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是海峡两岸近况最好的作家之一。这几年她佳作不断，而且每能发抒新意。自一九九六年的《长恨歌》以来，王安忆推出了一系列以上海为背景的中、长篇作品，如《妹头》、《富萍》、《忧伤的年代》等，描述海上岁月，细说洋场今昔，识者誉为“海派文学”传人，可谓实至名归。但王安忆显然不愿为这样的名实所限，就在“海派”成为目前文化界的热门行当之际，王的笔锋一转，推出了《上种红菱下种藕》这样的新作。
《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故事发生在浙江一个叫做华舍的小镇。这个小镇较具规模的柯桥有段距离，再远的绍兴、杭州、温州则是镇上人心向往之的大城了。但比起像沈
那样的村子，华舍这些年的改变算是突飞猛进，工厂林立，商业进驻，一派文明气象。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显然已在小镇里大展宏图起来。
王安忆安排了一个小名叫秧宝宝的小女孩作为故事的主人翁。秧宝宝一家来自沈
，爸爸妈妈要到温州做生意，因此把女儿托给华舍的李老师家暂住，整部小说就由秧宝宝初到李家起，写她与李家家人的穿衣吃饭，还有学校、朋友和街坊的形形色色。一幅江南村镇的风俗画，于焉展开。
秧宝宝是王安忆经王琦瑶、妹头、富萍之后，又一个精彩的女性人物造型。这个女孩单眼皮，窄鼻梁，十岁不到的年纪还看不出是俏是丑，但她的心思已经不简单。她的神情总有一抹忧郁。小女孩的一切是多么矜贵，寄人篱下的生活哪里能尽如己意？更何况外面的世界新旧杂陈，不由得人不眼花缭乱。敏感要强的秧宝宝必须用全副精力应付这许许多多的刺激。有委屈，有欢乐，一年之后当秧宝宝准备离开华舍时，她已不知不觉地长大了。
王安忆揣摩小女孩的心态，细腻感人，但行文之间她显然有更大的企图。借着秧宝宝行走交游的动线，她触及华舍镇的里里外外：凋敝迂回的老街，粗糙新颖的乡镇企业；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离乡背井的男工女工；东北来的药材商，西南来的苗族家庭；端午中秋应时节庆，卡拉OK沙龙摄影。嘈杂的市声，异臭的河道，还有那神出鬼没的女子黄久香，无所不在的黑衣郎……秧宝宝视界纷乱躁动，然而透过王安忆的组织，赫然乱中有序，并指向了一种无可遏抑的历史脉动。
读者对秧宝宝的生活白描，应会投以有情眼光。就算她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她的不安与自尊。她与李老师家的女性成员的你来我往，还有她与同学蒋芽儿、张桑柔间的合纵连横，在在使我们惊异她的人小鬼大。但退一步看，这是一个孤独的小女孩的人生第一课，一路走来磕磕碰碰，我们毕竟要觉得不忍。写人际关系的细密曲折，王安忆已是老手；尤其写女性之间的交情起伏，在她的《长恨歌》、《妹头》等作里，都已有先例可循。这一回，王安忆倒似要追根究底，探勘那些女性的虚荣与冒险、世故与脆弱，到底是怎么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故事就有了社会学式的纵深，它不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成长故事，也是一类江南女子的前青春期造像。
自《长恨歌》以来，王安忆有意自绚烂归于平淡。她一再强调要用最素朴的方式，探触生命最实在的层次。这里有一种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式的返璞归真的姿态。而在强调人物的典型意义时，她不自觉呼应了共和国当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则。《富萍》一作应是最好的例子。在后现代光怪陆离的风格中，王安忆以退为进的做法，反倒让我们觉得历久而弥新了。
然而那个写实/现实主义的世界，却毕竟是在崩解中。这为《上种红菱下种藕》带来了极大张力。小说所要描写的不是个天长地久的世界，而是一个悸动的、不断改头换面的世界。秧宝宝的家庭因为乡镇企业兴起而暂时拆散；她所寄住的李老师一家，她的姊妹蒋芽儿的父母，还有她所遇见的男男女女，也无不各有打算，各行其是。伦理的变动与地理的变动必须相提并论；小说中人物的来来去去，绝不是进场出场而已，而暗示着从一个场域(商场、职场……)跨入另一个场域的必然结果。
小说中的华舍镇被王安忆写得巨细靡遗，仿佛成了新现实主义里的典型城镇。但王安忆不忘提醒我们，华舍从无到有，不过是几年间的事。它的喧闹还透露着乡气，它的繁华也缺乏底蕴。但更重要的，华舍是千千百百人们来往的中点站。外乡人在此歇歇脚，稍作盘整，继续奔向绍兴、杭州。就算本地人一旦眼界开了，也有了见异思迁的打算，这座城镇存在的意义，竟在于它的过渡性质；小说所夸张的写实，原来是历史因缘际会的偶然，注定是留不住的。由是观之，华舍让我想起了王安忆写她那一辈“文革”下放知青一度流连的城市“蚌埠”，或是人人各怀异志的“文工团”。
而在扫描从乡镇到城市的社会经济迁徙路线时，《上种红菱下种藕》纵然只触及了像华舍、柯桥这些小地方，却不能不投射一座巨大城市──上海的隐约光影。故事里的人物还没有远赴上海的计划，他们的野心最多止于绍兴、温州、杭州。但那繁华的都会可曾在午夜梦回的时刻，浮上他(她)们的心头？因为有了上海这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一切努力似乎才有了准头；也因为上海所树立的标杆遥不可及，任何地方性的模仿，突然显得寒碜起来。但到底什么是上海呢？是当代中国“真实”的最后渴望？还是“幻魅”的最初镜像？海派的王安忆以迂回的方式，托出了那不可说的上海。
近一百年前李伯元写出了《文明小史》(一九○五)，讲述晚清时中国各地追求现代化可啼可笑的怪现状。即在彼时，黄浦江头的上海已兀自树立了都会气派，引得江南大小城镇的士商百姓朝圣也似地麇集斯地，或甚至落脚定居。一百年后的上海又一跃成为新中国的欲望之都，辐射着无限魅力。写过了四十到八十年代艳异沧桑的上海(《长恨歌》)，五六十年代素朴沉闷的上海(《富萍》)，九十年代向钱看的上海(《妹头》)，王安忆的眼光现在瞄准了江南小市镇──那些上海的腹地，使洋场神话得以成真的基础。比起上海，这些小地方的一切都是如此具体而微却又似是而非。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后社会主义的发轫阶段，一段新文明小史的前奏。
而与此同时，我们《上种红菱下种藕》的主角秧宝宝完成了她前青春期的过渡仪式，即将进入另一段人生历程。毫不意外的，她将离开华舍，经过柯桥，到绍兴去上学。然后呢？她会由绍兴转往杭州吧。有一天，她会觉得杭州也嫌局促，而要转往上海么？她会又成为一个“上海宝贝”么？“上种红菱下种藕”，一派江南好风光。秧宝宝的故事结束时，一个“本名”叫夏静颖的女孩的故事正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