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本大书厚葬摇滚先生

　　中国的摇滚乐迷，怕有一大半是受了王晓峰和章雷的启蒙。当年，两位先生的《对话摇滚乐》在《音像世界》上连载(一九九二——一九九五)，被众人逐看的情形大概只能用洛阳纸贵来形容。《对话摇滚乐》留下了两大后遗症：一是摇滚乐迷几乎人手一份地把它当成了唱片购买指南，在各城市成吨成吨的舶来塑料垃圾中小心搜寻着它提到的作品；二是全国各打口店的老板，均把它作为进货的依据，凡《对话摇滚乐》中提到的人物，必标高价。有一则趣事是：王晓峰有一次看中了一张No Wave(无浪潮，纽约的一股摇滚思潮，依我的意见，译为“反潮流”或许更棒)的唱片，一问价，四十大元。老板还拿出《对话摇滚乐》有力地一挥：看看，上面介绍过咧。
　　现在想来，《对话摇滚乐》应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摇滚乐的著作。在国人对摇滚乐的概念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在一些写作者还只能拼凑一些资讯类小文的时候，这两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异人，竟平地拔起了一座大山。并且，摇滚乐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技术和意味，该文都涉及了。几年后，一直到二○○○年，大陆出版的有限几本摇滚介绍书籍，无论从乐识、史实还是眼界、境界，竟仍然不能望其项背于一二。后来，王晓峰成了摇滚形式主义批评的代表，其文风尖锐笔笔见血，令一些中国摇滚名流无地自容；再后来，因为出语尖刻残酷搞笑，他又成了京城著名的“愤怒乐评人”；再后来，王晓峰与戴方互换笔名，让人不知道谁是谁；再后来，王晓峰和章雷都消失了，“江湖上再难听到他们的消息”。
　　早就听王晓峰说要出一本“摇滚乐辞典”，说起来还是一九九四年的事。一晃时间已过去六年，这本辞典一九九五年就进了印厂，几经毁弃，几经周折，到上了书架，竟已是世纪末。
　　“辞典”两大册，八百九十九页，一百三十六万字，取名《欧美流行音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内含八百多个条目，八百余张图片，单独列出的乐队(歌手)六百多个，涉及到的唱片没法数，想必会达到万数以上吧。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它的多，而是王晓峰的严肃态度。比如说其中的人名，全部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法语、葡语等“姓名译名手册”为准，地名和民族名则参照了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和《世界民族译名手册》。我自己写过书，知道这里面的艰巨和不寻常。
　　《指南》是数十人分工协作的劳动，参与编译和撰稿的人员有四十六人之多，要把这些不同人的不同译笔一一进行核实和校改，所费的工夫大概要十倍于写书的时间。但它的成效是巨大的，读这两本书时，虽然人物众多、名词众多、来源众多、参与编译者众多，但我并没发现多少此页此说、彼页彼说的情形。对摇滚乐队的译名，过去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者太多，此书力求考据，寻其本源，由此将这几年摇滚评介中出现的大量误译一一予以纠正。比如Dire Straits不是恐怖海峡，而是窘迫；Green Day不是绿日，而是青春日；Motorhead不是摩托头，而是摩托党；Take That是接招，INXS是过度，Laibach是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德语旧名，Jethro Tull是播种机发明家的名字，Husker Du的意思是“你还记得吗”，来源于五十年代瑞典的一项赌博游戏，等等等等。仅此一项，它的成就就非常了不起。扪心自问，这样浩瀚和繁琐的工作，我自己大概就不愿意做得。所以当我读着那些正确的“小知识”时，每每是在心里感叹，王晓峰啊王晓峰，你这是杀鸡用着牛刀呢！
　　我是敬重着这杀鸡用着牛刀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不知多少这样的成果。王晓峰是被我看到了，所以我还会感叹，而文化科学里大量的语言馈赠，对它们的“作者”，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更别说找到他们的姓名。比如我就不知道和弦、音阶、音色、交响乐、潜意识、神经、象征、形式、能量、原子、元素、基因这样的词儿，它们是从哪儿来，大概你也不知道；以后我们的下一代还会像我不知道谁翻译了“可口可乐”、“脱口秀(Talk Show)”一样，不知道王晓峰发明了“嘻蹦乐”(Hip－hop)这样的神译。而如果没有这些或准确或传神的译名，我们大概都不会说话。
　　这就是以严肃态度用牛刀杀鸡的意义，因为《指南》这类事物的存在，摇滚乐名词、摇滚乐队和人物的中文名称，可以更快地准确、统一、传播开来。当然我们知道，优秀语言的生成，是凭任何单人的力量都不可想像的工程，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王晓峰只是尽了他的力，当然也不会全对，不准确的地方也多着呢。比如Talking Head，就不应该是传声头像，而是脸部特写；公共形象公司(Public Imagine Ltd)这个译名，虽然字面看较准确，但对照该乐队的同名歌词，还是大众偶像公司更应题一些。
　　相对于当年的《对话摇滚乐》，《指南》更注重音乐和信息，它是十年来中国对欧美流行乐——尤其是摇滚乐的知识积累，并且是一个尽求有凭有据而非道听途说的积累。如果说它集了这多年来内地对西方摇滚评介之大成，我想这评价并不过分。欣慰的同时，我也有两个不满。
　　一个是《指南》的信息化。按理想的编法，目前的内容不是占九百页，三五百页足矣，而且可以更有力、更传神、更清晰，这是该书最令人不满的地方。《指南》的泡沫性内容太多，有用的见解太少。不是说充了水，而是它的很多内容，在音乐的认识上无意义，就像商业化的音乐出版对很多艺人的吹嘘和宣传毫无意义一样，那些鸡毛蒜皮、分分合合与音乐实在隔得太远，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信息的泡沫。音乐辞典最需要的，是对音乐的传神描绘，和对音乐人的精神特征、艺术特征提纲挈领的把握，《指南》辑录了大量乐队和个人的履历，但在音乐的辨识、概括和评价上没有追求，或者是还没有力量如此吧。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时时发生了：读完某乐队某个词条两三千文，除了该乐队何时成立，哪些人参加，中间又有什么人出入，哪一年推出哪部作品，市场成绩俗还是不俗之外，这乐队到底有什么特点，它作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在流行音乐版图中处在怎样的位置等等，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是每一个辞条的情况，但却是相当辞条的情况。如果未来还有机会重修，我希望每一辞条的体例是这样：一章音乐评介，关于音乐、歌词、地位的概括、分析和评价；一章作品列表，包括名称、出版年代、销量、荣誉；一个括弧，注明生卒或聚散的年代。这样，《指南》中的现有内容，可在信息毫不损失的情况下篇幅浓缩一半，空出的位置，或让给摇滚乐史评唱主角，或增加更多的乐队条目。欧美音乐人物何止数千？对一本音乐辞典或百科全书的期求，是尽量能查到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物，显然，《指南》还不能满足这个显然是超越了目前认识水平的期待。
　　另一个不满，是《指南》的前瞻性的短缺。流行乐的发展太快了，一本九百页的指南，怎样才可能是最好的，我想，对新的聆听、新的大势能有所指引，应该是最好的。九十年代后，流行音乐有新的发展，它的最敏锐、最活跃的领域，越来越向电子、噪音、舞曲和世界音乐倾斜，听众的兴趣中心也在向这些方面聚集，而《指南》在这些方面的介绍是最弱的，即使有所涉及，也远远不能与实际中的重要性和丰富性相当；编者的关注重点，以及由此创建的结构布局，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视角，对应于那个时代的音乐格局：它在重金属、灵魂乐、传统摇滚乐上布兵较重，在电子音乐、世界音乐、工业噪音、前卫音乐上下力太轻，而这恰恰是新的听众最希望查询的内容，作为一本工具书，这是大忌。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并非编者失察，而是一本久拖未决的书籍所必然带来的问题。我想像了王晓峰和章雷的处境，然后发现，这主编者显然已经以最敏感的处理，给予全书以最聪明的补救。全书最出彩的，是数十条颇为详尽的流派、运动、潮流辞条，它们使这本百科全书在信息密度上大大地加宽和加厚了。迄今为止，这些运动或者潮流的辞条，在详实、权威、全面的程度上甚至超过不少中文专题文章，正是通过非洲音乐、另类摇滚、不列颠流行乐、独立厂牌、世界音乐、新时代音乐这些辞条，《指南》也在一定程度上握住了欧美流行音乐的现在和未来。而更早时期的流派、音乐名词、唱片公司辞条，则补充了中国乐评在美国黑人音乐和摇滚前代史上的不足，或描画了我们不明白的过去，或补充了一些我们经常忽略、但在音乐的发展史上绝对是重要的若干音乐线索、历史经脉，如纽约当地现象、嘟喔普、英国民歌摇滚、少女演唱组、硬核与鞭笞、器乐曲、爵士摇滚、洛杉矶诸乐队、英国电台、美国电视节目等等，不一而足。在开发中国乐评的大量盲点上，《指南》居功至高，虽然它的这些辞条来源于欧美已有的工具书，但仍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晓峰和章雷绝对不俗的视野和乐识。
　　自从《对话摇滚乐》问世后，时间才过去了不到十年。《对话摇滚乐》洛阳纸贵的年代，是摇滚乐作品甚至摇滚乐信息极度匮乏因而也极度珍贵的年代，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几年，我们就从一穷二白一步跨进了信息超度过剩的商业资讯时代。想想吧，互联网上随便键入一行小字就可以搜索出数以万字的资讯信息；想想吧，一个普通音乐爱好者——比如我，唱片收藏在几年光景里增加了四千张。还可能有当年的激动吗？还可能有狂扑到一页书上狂扑到打口带里的人群吗？更要命的是，艺术的商业化生产，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使唱片、书籍每日巨量产出，最可怕的还不是它让你永远不能穷尽的数量，而是伪感情伪音乐的产出数十倍于真实作品生成的那种速度级差。商业倾销所产生的强制消费狂潮，不仅使艺术稀释，使意识形态变得淡薄，更使严肃的艺术、严肃的思考、对深刻事物的关心失去了人气，渐渐走向人类视野的边缘。
　　所以，《指南》这样一本远比当年丰富十倍的著作，却不能像《对话摇滚乐》那样被人逐看，而是注定了走向冷清。所以，它不像是对这些年中国摇滚乐阅读热潮的推动和发展，倒更像是对这一过程终于走到末路的一个葬礼。所以我说，“两本大书厚葬了摇滚先生”。其实，中国对摇滚乐的评价和认识，压根儿还不算开始，压根儿还枉称破题，做的少着呢！但已有了休克、休眠、死亡的迹象。对王晓峰来说，两本大书已足够丰厚，无疑算是厚礼；对中国人来说，对摇滚乐这一值得深入认识、值得长久倾听——就像“五四”以来倾听外国文学一样的对象，现有的文字太可怜，区区两本《指南》，只能算是薄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