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现代传播与西部发展

　　今年暑期，有机会到甘肃考察。顺着河西走廊驱车行驶，绵延的荒漠、古长城断壁残垣、魏晋古墓和隋唐石窟令人时发思古幽情，然而，沿途铺设的光纤电缆，架在破旧屋顶上的先进的卫星天线，却使我恍若进入一幅奇异的现代拼贴画中。
　　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中国西部，都是一个充满矛盾而令人激动的主题。西部的“遥远”，由于自然差异和文化异质的，更由于现代文明的传播载体——交通和大众传媒的不够发达，造成人们在观念和制度上同东部的差别，拖延了社会发展的速度。广义的和狭义的传播问题与西部的发展密切相关。
　　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了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鲍大可的名著《中国西部四十年》。这是作者两度考察中国西部的印象记录。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鲍大可作为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来中国西部——宁夏、青海、西康、新疆等地考察。他当时的任务是考察抗战八年后又开始国内战争的中国现状，并分析其发展前景。四十年后，一九八八年鲍大可又来到中国西部故地重游。行程约一万七千五百英里，采访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内四十七个大小城市。鲍大可先生有新闻记者的素养，深悉媒体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他在考察记述中国西部各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不忘记观察当地媒体的状况，并且将媒体的发展看作现代化社会进程的重要指标。他发现，中国西部的经济转型始于五十年代，并为诸多因素所推动。现代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是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因素。在八十年代中国西部——差不多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通讯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电视革命。它从根本上永远结束了中国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与世隔绝的传统状态，它不仅为城市的，而且也为乡村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以极为赞赏的态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推进西部传播革命方面做的正确决策和大力投资。遍及广阔的山区、草原的电话、电报、邮政和电视网络，“不仅在党和政府的权力影响范围的扩展中，而且在推动经济的增长中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生动地描写了政府在内蒙、青海、甘肃、新疆的山地和草原如何建立电视差转站，如何发动人民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小型的风力、太阳能发电机，从而使电视媒体深入到千家万户，将原先分散的西部连结成一个整体。现代媒体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效能，对西部人民实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
　　在中国革命(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西部历来是中华帝国的屏藩和边陲。但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宗旨中，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持续的目标，就是将一个旧的中华帝国改造成为现代意义的主权独立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帝国和民族国家在地缘政治和社会行政的意义上都是有本质不同的。民族国家以边界领土、主权独立、经济共同体、行政和军事一体化、主导性民族文化为基本特征。将中国西部纳入到新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内，被认为是这个广大地区进入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整个中国得以建立现代化强国的前提条件。中国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殊国情，形成了现代化发展的阶梯递升和圈层播散的形式。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个十年，西北、西南边陲地带，成为新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全力加以整合改造的地区。靠近边陲的若干西部省份，如四川、云南、甘肃，相应成为体现中央集权的军事、政治和文化重镇。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内地经济发达的省份。交通和通讯的建设，是政治和军事力量扩张的一个基础。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发展传播设施和技术的战略。在第二、三个十年中，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体系。西部作为最重要的工业资源产地，同时又是作为战略储备的后方。西部的社会文化结构，原本是十分松散的。这就和实现民族国家目标的历史要求不相适应。西部社会改造的计划一直在激烈的推进中。社会结构的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各种地方性的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都被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所取代。城市对于广大乡村和牧区的辐射控制、行政单位组织、半军事化的组织(如按照军事编制的建设兵团、准军事组织的石油和国防工业基地等)，再加上国防驻军，构成中央集权对于西部的有效控制。现代传播在西部的发展，显然是这个总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最近的二十年中，西部在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发展模式渐入困境。西部的问题在于远离国际大市场。当它在计划经济的格局中，作为工业原料产地和战略储备后方的时候，这个弱点是不明显的。区域经济、多元文化、民间社会缺乏活力，对外封闭造成整个西部失去竞争力，深深地依赖着国家。这种仅仅服从于民族国家整体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资源分配制度、经济投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部的活力。与这个制度相联系的各种利益关系，导致封闭、保守的观念心态。鲍大可关注的问题是，从西方的视野来看，中国的西部不仅仅是属于现行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也是属于世界和西部人民自身的。中国的西部融人世界、焕发活力、恢复和保持文化多元性，是西部摆脱贫困落后的关键。因此，他将传播的发展看作西部走向世界和自由市场的最有利的通途。但是他多少忽略了，西部的传播体制和社会结构体制是紧密结合的，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推进事业中，仅仅只是传播的革命，显然不能发生积极的社会变革的效果，也不可能适当地控制变革的幅度，将西部发展问题放在民族国家整体发展的格局里予以有效的解决。
　　我们理解西部传播的发展问题，首先要看到传播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的政治军事权力控制和文化整合战略的长远目标，而不只是一个物质技术的进步问题。其次传播的效用必须通过相应的社会结构的改造，经过若干社会中介的作用来实现。抽离了社会中介的作用，就不能合理地说明传播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力。由于鲍大可只是宏观地描述社会发展史，不可能对于传播问题做专门的个案研究，其中的语焉不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需要询问，传播和社会发展之间是经过什么社会中介的作用而联系起来的？哪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改革创新的观念和事物深入到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
　　上述问题使我们联想到传播研究中的创新扩散模式理论。传播与区域发展问题一直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鲍大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对于中国西部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次是东部省份与西部的关系，接下去是西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工业化地区、铁路公路沿线地区和小城镇、农林牧地区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幅度，这些从中心扩展延伸的关系发展到一些跨越性的关系，如西部与周边国家以及某些国际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呈现出圈层播散的结构。因此西部传播的问题也可以纳入到创新——扩散模式(简称扩散模式)的结构框架里来考察。罗杰斯作为扩散模式的主要学者和集大成者，在他的《创新的扩散》一书中，对于这个模式的理论构架和经典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扩散是人们通过不断寻求新的信息以减少非确定性的行为而展开的，而创新的意义也必须通过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才能逐渐地发挥作用。
　　相对而言，扩散模式研究，属于经验性的实证研究传统，注重的是微观的和形式主义的传播规律的探讨。通过若干微观行为和事件的观察，并置放进时间的因素，做长程的跟踪监测，最后归纳出“创新——扩散”的结构要素和运行程序。进而，再用这个归纳出来的模式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假设，通过更加具体的研究加以修改和验证。如此循环往复完成对于人类观念、技术、制度从创新到扩散的社会变革过程的认识。其中，传播作为信息传达、说服影响的重要环节，作为改革实践的动因得到估量。
　　罗杰斯概括创新扩散模式的四个构成要素是：创新、传播信道、时间和社会系统。这四个要素既包括技术、工具、知识和观念的创新，还包括信息传达、说服或接受创新的过程与条件。判断一件事物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可能扩散，主要是看其是否带来相对的有利性、是否与原有的价值、经验和潜在的接受需求相兼容、其复杂化程度是否便于人们理解和使用、是否具备可操作试验性、其成效是否可观察。经过这五个方面的衡量，才能判断一种创新能否进入成功的扩散流程。用于创新扩散的传播信道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大类。大众传播有利于迅速而有效地将创新信息传达给潜在的接受者，能带来知识的觉醒。而人际传播的信道对于个体接受创新信息更具有说服力。人们在做出接受创新决策的时间进程上，一般要经过——取得创新性的知识、说服、决定接受、尝试和确认等五个步骤。他指出，事实上大多数接受创新的决定过程，并不是在个体身上实现的，而是在一个组织或其他某种接受单位的层面实现的。因而接受主体根据其接受创新的程度，依次可划分为：创新者、早期接受者、早期多数、晚期多数、落伍者等五类。创新者是那种能动地寻求新观念的人，他们在大众传播媒介上有较高的暴露率，也有较为广阔的人际交往网络，有能力超越出他们所处的本地的环境空间。他们也能较其他人更能应付由于接受创新而带来的前景的不确定性。上述接受人群的分布规律，造成了创新扩散模式呈现出连续累积的“S”形递进的曲线，表现为接受创新人数的不同的比率。这样也就揭示出创新扩散的过程必定是在一个社会系统内展开的。任何创新扩散都是社会系统内的扩散。社会系统决定了扩散的边界、扩散的结果、意见领袖和变革推动者的角色、创新决策类型以及创新结果。在社会系统中对于创新扩散特别有影响力的有两类人物。一类是社会系统中的能够影响他人的观念和态度的意见领袖，另一类是变革推动者，他能够说服他的服务对象接受创新。人们做出接受创新的决定一般有三种形式。其一是自行选择；其二是由集体决定；其三是权威透过优越地位、权力和技术强势来做出决定。
　　阅读这两部书使我又联想到一九九七年夏季，我和几位同事到贵州省三都苗族水族自治县做民俗调查的经历。那天下午，我们驱车经过一段盘旋崎岖的山间公路，翻山越岭去一个水族村寨。同行的县委的同志告诉我说，这一条路就是由这个村的农民自发修筑的。每一段路都由村里一个家庭负责维护。这条公路，是这个村寨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惟一通道。村寨里的居民大约有一百来户，都是水族人。他们耕种的田地，最大的也不过几分，散落在村落周围的各个山头和山洼里。地形恶劣，显然无法利用现代的机械化农具。村民们住在黝黑而厚重的木板搭起的阁楼里。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村里惟一的大院子是一所小学校，平时也是村里的权力中心。这里建立了村管理委员会、党支部、村民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民兵排、村党校、村小学、文化夜校。在村子东头，我们见到了当地人称之为“寨老”的一位老人。他在村里已经不担任任何党政职务，只是学校的名誉校长。所谓“寨老”是过去水族人用来称呼头人的名称。一般是村里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最年长的人。当然现在有了党支部和村委会，没有什么寨老了。但是，这位老人，还是被大家当作寨老。一问经历，原来是当年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也是水族村寨里惟一出过国，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他在部队里做到了连指导员，以后转业到了地方，在县里一所中学教书。因为看到家乡太封闭落后，毅然在一九六三年主动要求离职回家务农。他在附近村里办起了第一所小学，在村民中发展了第一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我们在小学校里看到的那些牌子都是他一手创建的机构，把这个偏远的自然村落建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基层组织。我们来时走过的那条公路，就是他发动村民们集资修筑的。他现在已经年老，不再掌管村里的事务，却掌管着村里的广播电视。他的家庭就是“广播电视转播站”。我们在他家的房顶上看到一架锅型的电视接收天线。这架天线可以接收到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电视台多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在他的卧室里，我看到电视信号线路可以连接到一台监视器和一台录像机上。再从他的家里牵出同轴电缆连通到村里有电视的家庭。另外还有一个小型的广播台，可以对村民进行有线播音。他每天定时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和其他节目，也制作或播放自己的教育录像节目和广播节目。
　　大概因为这位现代“寨老”本身同时控制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大通道，现代文化权威和社会组织的权力结构形成了同构，并没有给这个村寨带来社会动荡。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这个村寨里的年轻人，特别是青年男性却是很少。老人多少有点忧虑地对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大多跑到外面去打工，求学，不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村里留下的人才远不如从前了。
　　这个事例就像西部变迁的细胞，印证了鲍大可对于西部传播的宏观考察，以及罗杰斯关于创新扩散的理论构架。现代传播在西部偏远地区的扩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大力投资，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精英控制的细胞组织实现的。即使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寨，政治架构、基层半军事化的组织、初级的文化教育、劳动和经济分配制度以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的贯彻都离不开传播手段的普及。精英分子是推动当地走向现代化的变革者，他们在致力于现代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利用方面有极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传播媒体在他们手中是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他们同时也作为传播过程的意见领袖、变革推动者和信息把关人发挥主导作用。传统的权力象征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但是权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正在同对于传播工具的控制密切结合。传统的人际传播网络依然对于人们的行为发生着强有力的控制作用。然而，传统的人际传播除了满足人们的情感和安全的需求外，已经不能提供关于未来生活的想像。大众传播媒介毫无疑问提升了人们的生活的期望值，并且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现代传播设施的建设显然是现代化推进的前奏，不过媒体的充分利用和效能发挥，却又受制于整个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当传播信息与当地的社会发展速度不协调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将会出现明显的心理失衡，尤其是充满理想和幸福憧憬的青年人，将按照大众媒介引导或诱惑的方向流动，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形态将会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中国西部四十年》，[美]鲍大可[A.Doak Barnett]，孙英春等译，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Evere*t M.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s，Fourth edition，The Free Press，Macmillan，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