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名校的美丽心灵

　　二〇〇〇年，美国作家西尔维亚·娜萨写的纳什传记的中文本以《普林斯顿的幽灵》为名上市时，反应平平，关注的人并不多。二〇〇二年依据该书改编的电影《美丽心灵》获得四项奥斯卡大奖时，改用原名《美丽心灵》再次印刷的书迅速走红——据说书商们拿着现金在出版社排队取书。奥斯卡奖的含金量的确高。由一部电影把这部本来不会畅销的书推向热销是一件好事，因为《美丽心灵》的确是一本好书。
　　《美丽心灵》一书写纳什这位数学天才从事业辉煌到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折磨，再到恢复正常，获得一九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历。这本传记写的主人公是纳什，但作者娜萨在扉页写的却是“献给艾利西亚·埃丝特·拉德·纳什”，即纳什夫人。题目为《美丽心灵》，也许不是指纳什本人心灵美丽，而是指他的夫人艾利西亚心灵美丽。艾利西亚的确有一颗美丽心灵，没有她诚挚的爱与关怀，纳什难以康复，更别说诺贝尔奖了。但纳什成功与康复的大环境是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广阔的胸怀与宽容的精神也是一种美丽心灵。
　　纳什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在这里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在纳什患病期间，也是普林斯顿接纳了他，并给他以关怀和帮助。普林斯顿是学者心中的圣地，这不在于它有钱，也不在于它有大师，而在于它有一种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说，名校要有美丽心灵。普林斯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院发展成一座名校，离不了钱，也离不了大师，但最关键的还是离不了美丽心灵。
　　普林斯顿大学前身是长老会教友一七四六年创办的新泽西学院，一八九六年才改为现名。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致富的浮躁心态弥漫着整个社会。人们重视的是能立竿见影地发财的实用技能，即所谓“美国佬的发明才能”，而不是科学。在这些粗俗的美国人心中，纯粹数学、物理学这类科学是毫无用处的。所以，当欧洲已有相当发达的科学和世界级科学家时，美国仍然轻视科学。与此相应，普林斯顿虽号称大学，实际上是一个“下等地方”、“大龄预科学校”。一个美国数学家在普林斯顿每周要给本科生授课十五至二十学时，内容只相当于高中数学水平，工资低廉，也没有学术研究的机会和积极性。哈佛、耶鲁等当代名校情况也大致如此。
　　使普林斯顿在短期内成为“宇宙数学中心”的是有识之士对科学的重视。一九〇三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后任美国总统)担任校长，决心把普林斯顿办成一所真正的大学。他接受好友范(Henry Burchard Fine，普林斯顿的数学系大楼正是用他的名字称为范氏大楼)的劝告，开始招聘科学家。使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是金钱。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钱是办不成好大学的。
　　当时美国的巨富洛克菲勒家族不满美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坚信“不促进科学发展的国家不能自立”。而且认为，与其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让穆罕默德到山那边去，不如把大师请到美国——把山移到这里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智囊罗斯(Wickliffe Rose)到欧洲招贤。该基金会向包括普林斯顿在内的三所大学提供巨额资助。普林斯顿用这些钱按欧洲模式设立了五个薪水丰厚的研究教授职位，并建立了用于资助在学与毕业研究生的研究基金(纳什就是获得这个基金会的资助进入普林斯顿的)。另一位富翁班伯格(Bamberger)兄妹在经营商业发财后出资建立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和研究院成为美国科学界的双星。
　　依靠这种雄厚的资金实力，普林斯顿请来了匈牙利科学天才冯·诺伊曼、物理学家维格纳(一九六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逻辑学神童哥德尔、德国数学界领袖外尔等大师，并招收了纳什、米尔诺、库恩等一批以后做出卓越贡献的天才学生。
　　有了钱才能请来大师，有大师才能称为大学。钱和大师是办一所好大学必不可缺的条件。但仅仅有钱是不够的，因为钱并不是吸引大师的惟一条件。要吸引大师并使大师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有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我所说的名校的美丽心灵。
　　其实欧洲大师们之所以离开他们习惯的欧洲，到被认为有点野蛮的美国，起重要作用的还是美国与欧洲的气氛不同。尽管许多大师认为欧洲文化要发达得多，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排斥犹太人的气氛下，对许多犹太科学家来说，美国起码比欧洲要安全。美国的整体环境是尊重个人自由。这种大环境是吸引大师的因素，也是造就普林斯顿美丽心灵的背景——没有社会宽松的大环境也不会有大学的良好小气候。
　　一个好大学的美丽心灵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独立的研究精神、自由的探讨气氛，以及宽容的人生态度。这种概括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普林斯顿的实践。
　　当时纳什所在的数学系主任莱夫谢茨(Solomon Lefschetz)高度重视独立思考和独创精神。对于教授，普林斯顿和出资的基金会并没有下达具体研究任务，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那种看似十分无用的项目，诸如拓扑学、代数学、数论、博弈论之类。对于学生，莱夫谢茨不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专业人士，而是要他们成为有创见的一代大师。所以，学生可以不上课，更不用把教科书作为圣经，分数只是满足那些讨厌的教务长的“把戏”。换言之，对天才的教育不是按部就班，因为因循守旧的教育方法会扼杀他们的原创力。
　　不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数学系对这些天才学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天下午必须参加午茶会。午茶会实际是讨论会，教授与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这种讨论完全是自由的，教授与学生在学术上是平等的，可以互相争论，甚至吵得一塌糊涂。该书指出“普林斯顿对待研究生的方式既有全面的自由，也有催促成果的沉重压力”。这种精神就体现在讨论班上。自由争论激发天才们的思考，不同的见解往往会碰撞出新的火花。这种自由与压力结合的气氛“最适合纳什这类有数学家气质和风格的人，为其创造了最惬意的气氛，有助于激发他的天才的第一次闪光”。纳什的成功正在于普林斯顿的这种气氛，“纳什的好运气——如果你把它叫做运气的话——就在于他登上了数学舞台，来到一个切合他的独特需求的地方”。他在数学上包括博弈论中的成就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这也是普林斯顿以后出了一批大师级科学家的根本原因。
　　其实我国也并不是没有天才，一些名牌大学当年招的少年班学生中就不乏天才。但这些天才以后大有作为的并不多，恐怕关键在于教育方式。我们经常讲因材施教，实际上往往用一种方式教育所有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有由浅入深的教育规律，要循规蹈矩地学。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像大工厂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一样，缺乏创造力和特色，可以作为很好的专业人才。社会也需要大量这样的人才。但科学的创新需要有天才。这种天才当然是很少的，但要用特殊方法教育，否则会断送了他们。印度大数学家拉马努金在常规教育之下由于不及格而退学，只好当了五年家庭教师，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作出了震惊数学界的发现。牛津大学大数学家哈代认为拉马努金的悲剧在于“天才受到误导”。
　　要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因材施教，要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需要的是鼓励学生的独立精神和原创性。实现这种目的的方法是大学学术自由的气氛。大学是一块自由的学术圣地，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有繁荣的科学文化之花。
　　与自由争论相关的是宽容的态度。也许是一种巧合，普林斯顿在二十世纪以后兴起时，也是北大在蔡元培先生主持下最辉煌的时期。这两所当时并没什么往来的学校都有一种自由与宽容的气氛。宽容的北大既有封建遗老辜鸿铭、新文化旗手胡适，又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这些人无论政治态度如何，都在学术上为北大增色。没有一种宽容的气氛，这些人哪能相处？如果他们天天“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哪有学术可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个性，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共同办好一所大学。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一个整体团队前进的保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宽容作为名校美丽心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普林斯顿吸引了许多世界级大师和许多天才学生，其中不乏犹太人，也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不乏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有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也有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信仰。特别是，天才往往有个性(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才与疯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纳什实际就是一个个性怪僻的人。他有同性恋倾向，又相当难与人相处，偶尔也给别人搞点恶作剧。他敢于与爱因斯坦这样的巨人争论问题(爱因斯坦认为他太缺乏物理学基本知识，对他说：“你最好还是多学一点物理，年轻人”)。纳什尽管由于个性而不讨人喜欢，但“一直受人尊敬”。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莱夫谢茨，以及另两位大牌教授斯廷罗德(Norman Steenrod)和塔克(Albert Tucker)并不因为纳什的个性而排斥他。塔克认为纳什“非常聪明，具有独创精神，只是相当古怪”，但“他的创造能力……应该使人容忍他的古怪”。莱夫谢茨和塔克还力排一些人对纳什的非议，为他争取到了奖学金。应该说，没有这些前辈的宽容和支持，纳什是无法作出学术上的贡献的。正是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中，纳什度过了他一生中学术上最美好，也是最有创造力的时光。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纳什在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发作、几乎完全失去工作能力时，他普林斯顿的朋友们仍然以博大的胸怀关心他，尽可能给他以最大的帮助。他的朋友为了让他既能治病又有收入，安排他到一个诊所治病，并作为统计员参与该诊所的研究项目，并努力为此筹集资金。一九六四年已成为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的米尔诺还决定为纳什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数学家兼讲师的职位。一九七八年，他在普林斯顿和兰德公司时的老友沙普利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数学奖——冯·诺伊曼理论奖。正是在许多人真诚的关爱之下，纳什在九十年代之后逐渐恢复正常。
　　对纳什这种病的病因和治疗的研究至今仍没有什么重大突破。这类病人中有一些是经过一段发作之后自愈的。但我想，无论什么原因，普林斯顿接受纳什这个幽灵，普林斯顿师友们对他的真切关心，他妻子对他的爱和保护，无疑是他康复重要的外部环境。没有这一切就没有纳什在诺贝尔授奖大会上和在乌普萨拉大学演讲时的风采。
　　宽容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海要足够大才能容百川。普林斯顿就是这样的大海，这就是普林斯顿那颗美丽的心灵。
　　读《美丽心灵》时，我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办一所中国的普林斯顿？人们说，有钱才能办好大学，中国大学缺钱。但有钱就能办好大学吗？为什么世界最好的大学不在科威特、阿联酋这类富国？我们的政府也十几亿地向重点大学投资，至今除了这些学校所有人收入都增加外，还没看到其他效果。看来办个好大学没钱是不行的，但钱不是万能的。钱堆不出好大学。
　　人们经常引用梅贻琦先生的话，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当年的清华的确是靠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李济这四大导师带起来的。没有大师当然成不了好大学。但一些大学纷纷在引进诸江学者(有长江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等称号，故称“诸江学者”)，又起了多大作用呢？在一个以官本位为中心的学校中，大师的作用能有多大呢？当教授的地位远远不如一个房管处长或教务科长，甚至连一个办事员也敢斥责教授时，再大的名师在名利场上能敌过官吗？体制不变，大师是没用的。当年清华大师们有用就在于实行“教授治校”。
　　其实钱也好，大师也好，只有在一种有利于教育的制度之下才能发生作用。有了这种制度就可以培养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真正有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气氛和宽容之胸怀，这时才有名校。正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名校需要美丽心灵。
　　钱已经到位了，大师也请来了，如何塑造美丽心灵呢？我劝每一个关心中国大学教育的人读读这本《美丽心灵》。
　　读完这本书还要感谢校译者王则柯教授和王尔山父女所做的奉献。这本书是不好译的。这是一本传记体文学著作，原作英文写得相当灵活，又涉及到数学等专业知识。王氏父女译的中文本可以说实现了“信、雅、达”，读起来通畅。在中国，译书比写书还难，笔者也译过几本书，深知其中甘苦。但译书又不受重视，不能算作学术成果，稿酬又低。其实译一本好书比七拼八凑地写一本所谓“专著”要难得多，也有意义得多。一所好的大学，要有优秀研究与教学人才，也要有优秀的翻译人才。把重视译书和翻译人才也作为名校美丽心灵的一部分并不为过。当然，这不是娜萨《美丽心灵》一书所说的，是我的发挥而已。
　　(《美丽心灵：纳什传》(上、下册)，西尔维娅·娜萨著，王尔山译，王则柯校，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二年三月第二版，定价：3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