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语言的悲剧性

　　语言，它的悲剧性发源于这样两件事实：一、我们使用语言，为的是交往。语言交往的目的在于传递信息，传递交往者打算传递的真的和假的信息。对言语者自己而言，信息交往的多重目的之一，是通过对话澄清世界的真相，也就是所谓“大众分享着的，只能通过对话揭示自身的逻各斯”。在真实世界面前，我们都是盲人，我们需要与其他盲人对话，才可能知道真实世界。这一行为学和认知学基本原理，从米德的“主格的我(I)”与“宾格的我(me)”的对话理论，到布鲁默的符号交往主义社会学及高夫曼的“角色与剧场表演理论”，再到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已经被反复交代过。一言以蔽之，为了在社会里找到我们各自真实的“自我”，我们热情地投入到语言交往中去；二、比上述事实更早被思想者意识到的，是语言对语言者初衷的背叛。姑且不提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人们如何看不起异化了人类面对面交往的“文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明确指出语言具有一种颠覆真理的本性。因为每一言说者都必须借助“概念”才可能告诉他人所说的是什么，而概念总是把言说者感受到的“第一真实”的丰富内容抽象掉，才可能成为“概念”(名词)。所以，我们每个人为了要说我们各自所感受的世界而不得不为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命名，让“命名”扭曲了我们的世界。至于我们说出来的这些“概念”可以让听我们言说的人联想出多少我们自己感受到的，那要依赖于社会交往的博弈结果。
　　在最真诚的意义上，谎言只是真诚的误解。青年维特根斯坦曾经在奥地利一家小学当老师，在那里，某一天，他打了一位不听话的女学生的脸。不仅如此，他还在那位女生报告校长之后，断然否认了这一粗暴行为。许多年过去了，从战壕里走出来的中年维特根斯坦，突然紧急通知密友们，要求他们听取他的“忏悔”。他的朋友们在伦敦一家咖啡馆里听取了他的忏悔——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这件打女学生扯谎事件。他的朋友在回忆这次颇令人尴尬和恼怒的听取忏悔的聚会时指出，那件小事显然纠缠了维特根斯坦许多年，谎言遮蔽的不仅仅是真相，谎言遮蔽的是自我面前的真实。维特根斯坦误解了他自己，他以为他可以蒙骗自己，让时间证明那次扯谎微不足道。
　　海深义是一九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另外两位是现在被好莱坞(“美丽的心灵”)捧红了的纳什和德国人希尔腾。他们的贡献是把博弈论带给了经济学。一九九八年我去访问海深义的时候，知道了他在布达佩斯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题目：“谬误的逻辑结构”。他告诉我，在哲学史上，很少有人分析谬误的逻辑结构，难道谬误也可以是逻辑的吗？这问题不错，仔细回味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和“极端经验主义”，不难体会出其中包含了真理的味道同时也包含了谬误的味道。“零度写作”，语言在真与伪之间保持着中性的“零度”，罗兰·巴特或许有几分道理呢。海深义还告诉我，偶然地，他从马克思《资本论》里找出来一个例子作为谬误的逻辑结构的诸多案例之一，从而构成了他在匈牙利的“思想罪”，被从哲学园地放逐出去，穿越沼泽，辗转四十年后，也算是不小心吧，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样，我就引出了新闻记者坎贝尔先生二○○一年发表的这本著作，题目是《扯谎者的故事——“谬误”简史》。其实，坎贝尔叙述的并非“历史”，他似乎是从两千年历史里面拿出许多故事来“注释”他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隐约可见，大致仍是詹姆士说过的，既然真理不再是惟一的，那么就让“真理性”演变为“有用性”吧，就让尼采的绝望的“求真意志”演变为达尔文的充满希望的“适者生存”吧。
　　当然，一个命题的“有用性”是通过它与其他命题的有用性之间的竞争揭示给我们的。“物竞天择”，这类似于波普的“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更接近弗里德曼为芝加哥学派炮制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方法，假设(命题)的解释力越强，它就越有用。所以弗里德曼说，在相互竞争的许多假设中，关键不在于哪个假设更切近现实，而在于哪个假设更能够解释现实。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或许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行得通，因为“科学”的观测对象已经先定地提供了某种“主体间客观性”。杰文斯参照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来预测经济波动的周期，尽管隐含的假设显得荒唐，但只要预测准确，就能够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一个席位。你问问那些玩股票的老百姓，哪个不带点儿迷信色彩？对他们来说，阴阳烛图谱也罢，艾略特理论也罢，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您就告诉我明天是涨还是跌？
　　但是许多命题的“有用性”难以获得主体间客观性，例如关于审美感的种种陈述。还有些时候，甚至经常地，我们宁愿相信美丽的谎言，也不愿相信冷酷的真理。例如，我会告诉我的医生，别对我说我患了绝症，我根本不想知道，我不打算面对绝望的真理，让我脆弱的意志从我脆弱的生命中乘机溜走。也出于这类心理因素，我讨厌医院，我拒绝医生的“说教”，我憎恶一切挂着“诊所”招牌的机构。
　　当整个社会都愿意相信谎言的时候，也难怪，他们要杀死“花喇子模信使”。说“语言处于真伪维度上的零点”，那简直是美化语言，奉承语言，几乎就是谎言。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或许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谎言构成的，是为了说谎才建构出来的。
　　在文明民族的语言里，说谎是一种真诚的伪善，是礼貌的粗暴，是热情洋溢的冷酷。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类语言，是因为我们“文明”，是因为这类语言之于文明犹如“阴阳烛”图谱之于股民那样的“有用”。
　　人类学家说，我们从语言习得文明，习得理性，习得传统智慧。福柯认为“此在”之前，先有“语言”，本体的语言借助我们言说它自身。埃及创世神话里说，青鸟“比奴”长啸于混沌之水，天地初开，大神“Ra”因为在虚无中呼出了自己的名字“拉”，得以创生，万物相随。大约第十九王朝的时候，大神“拉”被新兴力量“阿蒙”取代，融为一体，后世合称太阳神“拉蒙”。这段神话意味深长，说穿了，自我意识始于语言交往。
　　正因为人类要从语言交往中探询自我意识，俄狄普斯的悲剧遂演变为语言本身的悲剧。初生儿的哭喊，只是“自我意识”的开端，从这一“自我中心”的前提出发，通过社会交往，特别是通过对话，他逐渐习得真实世界里其他的“中心”以及这些中心之间的人伦秩序。发展心理学家把这一过程称为“theory of mind”——儿童逐渐承认他人和自己一样有独立的心智和意志。
　　在真实世界面前我们都是盲目的人，语言从其他盲人口中说出，对我们产生影响，不断重塑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图景。如维特根斯坦所论，没有一种语言，它的词汇的含义可以离开社会博弈的场景而孤立地加以定义。台湾人喜欢嘲笑大陆中国人称呼自己的配偶为“爱人”，多数台湾人从来不知道这一称呼的文革史以及前文革史的微妙社会含义，正如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人不会理解今天大陆社交场合流行的称谓“小姐”的微妙社会含义一样。
　　权力，来自四面八方的权力，微妙地重塑我们语言的含义，并通过语言重塑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时光流逝，世故取代了童真，成年人的理性成为我们参与社会博弈和分享各种收益的前提。“成功”被媒体——现代语言的大染缸，贴上流行的标签——教授、博导、市场和官场里的新星，然后被四面八方的权力推动着，灌输给孩子们——尚在探询自我的俄狄普斯，为那最终的和原初的受难做了准备。
　　个性被放逐了，个性被语言放逐了，因为一方面它只能借助语言看到它自己，另一方面它无法在语言里看到它自己。语言也被放逐了，个性化的语言被社会化的语言放逐了。为创造意义，我们使用语言，使用具有特定社会含义的语言。行为艺术家明白，在特定场景中，即使把猪交配的声音录制下来，也是具有社会含义的“语言”。当然，行为艺术家也明白，一旦意义找到了语言，它就一定要被语言阉割，阉割到面目全非、意义消失，阉割到连艺术家自己也丢失了意义。
　　为什么世界上最肤浅的问题总是由节目主持人首先提出来？难道他们就因为肤浅才当上节目主持人吗？难道节目必须足够肤浅才吸引观众吗？难道观众只为追求肤浅才打开电视机吗？不管你怎么解释这类现象，我的解释是：在社会博弈的均衡格局中，成本最小的语言交往必须由那些具有最高“确定性”的语词构成，而那些歧义最小的语词，同时恰恰也是最无意义的语词，它们听上去味同嚼蜡，无法激发思考，也不会犯错误，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生命。
　　如卡尔·萨根一样“家喻户晓的学者”，哈佛生物社会学家威尔逊在《新的综合》结尾处这样解释同性恋基因：尽管从个体理性角度看，这类基因载体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但或许古代生物的某些群体，在生存竞争过程中发展出了对同性的特殊需要，这类自己没有后代却帮助别的个体更成功地繁衍后代的合作伙伴，它们的基因于是对群体具有了价值，并且通过群体的扩展而长久保存在基因库里。物种演化是群体选择的结果而非个体选择的结果，这里需要建构的，是某种“群体理性”。
　　坎贝尔从达尔文的伦理观点开始叙述“谎言”的生物演化史，又以生物演化的实用主义观点结束他的叙述。欺骗行为——以及靠制造假象获取收益的理性能力，早通过数亿年地球演化史融入了我们的本能。生物博弈的理论家梅纳德·史密斯指出，演化均衡策略(ESS)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采取不同策略的群体在资源竞争方面保持稳定的力量对比，类似“共生演化(symbioses)”的物种，谁都不会强大到把对方完全灭绝的程度。威尔逊说，人类卵子与精子的体积之比是八千一百，况且女性一生约产四百个卵子，男性则每次可产数百万精子。资源配置如此不平等，男性只付出女性的百万分之一的努力，却和女性分享同样概率(百分之五十)的子代基因。因此男性基因的繁衍策略倾向于“乱交”，而女性则需要谨慎则偶，利用各种信号，筛选出那些能够保护和耐心抚养其宝贵“人力资源”的男性。经过计算，这一演化博弈的ESS策略是：对女性不忠诚的男性不能超过八分之三，对男性不忠诚的女性不能超过六分之一，在这一“欺骗”限度之内，人类基因得以稳定繁衍。
　　不同于威尔逊的科学计算，坎贝尔考证了“谎言”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理性从柏拉图开始便带上了自杀倾向，因为它把一切“现象”都看作假的。为要保持健康的心理平衡，希腊人必须借助六年一次的醉酒仪式——狄奥尼索斯崇拜，来消除理性的毒害，缓解人类的“慢性自杀”。从酒神崇拜，尼采看到了艺术和悲剧的影子。
　　现代生命陶醉在“现象”里不愿自拔，刘小枫说这是“肉身对逻各斯造反”。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这遭到反抗的“逻各斯”，指引我们人类种群成功繁衍。“谬误”固然应当对“真理”造反，否则生活就太枯燥了。但造反若超过了ESS规定的限度，整个种群便要灭绝。洪水降临的时候，罪与罚依然要加给“沉重的肉身”。
　　人类因语言而成为人，人类因语言而有了悲剧。
　　(Jeremy Campbell，The Liar's Tale——A History of Falsehood，W.W.Norton，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