约，街区(neighborhood)是个重要的概念。这让我想起老北京。哪个饭馆实惠啤酒没兑水，哪个副食店的肉好菜新鲜，哪个居委会老太太最刁钻，以及去哪个煤铺拉蜂窝煤到哪个派出所领粮票，全得门清。在纽约也差不多。我知道哪个看门人和气，哪个服装店售货员漂亮，哪个路口车少，哪个小铺的啤酒种类多且便宜……纽约自有它的方便之处，各行各业均有二十四小时服务。可以想像有相当那么一拨夜猫子，昼伏夜出。
　　流浪汉也多半跟街区共命运。每回去银行拉门的总是同一个老头，彬彬有礼，外加美好的祝愿；而副食店门口永远戳着同一个恶煞，若不给钱，必招来一顿劈头盖脑的臭骂。好在人们习惯了政治家的赞美和老板的诅咒，见怪不怪。每回晚上经过百老汇和七十八街之间，几乎都能见到那个瘦瘦的男人，躺在路边的铺盖上，掌灯夜读，用的是个钢笔手电筒，周围大包小包估摸塞满捡来的书。那精神让我惭愧。
　　我出门基本有条固定路线，先去八十六街和百老汇拐角的花旗银行取钱，顺手在旁边报亭买份报纸，沿百老汇走到八十三街左拐，穿过一个路口进邮局，办完事在那街角买束花，沿阿姆斯特丹大道折回，在八十五街的副食店买菜，再到隔壁酒店拎上两瓶红酒，然后经过一个红砖教堂回家。赶上刮风下雨，我会躲到马路对面去——整个路口都被脚手架覆盖。
　　我们搬到西村。西村是格林威治村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意义上的心脏。E和家人住在那种纽约典型的排房里，独门独院，楼梯嘎嘎作响，勾连着三层楼及地下室，后院窄小，有竹林摇曳。建于一九二九年，作为这条街最古老的房子，曾是分割成四十个鸽子笼般小房间的寄宿宿舍，几易其主而翻修改建，十四年前被E买下，融入他的性格和趣味。他每天早起头一件事就是把塑料喂鸟器装满，再挂回树杈上，鸽子麻雀已在竹林扑腾，跃跃欲试。然后他就着咖啡读《纽约时报》，雷打不动。这时邻居家的女高音在麻雀声中高歌，怪吓人的，尤其那音阶练习好像攀登云梯，让人提心吊胆。
　　荷兰人当初买下整个曼哈顿岛时，这里还是片鸟飞兽走的林地。英国人占领后，英军舰队司令买下三百英亩烟草种植地，在哈德逊河边安家落户，他临死前命名其庄园为格林威治。一八二二年，瘟疫横行，人们为了河边新鲜的空气搬来，这个偏僻村落渐渐变成繁华的市镇。十九世纪末，赶时髦的有钱人急忙奔赴新兴的中上城，途中的格林威治村被遗忘，荒下来。于是艺术家和反叛者搬进来，而当地信教的意大利、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被他们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及异端邪说吓坏了。
　　一九一六年某天，一帮年轻人在酒吧喝了个通宵，爬到华盛顿广场的拱门顶上，大叫大喊，宣布成立自由共和国——新波西米亚。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下来，直到市长答应了这一要求。格林威治村曾一度以“小波西米亚”风靡全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垮掉的一代”的诗人从各地而来，形成第一波的冲击。到了六十年代，波普艺术、先锋戏剧和摇滚乐接踵而至，加上大麻，构成了波西米亚生活的最后时光。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被以同性恋自我认同为标志的性革命所取代。八十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使房价飞涨，艺术家被逐到东村和别的地方。
　　中午E从顶楼的书房下来，我问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他讲了个福楼拜的故事。有一天吃午饭，福楼拜走出书房，客人如是问，他说他只写了个逗号，晚饭时客人再问，他说他把那逗号涂掉了。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西村的西十一街十八号发生爆炸，“气象员地下组织(Weatherman Underground)”的三名成员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引爆，被当场炸死。另两个姑娘幸存下来，赤身裸体跑到隔壁的电影明星达斯汀·霍夫曼家，跟他妻子借了衣服，躲进地铁，在地下生活了很多年。其中一个后来自首，从轻发落；另一个再次卷入别的地下组织的活动，被捕后处以重刑。
　　“气象员”来自美国著名歌手鲍勃·迪兰的歌词“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它的前身是一个全国性学生组织“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成立于一九六○年，随着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反越战的抗议示威发展壮大，也越来越倾向于暴力。一九六九年由于观点分歧，它分裂成若干团体，其中最激进的就是“气象员”。该组织在纽约的成员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激进分子，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来打消美帝国主义的气焰。
　　E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就是“气象员”的成员，后来成了英文教授。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甚至连衣物都会导致私有观念。他们进屋全要脱光，衣服集中在一个大纸箱里，出门时随便穿一件。可每个人尺寸不同，穿戴必然很怪。由于“气象员”在英文中属阳性，和妇女解放相抵触，后改名为“气象地下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
　　从一九六九年“气象员”成立以来，其成员纷纷被捕送上法庭。一九七○年六月九日，即在西村的事故后三个月，纽约警察局被炸；七月二十七日，美国银行在纽约的分支机构被炸，“气象员”发表新闻公报，承认是他们所为……
　　五月应是绿肥红瘦，却乍暖还寒。和一个从德国来的朋友约好，一起逛格林威治村。蒙蒙细雨，穿过曲折小街，先去了迪兰·托马斯喝死的那家“白马”酒馆，又去了世界上最早的同性恋书店，今天周末，要等中午才能开门。我们来到华盛顿广场。西北角有几张镶棋盘的石桌，多数空着，有个老头摆好棋子，拿出定时器，等待对手的到来。穿过广场，沿第六大道拐进西十一街，终于找到十八号。
　　这栋三角形的现代化建筑是一九七八年重建的，夹在老房子中，似乎故意突出某种不协调。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六的早上。一个父亲在门口逗弄小男孩，另一家人正迎接客人，或告别。有谁还会记得三十一年前的爆炸事件？在那些“气象员”中，死者永远年轻，生者和我年龄相仿，都来自六十年代的造反运动，并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今，风向早就变了。我想起鲍勃·迪兰的歌：“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