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探求晋商衰败之谜

　　《白银谷》这本小说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晋商这个主题和发生这个故事的太谷县。
　　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太谷度过的。《白银谷》中多次提到的凤凰山和乌马河是我常去玩的地方，东大街是我每天上学必走之路。五十年代时晋商已经衰落了近五十年，但太谷依然还有繁荣时的遗迹。一座座深宅大院，正月十五挂出的宫灯，小摊上出卖的各种文物，都显示着这里曾经很富。我的同学中也不乏晋商子弟，他们家中的明清家具名人字画，他们父辈的豪华葬礼，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富人。
　　然而，当我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春节回到阔别近五十年的太谷时，却有一种深深的凄凉感。街道依旧是那样的街道，鼓楼也还是那个鼓楼，甚至连我儿时常去的新华书店也未曾变化。不过这一切都太衰败了。难道这就是孕育了晋商的风水宝地？这就是富得令人仰慕的金融中心？回来以后一直困惑着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晋商为什么会衰落？山西为什么至今仍然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
　　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的确脍炙人口，但他对晋商衰落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余先生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先是太平天国，后是庚子之变，最终是辛亥革命葬送了晋商。《白银谷》的作者成一先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证明了，这些外因并不是晋商衰落的根源。太平天国的确给晋商带来损失，但由于战乱，朝廷借助山西票号进行省库与国库之间的调拨，却给晋商带来新的机遇。庚子之变，义和团烧杀抢掠使北京、天津的山西票号全军覆没，但晋商靠强大的资本实力和“赔得起”的精神也挺过来了。辛亥革命是晋商衰亡的时间标志，却不是主要原因。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探讨了全世界二十八种文明的兴衰。他证明了，任何一种文明的衰落都不是外部入侵而是内部原因。他说：“在今天仍然存在的六个不属于西方的文明都已经在西方文明从外部入侵以前，就从内部损坏了。”《白银谷》正是按照这条思路来探求晋商衰败之谜的。
　　《白银谷》写的是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到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间太谷康家天成元票号发生的故事。这一段应该是晋商“回光返照”的时期，事业还是辉煌的，但总令人感到有点垂死挣扎的意思。天成元经历了西安分庄老帮(总经理)邱泰基、天津分庄老帮刘国藩违规腐败，五娘在天津被绑架遇害、五爷变傻，尤其是庚子事变北京、天津分号毁于一旦，这一系列的打击，仍未覆灭。这一段沉着应变的历史显示了晋商顽强的生命力，但也包含了晋商衰败的内因。
　　成一先生解释西帮(晋商中从事票号业者)的成功在于“以‘博学、有耻、腿长’面世，以‘赔得起’闻名，将智慧与德行化做它最大的商业资本”。余秋雨先生把晋商的成功归结为“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我认为，这些都是表层的东西。按我的理解，晋商(或西帮)的成功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机制与商业道德。晋商的衰败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缺陷。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这是理解晋商兴衰的钥匙，也是寻求今天山西走出贫穷的起点。
　　晋商的确有反叛传统文化之处。传统文化讲究“学而优则仕”，“君子言义不言利”，但晋商奉行的是“学而优则商”，“君子言义也言利”。天成元的老东家(本书第一主角)康笏南反对他的六儿子考什么举人，精明强干的何开生在中举后就失去经商资格，有清一代山西从未出过状元，恐怕都与这种风气相关。但从政还是从商，言义还是言利，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长幼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以康笏南为首的天成元票号的激励机制和商业道德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具体化。
　　天成元这样的票号要作为一个企业有效地运行，依靠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以及维持这套体系的激励机制。企业内每个人的地位与作用都不同，要使企业步调一致，职责分明，内部结构就应该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天成元，这种结构是由中国传统的尊卑秩序维持的。在天成元内由东家康笏南(相当于董事长)—→总号老帮孙北溟(相当于CEO)—→各地分庄老帮(分号总经理)—→以下不同层次的掌柜或其他伙计这个系列构成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如果说最上面的康笏南相当于一个君，下面的各级人员就是臣。天成元内的等级制实际上是“君君臣臣”关系的体现。在康家内部，家长康笏南是绝对权威，儿子即使掌管事务也要听命于他。这又是“父父子子”关系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中，这种等级制是人际关系的中心，票号可以利用这种关系来保证管理与运行的效率。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实际也是经济关系的体现。臣服从君是因为臣“食君禄”，不仅领俸米，而且可以利用君的权威敛财。子服从父是因为子由父养大，还要借父辈的财力与社会地位生存发展。一种抽象的人际伦理关系要靠经济利益来联系。在这一点上，晋商是有创造性发展，这就是票号内的薪酬制度。
　　在天成元内，薪酬分为红利和辛金。对于老帮、副帮这样的高层经理人员来说，辛金不高，分庄老帮也不过二十两银子。主要收入是分红。分红的多少来自股份。东家的股称为财股，即投资资金的股份，管理人员的股称为身股或劳股。所有票号从业人员包括老帮、掌柜到一般伙友，都以劳绩入股。劳股与财股同样分红，而且劳股分盈不分亏，比财股的风险还小。在天成元内，财股二十六份，身股十七份。尽管每个人身股并不多，但分红相当可观。像有五厘身股的分号老帮，每四年一次可分到五六千两银子，每年一千多两，也富得流油了。身股由功绩而得，靠着一步步努力获得。天成元内的各色人等都企盼身股增加，而给多少身股是由东家康笏南说了算的。这正是维护票号内“君臣”关系的基础。
　　这种薪酬制度的确是晋商的一大发明，也是晋商有效率的秘密。票号的管理是极严的，分庄老帮在外地一驻就是三年，不得带家眷，更不许养外室或嫖娼，工作辛苦，风餐露宿，责任重大。使他们能坚持下来并做好业务的动力就是盼望身股的增加。而且，身股不能抽走，人去股没，这也使各票号留住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即使是从小伙计干起，也有希望熬到些许身股。身股制的确是高。
　　天成元票号的成功在内是由于身股制，在外则是讲信誉。身股制的激励使晋商“博学和腿长”，讲信誉就是“有耻”。《白银谷》中总结的天成元成功经验也是所有晋商成功的经验。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行为道德规范，“人无信而不立”已成为一句成语。晋商们是恪守这一原则的。庚子之变后，天成元北京和天津分庄毁于一旦，其他分庄业务亦受冲击。但康笏南坚持“赔得起”方针，以自己的存银应付挤兑潮，使票号度过了这个最困难的时期。作者把这一章的题目写为：惊天动地“赔得起”，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天成元在回光返照中最辉煌的一笔。尽管这并没有挽回天成元的最后垮台，但还是死得像个英雄。
　　传统文化造就了晋商，也毁灭了晋商。晋商不是毁于战乱，而是毁于传统文化的两个致命弱点：人治与保守。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社会，产生于这种社会的传统文化是为之服务的。维持家庭稳定的是“父父子子”，维持社会稳定的是“君君臣臣”。在一个以人治为中心的社会中，没有这种尊长秩序是无法想像的。人治的权威是这种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维持稳定是容易的，最大的不稳定来自外部冲击。所以，保守与排外也是传统文化的特征。晋商的经营体现了这两个特点，也埋下了它们灭亡的种子。
　　曾有论者把晋商采用的财股与身股说成股份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在这种企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人。财股与身股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股份制，而是协调内部关系、激励员工的一种手段。在天成元这样的票号中起作用的不是制度，而是人，是人决定制度，而不是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在天成元，最高统治者是康笏南，尽管他给了老号老帮孙北溟很大的权力，并声称不干涉，但实际上关键决策都是他做出的。当庚子事变后，孙北溟不敢放手做京津业务，也不愿任用犯过错误的邱泰基出任天津老帮。这些重大决策都是康笏南做出的。庚子事变后尽管康氏三爷更多地接管了票号事务，但关键决策权仍由康老太爷控制。可以说，只要老爷子活着，他就是天成元的至高权威。人治的必要条件正是绝对权威的存在。
　　在人治的票号中，决策并不由股东们集体决定，而是由大股东一人说了算。这时一个票号的兴衰就取决于一个人了。他的决策正确，票号成功；他的决策错误，票号失败。天成元的康笏南尽管年迈，但都“活成精了”，无论体力与脑力就足以控制票号。而且多年的经验与魄力使他做出了一些重大正确决策。庚子事变后大胆任用邱泰基和倾全力赔偿京津客户损失，是天成元在遇到灭顶之灾时仍能存活下来的关键。这些正确的决策来自康笏南。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神，都会犯错误。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制约绝对权威者，事业终会为一人所败。康笏南拒绝京号老帮戴膺、汉口老帮陈亦卿等人参与组建大清银行的建议。这就使天成元票号没有走上现代银行之路，它的灭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真是兴也康笏南，败也康笏南！
　　其实即使康笏南永远正确，也乐于走现代银行之路，天成元也终将要亡。人治体现在企业中就是家族企业。只有每一代都有强人，人人不犯重大决策错误，企业才能持续兴旺下去。但这种情况实际是不可能的。《白银谷》中的晋商实际已走入家族企业的末路。康家的老爷子算能干的，六个儿子中只有三儿子强善人意，不幸又死在老爷子之前，其余的无一商才，最后由一个孙子辈接班，亦要靠祖父。康笏南一死，天成元非垮不可。其他几家票号东家已不管事，由老帮“内部人控制”。日升昌的老帮因与另一主管争权罢工，东家要跪下求情，天志诚孔家早已不管事，显出衰败景象。国家不能靠人治，企业也不能靠人治。现代企业制度的生命力正在于用法治代替了人治，人治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晋商是无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这不仅是晋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
　　康笏南这样的晋商骨子里摆脱不了封建意识。他们表面上以商为荣，看不起官，骨子里仍崇拜官本位和皇权。大多成功的晋商都花钱捐了官，这里有皇家以此敛财的原因，但晋商也要以官位谋求社会的承认和光宗耀祖。《白银谷》中写的康笏南不惜以三十万两白银在徐沟见庚子事变后西逃的西太后和光绪一面正是这种崇尚皇权心态的表现。晋商们在西太后逃至山西时又是献银，又是争取接驾。他们内心深处并看不起西太后的为人和光绪帝的无能，但却表现出争宠的心态。对皇权他们还是敬畏的。
　　说到底晋商们还是封建商人，他们的成功在封建社会中达到了极点，但再也无法向前迈进一步了。这就在于维护封建制的传统文化是保守和排外的。他们拒绝接受一切非封建社会的新事物，更谈不上与时俱进。康笏南对票号这种封建社会的金融组织形式是满意的。尽管当时已有外商的现代银行(如汇丰银行)出现，但他不屑一顾。在武汉与汇丰银行帮办见面时，沉醉于那位帮办对西帮别有用心的吹捧，根本没想到要师夷之长。这样，他拒绝参加新组建的大清银行，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转变的机遇。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与排外是我们落伍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又体现在晋商身上。
　　晋商的衰败是山西一个历史转折点。从那以后，山西经济一蹶不振，直至今天仍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历次革命或动乱都彻底消灭了山西的商业精英。晋商中那种优秀的商业开拓精神荡然无存了。晋商成功于勤奋(“腿长”)，一曲悲凉的《哥哥走西口》也唱出了先辈的开拓精神。如今呢？山西人在外打工的最少，再穷再苦也舍不得离开那“一亩三分地”。妹妹们不用含着眼泪送哥哥了，哥哥妹妹只好穷在一起了。晋商讲信誉，然而九十年代末的假酒案使山西人在全国声名扫地，至今说自己是山西人都有点不好意思。
　　传统文化中那点优秀的东西没有了，而落后的东西倒“发扬光大了”。阎锡山的窄轨铁路阻碍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也阻挡了先进思想的进入。阎锡山关起门来当土皇帝也加深了山西人的封闭状态。当广东等沿海地方乘开放之风走向富裕时，山西人却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开放之风。当年我们从山西考上北京的大学时大家相约不再回娘子关。山西的保守封闭真让一个青年人难忍。如今娘子关内外也是两重天啊！张平的《抉择》等小说都是以山西为背景的，读那些书让人感到沉重。
　　《白银谷》写的是一百年前的事。二十世纪之初山西由强变弱。但愿每个山西人都记住这一段血泪史，让二十一世纪之初成为山西由弱变强的开始。我想这也是成一先生十几年研究晋商写出《白银谷》的初衷。
　　(《白银谷》(上下)，成一著，作家出版社二○○一年九月第一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