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主体的历史还原与拆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可能是说，任何历史的研究不可能是纯历史的，它们总是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研究者对历史现象的观察、思考、提问、整理、书写等，都受着研究者的当代视野的影响与限制，历史是作为现在的过去构成当代史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历史就是当下与过去对话的产物。这里所涉及的中心问题是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但是对于一本以当代现象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当代史研究著作来说，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则恐怕是，如何使一个与当下不远的现象成为自己的对象性历史，也就是说，研究者怎样把自己同时代的现象历史化的问题。因为一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当代现象，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可能是仍然以它的当下性影响甚至控制着研究者的现象，而不大可能是一个已被忘却的或已被真正历史化了的现象。这一问题相当明显地表现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当代文学”这个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代名词，强烈地制约了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理所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就面临着被弃置的危险：“二十世纪文学”的提出，就是具体的表现。可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当代变迁，又逐渐滤去了“当代文学”一词的意识形态含义，使它更接近于一个纯时间性的概念；加之我们既已告别了日历上的二十世纪，但仍然处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性”历史变迁中。这都又使我们难以简单放弃“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应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时间的延伸，等到有足够的时间把过去的当代文学现象沉淀为历史，以与当下的和正展开的当代文学现象区分开来。但是，时间的延伸并不能自然形成历史性的质的变化，要想真正走出“当代”的悖论，还需要以当代文学史研究来不断地“疏离”和“衔接”当代。也许这可以作为我们评价一部当代文学史研究著作的一个重要向度。
　　从文学思潮的潮起潮落来看，知青文学或许已经成为了历史，而且早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郭小东就写成了第一部知青文学史专著，后来又有董之林的一部和赵园的半部知青文学史。但是知青文学并没有真正成为历史。因为虽然作为思潮性的知青文学是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退潮了，但是在九十年代初中期还发生了与知青这个名号关系非常密切的“老三届”文化热现象，这说明在许多人的心中，“永远的知青”(马原语)情结还是相当浓厚的；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知青文学研究和评说，无论是全面肯定性的评说、比较客观的褒贬共备的分析、还是全盘否定性的文字，都是以“知青”一代为基本前提的，视知青文学为一代人的自我心灵的书写。也许对这个“代际自我”的具体特点究竟是什么，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知青代际主体的“客观实在”性，却是没有多少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些研究或评说，都还属于已过去了的知青文学的一部分。这是知青文学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的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在于，不管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学的变化已把人们与知青文学拉开了多大的距离，让人们多么严重地遗忘了它，知青文学还是带着它原有的主体性离开人们视野的，没有以一种新的形式被重新结构进我们的历史视域中，构成为正展开的当代史的有机的过去因素。而《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一九七六——一九九五)》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所谓客观存在的知青代际主体这一前提，对知青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彻底改变，迈出了对知青文学重新历史化的坚实的一步。
　　此书的导言中写道，由知青文学呈现出的，并被社会指认的知青文学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特征，就是某种提供给每个“知青”个体(也包括其他个体)去认同的“主体”类型。它既不可能简单地由具体知青个体的意识汇聚而成，也不可能是一些或全体“知青”在社会变动的促动下的群体性创造；它既不能由社会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直接产生，也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必然形成。它的出现既是多种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又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借文学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归化主体的结果；它既以其社会存在性为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招募具体的主体，同时又通过具体主体对它的指认而得以维持。由此，现在普遍被人们承认为客观存在的群体性知青意识，或表现了这种群体性意识的“知情”文学，就不再能作为考察的前提-结果式的对象，引导着我们进一步去完满地发现并描述与其相关的意识表现形态和文学表现形态，并进而去揭示它们产生的主体精神的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历史的原因；或进一步对其进行一些批判性的价值判断。我们所面临的对象和所欲回答的基本问题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那种黑格尔兼启蒙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存在，不仅不能作为前提-结果式对象，先在地约定考察的视野，相反，它将成为历史考察的解构体，将被还原到造成其生成蜕变的具体意识形态生成史的考察中；作者不仅将通过对历史的还原，揭示存在过多种“知青”的意识，从而“证伪”知青主体的同质性，更要揭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多种思想观念的角逐中，它是如何被选择出来充当了一种历史的“大写主体”，发挥积极的和消极的意识形态功能。
　　无疑，这一历史考察前提及任务的确定，直接接受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的启发。但是理论的借用，充其量只是搭建起一个历史考察的理论脚手架，并不能切实保证对知青主体意识形态生成史的梳理。为此，首先在作品材料的选择上，《主体的塑造与变迁》就做出了相当大的调整。它放弃了简单地重读以往重点知青作品的做法，而是选择了《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中国西部文学》等二十种文学期刊，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五年逐一排查，找出所有涉及知青题材的叙事类作品进行阅读和分析。除此而外，它还涉及了不少九十年代出版的知青或老三届回忆录材料。这种材料范围的确定，不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丰富，而是带有全新现象域开拓的意义。因为不仅这样所阅读、分析的相关篇目大大超过先前，更重要的是考察起点所使用的“知青”概念，只具有最一般的社会学身份含意，即指那些“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城镇青年。而所谓知青题材的作品，也不再是专指知青作家的写作，而是扩展到了所有涉及知青身份的作品，甚至是那些极不像知青文学的写作。如王蒙的《阿衣古丽会计》、叶尉林的《蓝蓝的木兰溪》等。正是这种现象域的确定，才为知青主体意识形态生成史的考察，选择了一个原初的、既具特性的又含混的非主体性对象。
　　这种非主体的原初含混性，是指新型知青主体诞生前(甚至诞生后)，其面目和意识形态的意蕴都是复杂的，而原初具体性则是指它向新的意识形态主体演变的直接前提是“文革”式的“知青-小将”类型(其最基本的形象，可以电影《春苗》中的春苗为代表)。《主体的塑造与变迁》认为，从此类型开始的新时期知青主体的演变史(新型主体的孕育-溃散-坍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它正好分别对应于该书的第一、二、三章：第一章，“从众人政治意识的躯壳到知青主体的诞生”(一九七六——一九八二)；第二章，“离散的历程：知青文学分类考”(一九八三——八十年代末)；第三章，“从'知青'到'老三届'——主体向世俗符号的蜕变”(九十年代初中期)。为了弥补历史的线性考察所可能造成的较大遗漏，又专设了第四章，“落日情节的漂浮与戏谑智性的敞开”，对蒋韵、林白、李锐等的九十年代知青题材写作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进行了分析。其中，第一章最为厚重。它相当充分地表现了作者力图将开阔的视野、细致的文本解读、严谨的推论和多学科分析的交叉有机结合的努力。
　　按一般的看法，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伤痕》的发表，既明确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告别“文革”的第一步，同时也促成了知青文学的诞生，从此之后一直到一九八二年，知青文学就经历了一个由苦难的伤痕控诉，到眷念回归的演变。然而，通过对七十年代后半期到八十年代初的相关作品的细致研读，《主体的塑造与变迁》揭示出，伤痕型知青写作与回归故事的书写，实际上起初是两个相对不同的发展线索，其后才约在一九八二年逐渐会合。当然，它们相对的共同起点，则是“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派四边”结构模式的知青叙述(具体见《主体的塑造与变迁》第一章第一节)。可以说直到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文革”式知青叙述，还占据着知青题材写作的一统天下。《伤痕》的发表，虽然促使知青文学的写作开始产生较大的变化，但是，被人们惯常作为整体描述的伤痕型知青叙述，其实是由两个不同的阶段构成的。一九八○年之前的伤痕型知青作品，基本是乞求宽恕的忏悔性的苦难哭诉，而且这些作品的写作者(指那些具有知青经历的作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作品中的知青主人翁划分开来，而不是以一代人的代言人的身份说话。与此一致，同期的伤痕型知青叙述也存在着不少主人公虽具有知青身份，但作品的意图却是为其他社会群体鸣诉不平的情况。因此《主体的塑造与变迁》就做出了这样的论断：“直到一九七九年左右，知青在文学作品中的角色还是暧昧的，功能是杂多的，个性是不定的，意识是模糊的。所谓的早在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就存在了一个同质性的愤怒的一代人，或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主体的历史判断，根本就是一个后期历史神话的前期追加。”随着这个结论，考察继续向前推进，通过对张抗抗的《爱的权利》与《火的精灵》、张捷生的《在小河那边》与《生死劫——记八年前旱季里的一天》的互文性修辞比较，对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及孔捷生的《大林莽》的结构演变的推进性拆解分析，描述出了这些作家是如何在复杂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一步步通过文学之笔完成了竭力掌握自己命运、顶天立地的新型知青主体的营造，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确定为“我们”知青的代言人。
　　在泛知青的伤痕题材写作向普罗米修斯式的知青主体演进的同时，传统的“扎根话语”叙述，也逐渐被意识形态改造为新型知青主体的回归故事。五十年代后期，文艺作品就开始书写青年人到边疆、到农村锻炼成长的故事，并且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套“扎根话语”式的讲述模式。它的“母题”(或曰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矛盾)就是“城市-乡村何处为家”这个两难选择。而且它的基本主题意旨就局限于表现知识青年如何在边疆、山乡扎下根来，所以可以把它名之为“扎根话语”。到一九七九年时，利用扎根母题构造知青故事的现象还存在，但重要的是，这类故事中已开始蕴含了后来知青文学回归主题的特定呈现方式的转化性因素。概括地说，这种转化是由这样两个方面的矛盾促成的：一是涉及过时的扎根理论观念与回归与否的实际感情、态度间的矛盾；二是对城市和农村的双重性情感矛盾——希冀着重归又欲躲避的城市，苦难的炼狱与可避难的乡村。第一方面矛盾的展开与解决，把传统的知青主人公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需要、克服生活和心理困难在农村扎下根来的讲述，转为去留乡村属于自我选择的新型讲述。这种转移一方面掩盖了知青大返城的风波，迎合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体制意识形态继续想以传统的扎根话语来安抚知青的意图，另一方面又与第二方面矛盾的转化一起，促成已在一九七九年就出现了的“准知青回归型”作品(如《这里更需要》、《回城》、《车到分水岭》等)向《本次列车终点》这种成熟的回归型作品推进。
　　无论是知青伤痕题材还是扎根话语的演进，都涉及到了文学审美大自然的发现这一问题(如梁晓声的“满盖荒原”，张承志的“内蒙大草原”，孔捷生的“大林莽”等)，而且当年这种发现曾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可喜收获，对其相对负面性的评论，也只是批评作者或主人公的海明威式的逃避情结。而《主体的塑造与变迁》则在对《火的精灵》、《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品细读的基础上，又细致解读了《大林莽》，发现了隐藏在知青审美大自然建构中的一种三人关系结构，它既构成了这些作品基本的人物关系结构，更与福柯所揭示的“全景敞视”监狱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这种三人结构关系，“不仅具有福柯所揭示的由启蒙主义开启的现代规训社会的全景敞视性，又具有古典君主制的权力的炫耀性，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全封闭的、巨大的瘟疫恐惧症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种体制相互作用巧妙配合而构成的社会。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体制的特殊功能不在于清洗人们的心灵，而在于让人们自动地向领袖、向组织、向社会敞开自己的心扉，让规训的目光、惩罚的恐怖，直达每一个个体最隐秘的空间。其彻底性是西方启蒙理性所建立的规训社会根本无法比拟的”。
　　通过重读被遗忘或被记忆的文学文本，固然可能重新梳理出被无意识地记载下来的知青主体诞生的文学轨迹，但是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恰恰是由梁晓声、张抗抗等人构成了知青文学主流派的代表，而不是同为老三届的北岛、郭路生等“今天诗派”的诗人们？难道说这只是不同个体参与不同历史活动的偶然结果吗？《主体的塑造与变迁》回答了这个问题。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作者认为，从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到拨乱反正结束，中国经历了一场借用“文革”式政治-文化运作模式反对并告别“文革”的文化革命。正是通过对这场反“文革”文化革命赖以展开的复杂意识形态结构关系的分析，作者发现当时梁晓声、张抗抗、张承志等这批“老三届”人，正处于传统体制集团(“两个凡是派”)、“老革命家”集团(以胡耀邦、邓小平等为代表)和知青群团(以策划并参与知青大返城运动的“老三届”知青为核心)所形成的三角结构地带。从他们与每一个集团的本身关系来看，这种“三边”地区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的放逐之地，可是以三个集团的结构关系来看，又意味着是矛盾的纠集地，是当时新的文化领导权集团正在展开的新的文化革命的中心战场之一。这样，他们的多种边缘性身份反倒成了一种可能的中介优势，使他们得以以知青群团为依托，以对传统“文革”体制的疏离来为新体制的形成编制意识形态话语，并在这正在形成的主流话语中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
　　从这里的简要介绍中读者可以体味到，该书进行的不只是知青文学考，也是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演化史考；在这个意义上知青文学不过是它的一个代表性切样而已。正是基于这一反思视野，《主体的塑造与变迁》在最后设置了一个万余字的跋，以张承志为个案，对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某些重要的特点与活动，做了提纲挈领式的分析与批评，意在加强此书的当下性和批判性。但也正是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仍然属于对知青文学的过渡性历史化的考察，而更为超脱、更为长久性的阐释，恐怕要等到中国完成了正展开的社会转型之后吧。
　　二○○一年十月于暨南大学
　　(《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一九七六——一九九五)》，暨南大学出版社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