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战争与和平　绝望与希望

　　“亚洲交流(ARENA)”在二○○二年五月召开座谈会，邀请亚洲十五名学者参加，座谈内容包括：“九一一”的现实与象征涵义，趋势与挑战，希望的声音，面向未来。以下座谈摘要由刘健芝编译。
　　刘健芝(“亚洲交流”主席/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亚洲交流”成立已逾二十年，是一个促进亚洲学者交流研讨的网络，成员来自亚洲十五个国家，跨学科研究项目包括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金融经济、另类教育等。
　　我们组织这次座谈会，不仅是探讨“九一一”事件后亚洲各国的社会、文化、政治有什么变化，而且是审视我们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反思我们的定位。
　　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观点，发表的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期望这次交流能触发我们更严谨的思考，能引起对相关问题更广泛的关注。
　　Chandra Muzaffar(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文明对话研究室)：我想先从历史背景来看“九一一”。我认为不应夸大“九一一”的重要性，尽管它的重要性如乔姆斯基所言，是枪头对准了霸主本身。我认为“九一一”并不新鲜，以前也有自杀式袭击，有劫机，有各式各样的霸权和反霸权行动。“九一一”不同的是，劫机者用劫机来进行自杀式袭击，而美国则以恐怖主义作为罪恶象征，取代了冷战时期的罪恶象征——共产主义。美国霸主不过是借此掩饰它自己的操控世界的企图。对亚洲来说，美国部队重新登陆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长期战略的重要一步。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民众如何回应这个新形势？我看不到伊斯兰教徒有其策略(自杀式袭击不能算作策略)，左派进步力量也不见得有什么对策。
　　武藤一羊(日本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研究会)：
　　我们要设法理解究竟现阶段只是历史上过眼云烟的一页，还是属于一个持久阶段，带有某些特性，需要我们面对及转化。
　　二次大战后，美国霸权主义通过联合国、布雷顿协议等体现出来。但冷战下的两个对垒阵营把美国一统天下的梦想打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霸权实际上首次在全球伸延。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新的全球格局。
　　在日本，我们面对的迫切问题，是日本国家被重整为有实际战争能力的国家，手法是违宪地派遣日军参与印度洋的战争。尽管违宪，但挟着打击恐怖主义的道德声势，竟没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Abdul Nayyar(巴基斯坦伊斯兰堡Quaid－i－Azam国父大学物理系)：以往，国际社会高谈民主人权，但这一年来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民主人权只是相对重要的，可以为了其他目的一股脑儿丢掉。“九一一”之前，美国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要制裁巴基斯坦的核武计划，但“九一一”后，当所有人都要表态站在美国友方还是敌方时，巴政府宣布支持美国，于是所有过去的指控都一笔勾销了。
　　巴基斯坦最近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例，让政权可以对异议者扣上恐怖主义帽子，无限期监禁。巴基斯坦最主要的两个运动，是无地农民运动和城市贫民运动；现在，反恐法用来对付他们，而国内外都不见对政权的批评。
　　Joseph Gerson(美国新英格兰“美国之友服务协会”)：我很荣幸是惟一非亚洲人士。“九一一”之后的两三个月，美国到处是“同仇敌忾”的标语，到处是飘扬的美国国旗。你们难以想像美国传媒如何口径统一，毫无异议。今年二月以来，开始出现变化，十五名国会议员发表公开信，指责总统无权把战争扩大到阿富汗之外。
　　在外交政策上，美国尽管强调把世界划分为亲恐反恐两大阵营，但实际上，“九一一”前的政策并无改变，例如把中国视为美国雄霸全球大略的主要障碍，因此美国的核弹仍然对准中国，美国在菲律宾和中亚建立军事基地，是延续包围中国的战略。“九一一”前，美国军事预算相当于全球九大军事支出国的总和；“九一一”后，又增加一千亿美元，达四千亿美元。
　　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次突袭，美国社会情况如陷严冬；再来一次的话，我们可以与美国民主吻别。
　　不过，美国社会不是完全没有反省或行动。四月二十日，十万人参加了华盛顿的和平抗议行动。不少美国人在“九一一”惊惶恐惧之后，愿意聆听，包括接受我鼓吹的“共同安全”观念，就是只要有不平等和不公义，社会就有反抗，有“恐怖主义”存在的危险；美国民众必须参与减少贫穷、不公义、歧视的斗争。
　　Conrad de Quiros(菲律宾《菲律宾每日评论》)：作为专栏作家，我最关注的是公众的取向。一九九二年，我们赶走了美国驻菲基地，但“九一一”后，竟有76%民意支持美军进驻棉兰老岛；美国的借口，是棉兰老岛有激进伊斯兰组织阿布萨耶夫游击队。另一个社会调查说布什总统有86%支持率，两倍高于任何菲律宾政治人物。
　　Max de Mesa(菲律宾教会关注被囚者协会)：菲律宾军方在三宝颜经济特区取得五十年租约，在当地设立丛林军事训练基地，侵占了当地原住民的祖地。我认为公众欢迎美军，不是因为亲美，而是美军带来“发展”与就业机会——修路、筑桥等等。同时，民众实在憎厌菲律宾军方与阿布萨耶夫游击队的密谋关系。菲律宾永远会存在“恐怖主义组织”，因为这是上佳生意利益，否则，为什么六千菲军、六百美军，十二连民兵，竟对付不了六十名阿布萨耶夫游击队员。
　　刘健芝：我们往往不知不觉中受传媒左右，传媒不报道的事情进入不了我们的眼帘。我们要学习不以量化的数字、不以传媒的故事来主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在课堂上问学生：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多少人死亡，一般答案是三千至五千人，大家只联想到世贸中心的死难者。但是根据联合国食物及农业组织的数字，当日有三万五千多名儿童因饥饿、疾病死亡，而且每日如是。我们为什么见不到这惨况？造成这惨况的是怎样的恐怖主义？“九一一”与这个恐怖主义有什么关联？
　　Aditya Nigam(印度新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九一一”后，很多人会说，拉登是你们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由此，我回想到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全球掀起今日称之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浪潮。两个事件对伊斯兰世界影响尤深，一是尽管有六万多长期驻扎伊朗的美军支撑着伊朗国王的王朝，但霍梅尼仍然推翻了伊朗国王。二是，两年后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美军支持拉登等对抗苏军。在这个历史框架中，我认为要再思考我们一贯接受的反帝国主义的理念，因为反帝阵营可以包括萨达姆、拉登以至各式左派力量，但不一定让我们发展出长远的、全球性的进步议程。我认为反帝理念不足的，是把全球问题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视野内，以致我们往往听不到民族国家内部的其他声音。
　　许兆麟(香港《文化社会研究译丛》)：我同意Aditya所言，如果我们只是从民族国家的框架来探索如何避免全球大战，是无法防止悲惨结局来临的。安全概念的重点是控制动乱，而不是创造让和平成为可能的条件。要控制动乱，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只能靠促进分化，把全球划分为交战状态的敌我阵营。因此，“安全”与“恐怖主义”相互促进。我想引用Ramsey Clarke(美国约翰逊总统时期的总检察长)的一句话：“真正制造全球最厉害的恐怖主义的，很少会被称为恐怖主义。我们常称为恐怖主义的行动，尽管从人道立场来看是可怖的，但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者的行动。”法国思想家法农(Fanon)甚至说，所谓恐怖主义的暴力，对于被压迫者来说是带解放意味的，因为这些行动赋予他们某种尊严或身份认同。
　　他们谈论的是在一地发生的恐怖主义。今天不同的，是所谓恐怖主义者的行动遍及全球各地。要面对这种新发展，我们要有新的安全理念，不是简单寻求控制动乱，而是要创造条件，防止憎恨与暴力繁殖。
　　相关的另一点，是要发展一种科技文化，让社会大众能对科技发展实行公众监管，才能避免战争。
　　李贞玉(韩国汉城大丘天主教大学社会学系)：“九一一”之前，韩国的民主运动有不少成果，包括促进了总统选举。不少民间团体反对经济结构重整，反对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和平运动的重点是反对美军驻韩，关注慰安妇问题。相对民主运动来说，和平运动受到较大钳制，因为政府把和平运动人士说成是亲朝鲜分子。
　　“九一一”发生后，以往零星的和平主义声音，变得壮大，我也感到诧异。互联网上可以见到非常直率的反美情绪，而且年轻一代竟然对伊斯兰教产生浓厚兴趣。我关心的是，以青年人为主的和平运动，如何与上一代参与的社会运动联系。
　　Chandra Muzaffar：在欧洲和北美，也同样出现要了解伊斯兰教的潮流。这令美国霸权主要面对的状况更为复杂了，它不能简单地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扯在一起，因为它们本国有为数庞大的伊斯兰国民——美国有八百万，西欧有一千八百万。
　　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内部面对的问题，是保守分子利用和煽动对立情绪。因此，有必要表述一个进步的宗教观，让宗教与世俗的各种进步力量、派别连结，对抗保守分子的两分世界——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的对立。
　　刘健芝：不少左派人士期望有强大力量可以抗衡美国帝国主义；苏联解体后，希望落在中国。“九一一”之后，中国国内有反美情绪；问题是，这些情绪是否质疑“追英赶美”的现代化大方向，亦即不限于对美国霸权的直观式反感，而是深究让美国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称霸天下的政治、经济、科技条件。
　　Abdul Nayyar：伊斯兰教并非是单一性的。不同的流派和社会有不同的思维和实践。有些并不寻求别人皈依本教，只关注本社群事务。有些奉行很严格的等级制，指令由上下达。也有些是不入主流组织形态的伊斯兰教，任何个人可以自称是神学家，解读教义并强加于人，我认为这类是最死硬、最不能接受异教徒的教派。巴基斯坦当然有后者，而反帝情绪会强化拉登类的强烈原教旨主义回响。
　　Aditya Nigam：在我的词汇里，“不入主流组织形态”这个词的含意，比Nayyar所联想的要正面得多。无论是不入主流组织形态的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都还未被民族国家的大逻辑收编，因而发出的声音也是多样的。至今为止，还未有人尝试塑造同一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信仰社群，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以西欧经验为典范——我们都知道意大利是怎样立国的，当时少于2.5%的人口说意大利文，是民族国家的逻辑把意大利推上建国之路。法国也大致如此。
　　我所说的民族国家的逻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为了寻求单一声音，恐惧非主流声音，于是欲求树立各种边界、领域，包括思维的边界、心智的边界。当我们今天谈论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其实谈论的是大规模人口迁徙以及伴随之的文化焦虑。但回想民族国家出现以前，不是有更大规模的跨洲越岭的人口迁徙吗？以往也有战争，一批统治者打垮另一批统治者，但以往战胜者不会像今天这样，要寻求更纯粹、更统一的领域，要用单一的声音代表整个民族国家发言，又不断要揪出内部的敌人。这是我们今天的民族国家的逻辑。
　　与之相关的第二个层次，是民族国家内被压抑的声音，往往要突围，寻求境外的支持，而不少这些境外声音却是我们忌为“帝国主义图谋”的势力，例如美国国会或世界银行。印度国内反对兴建纳尔默达河水坝的原住民部落，就成功让国际压力施于本国政府，让世界银行收回建坝贷款。另一例子是印度的贱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并不全力投入民族独立运动，而是不断与英国宗主国周旋，因为他们害怕英国撤走后，他们反而退回以往受奴役的状况。去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仇外主义与各类歧视”的大会上，十年来贱民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的问题成为大会关注的焦点。
　　我认为，我们要再思考这些横跨和交叉着多重身份、多种存在实体的越界行动和越界联盟。
　　Chandra Muzaffar：我以下说的，或许会被视为异端。我认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自杀袭击者显示了他们是有效的，短期是如此，长期则难说。这是弱者的武器，是弱者中的卑鄙者的武器，而他们选用的武器，刚好打在后工业文明最脆弱的一点上——后工业文明的标记正是环绕生活的自鸣得意。被打个正着的不是宏观层次，而是微观层次、个人层次，因而这个武器也更为有效和强力。我个人作为伊斯兰教徒，关注宗教被人摆布利用，我强调伊斯兰教义里是没有自杀袭击者的位置的，但因为它显示出是有效的，所以还会被用上。这是可悲的，因为短期内它会引致恐慌，会迫使强权寻找避难处，但长远来说，我不肯定这是符合寻求真正改变的人民的利益的，因为权力的架构仍完整无恙，华尔街不会因此崩溃，根本的经济关系也不会改变。
　　我担心的是，当自杀袭击者被视为殉道的英雄时，伊斯兰世界内反暴力的、寻求进步宗教观的人会更失去影响力。
　　Harsh Sethi(印度《Seminar》杂志)：举斯里兰卡为例，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由于泰米尔人的诉求被拒，好战的流派兴起，但它们不仅针对“敌人”发动自杀式袭击，也因其本身内部的专权架构而引起泰米尔社会内的恐惧不安。
　　现在，西方社会如何对待其他社会的做法，反弹回来。但是，让西方社会也不得安逸，是否大家便更平等一些了？昨天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炸弹袭击，前天一名荷兰政治人物被刺杀。巴勒斯坦自杀炸弹袭击者是否便可以说：“你们在西岸、在加沙地带从来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现在，你们在特拉维夫也别再指望在茶座安心喝咖啡！”
　　现在不少人会说，伊拉克的萨达姆曾是英雄，后来是坏蛋，但因为他被美国欺压，于是又变回英雄。我想指出，不仅其他人善忘，我们自己也同样善忘——只因这家伙被另一更坏的家伙打压，我们便忘记他亲手制造了怎样的恐怖。我们要警惕自己也是制度和主流价值观的合谋共犯。
　　Aditya Nigam：我不知怎样回应Chandra的提法——你把自杀袭击者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我觉得不安的，是尽管我们要增强中间地带，但我们提问题的框架，却正好强化了两端，使中间地带隐退。我认为，除非我们承认帝国主义与恐怖主义是相生的，国家支持的帝国主义恐怖与游击式肆虐者的恐怖是相生的，否则，日益减退的中间地带会继续消隐。萨达姆今天之所以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某种历史倾向，是因为早前的中间地带(可能包括左派)完全被摧毁。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许已记不起，中间地带的消灭，至少部分是由于我们把国际政治以至国内政治限于两极二分的思维提法。我们必须跳出这种二分法，甚至为此付出代价，以使中间地带可以变为坚固的阵地。
　　Joseph Gerson：我同意Aditya的思路。我记得有一个人叫做Mubarak Awad，被以色列政府赶出西岸，因为他提出在西岸进行甘地式的非暴力行动。以色列政府知道这个威胁更大于枪炮或恐怖主义袭击。我们要竭力寻找方法打破暴力的恶性循环，而不是助长它。
　　许兆麟：我认为自杀袭击很重要的一点是恐惧的元素。Chandra说它很有效，我不明白指什么。“九一一”袭击是否有效地让美国民众感到无力，看到死亡的真面目？如果指的是这个，那么我并不认为它有效，因为它的传播是通过电视和各种媒体，可是，“九一一”后电视呈现的影像，强调的是美国人民的无私，警察和消防员的勇敢，美国的团结强大。是否有效，电视影像起很大作用，而我们都知道这些影像受到怎样的操控。回顾越战，美国民众什么时候开始反战？是在传媒上看到美军尸体残骸，美国公众才真正感觉到死亡的冲击。我想政府已由此得到教训。我并不认为所谓恐怖分子和自杀袭击者可以怎样有效。这种袭击的另一元素是行动的保密，要求严格的等级指挥系统，和对直接参与者的社会生活的压抑。它对发展民主参与的空间是负面的。
　　我们刚才指出了民族国家问题的复杂性。民族国家传统的功能是照顾人民的利益，但现在许多民族国家的政权都抛弃了社会福利的承担。美国有霸权地位，不因它用枪指着各国政府，而是各国政府(特别是第三世界政府)代表的是一小撮精英阶层的利益，乐于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与全球力量合作。
　　现代化进程不仅是贸易、经济方面的，而且是对文化的大冲击。即使是伊斯兰文化，青年人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洪流冲击下，怎样维持同一的文化，实在难说。至于宗教神秘化借助的恐惧元素，所引发的无力感或不安感，是在心灵层次发挥有效作用的，它导致人们易于被动员、被俘虏。因此，我们不能只谈理性，而要处理深藏民众及其日常生活里的内心恐惧。
　　武藤一羊：我不认为为了事业可以采取这种非常破坏性的手段。但是，我也知道，促使年轻人走上这条路的是怎样的社会背景，是怎样令人绝望的处境。当巴勒斯坦年轻人身受极不公义的对待时，国际社会在哪儿？国际社会不对他们施以援手，而美国则可以任意对付它不喜欢的国家，例如挥军进入阿富汗。我们要睁眼看看今日完全不民主的国际架构。联合国、国际法则、联合国公约，全都不是一回事。今天已不是建基于互相争持的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而是新的帝国格局，是分不清战争与和平的情势。
　　Chandra Muzaffar：回顾苏联解体前的冷战格局(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因为全球有两大阵营对垒平衡，所以还会有回旋活动余地，第三世界也有可发挥的作用，有不结盟运动等。我觉得今天应鼓吹地区性结盟，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后，有人提出东亚经济核心联盟的想法，但在美国大力反对下，日韩都不敢支持，只有中国支持；现在才有些微进展。我也主张欧亚加强对话交往，抗衡美国独大。
　　Jeannie Manipon(“亚洲交流”总干事)：我建议讨论有什么力量可以回应当前形势。我认为要重新审视过去的观念，就是主张知识分子扮演道德力量、公众良心的角色。我想探讨这个角色是否正在消失，这个过程如何发生，这个过程的政治经济框架是什么。
　　Aditya Nigam：过去十年，在印度各地，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民间运动对政党政治产生道德压力。举例来说，一九九八年印度试爆核弹，政府和各政党(包括左翼政党)齐贺印度科学家的成就，只是在民间和平运动在街头发起大规模反核运动之后，一些政界人士才表示反对核弹，尽管他们仍赞成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能事业。今年二月在古吉拉特邦发生对伊斯兰教徒的残害事件后，一整个月内，只有民间组织上街抗议宗教屠杀，后来，在强大民间运动的道德压力下，一些政党才出来表态。
　　Joseph Gerson：在美国，当我们努力反对美国对中东国家军事介入之时，有朋友劝我，社会好战气氛强烈，我又何苦多此一举？但我坚信，假以时日，美国人民是可以了解时局态势的，基本的民主理念和人道价值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九一一”之后，我们协助死难者家属走在一起，组织“争取和平明天的家庭”，反对政府“以我们名义”发动战争、仇恨。他们甚至组成代表团，去阿富汗与被美国炸死人士的家属会面，协助他们入禀法庭，申请如“九一一”死难者家属一样获赔偿，并以此试图改变美国公众舆论。
　　我认为，我们应提出共同安全、自决自主、尊重不同文化等理念，作为不同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让人间希望的远景支持我们的行动。
　　梁兰周(韩国汉城圣公会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院)：我觉得，很多民间组织存在，有些未必有明确的政治定位，也不意图参选问鼎政权。一些右派团体或人士对民间社会甚有微言，我反而认为，是他们自己对新事物新形势缺乏了解，只是在旁批评，不愿参与其中，而且也没有方向、框架和价值观来领导新的运动。
　　我在英国有机会与一些左派联系，发觉他们愿意寻求民间社会与政府和政党对话合作，发展社区归属感等。但这些想法做法并不为韩国组织接受。
　　刘健芝：我们交流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做什么这个命题时，因为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活动空间，所以这种交流最有益的，是让我们参照不同经验，反思自己的问题。例如，Chandra问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不同轴心的势力联盟，以抗衡美国霸权，中日两国是否有可能联手带头推动亚洲力量的汇聚；这个问题引发我想到，我们迫切地要对历史经验做重新整理思考。
　　回望一个世纪，有不少努力(无论是自觉的、自发的，还是机缘造成的)要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苏联、中国、东欧、古巴)，但今天，这些努力大都被贬为“失败”，以致各国都在争取重入全球经济之内。可是，当年要脱轨的因素今天如何在作用？并不陌生的贫穷、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经济依赖、环境破坏等问题日趋严峻，要面对这些问题，不能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觉得太多知识分子关注政策问题。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而是，这是国家或政权容许、鼓励的合法空间，而主要的论述和想像是认同统治精英层的。尽管民生凋敝、不公肆虐，尽管知识分子理念上认同“先天下之忧而忧”、“服务人民，服务社群”的传统，但环顾知识界，不乏犬儒、腐败、无奈。也许，人们抗拒先锋主义和国家主义，但不见得同时批判精英主义，所以，知识分子与民众仍有很大隔膜距离。
　　如果我们引用葛兰西的理念作为起点——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哲人——那么，区分开占据某些社会建制位置的、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与被排拒于这些社会建制位置之外的、常被称为“人民”或“普通人”的人的，就不能是前者有智力，后者没有智力，而只能是各有不同的发挥其智力的活动。由此出发，可以指向所谓“知识分子”与“民众”共有的特征，作为联盟的共同基石。例如，两者都参与制度的运作，都多少协助制度发挥其支配操纵的功能，因而两者更有需要合作、批判和干预我们的共谋。
　　许兆麟：当我们谈及团结支持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地区性势力的层面，一个是社会的层面。我不反对地区性结盟，但这只需要几个非常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绞脑汁献良策。其余的人大可集中精神在社会运动上。两者是互补的。
　　前者要生产有创意的主张。例如，我读到斯蒂格利茨一篇文章，他严厉批判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然后解释美国市场为何会变得这么霸道——任何国家发行货币时，留的储备不是黄金就是美元，这导致美国不仅在贸易战上称霸，也在货币结构上称霸。他问，为什么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会不印发一个独立货币，这样可以让全球不再依赖美国。
　　有创意的主张是很必需的，它们未必得以实践，但至少能把核心问题揭示出来。至于寻求另类出路，我想我们要小心它们仅是响应当前的问题，还是有能力改变根本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另类方案不能光由我们面对的问题来界定。
　　Chandra Muzaffar：关于地区性联盟，我想澄清，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是由上而下的全球化，会为我们的活动创造一些空间，但我们侧重的，应是由下而上的全球化。
　　我也想指出，作为亚洲知识分子，我们应反省我们自身的心智被殖民化、被俘虏的问题。过去二十年来在亚洲冒起的强大社会运动——宗教运动，是我们没有参与也没有预见的。印度有右翼印度教运动，印尼、马来西亚有伊斯兰运动，泰国有佛教运动，这些运动都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可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些运动的兴起及影响力？对不起，我认为，我们都是“启蒙之子”——深受现代西方启蒙文化影响，因而不觉得宗教是重要的，也看不到亚洲传统历史与欧洲不同。
　　武藤一羊：即使说我们是“启蒙之子”，也不等于要拒绝启蒙文化。只要保持批判便可。我们身处今天的历史阶段，要根据我们的经验，将我们的文化和传统真正与其他文化和传统融合，而不是简单地把不同元素混杂。我们要抗拒的，包括“文明大冲突”之类的主张，也包括西方文化更为优越的主张。我们要联同亚洲内外最优秀的思想家共同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
　　许兆麟：我们需要严谨的、合作式的研究，结合宏观、微观、全球性、在地性的层次。如何进行合作式研究？由知识分子把概念抛给民众？如何让民众卷入实地调查研究？当民众卷入时，我们没有可能把理性与感性区分开来。所以我认为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很有启发性，他们能动员大量民众加入对本地资源状况的探测和本地社区规划的发展。
　　刘健芝：“九一一”让很多知识分子感到无力无能，所以才有“绝望”、“不可知”等词汇出现。但这也是一种机缘，让我们看到全球陷入深刻的矛盾，不得不求变、自救。一种做法是用本地化来抗衡全球化，是让我们脚踏实地、心存希望去做实际工作，去与民众共同耕耘——不仅是回应逆境，而且是正面建设生活。
　　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之所以可贵，是大批科学家、技术人员、专业人士、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全然排拒现代化的核心——科技，但排拒科技被金钱俘虏、制造毁灭性武器、制造毁灭性社会贫穷。他们要扭转这形势，要让科学为民众服务。运动带有甘地主义对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批判，所以，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发展乡村社区、地方经济的指导思想，并不是现代化的一套——发展城镇工业、让农民离土离乡、摆脱所谓“愚昧落后”状态，而是将科技、人力、物质资源，投入农业、乡村、地方的建设。这与中国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
　　喀拉拉的经验，也让我再思考知识分子的情操和定位问题：能否深入民间、长期扎根基层？能否不带殉道者的牺牲悲情，不抱教化“愚民”的精英心态？能否在发展新的社群关系时，努力孕育欣然付出互相信任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现代社会侵蚀得太厉害了。
　　Chandra说要反对贪婪的制度化。我认为承载被制度化的贪婪的洪流，同时承载着对美好社会、对互信人际关系的渴求。我记得捷克的七七宪章知识分子当年说：他们厌倦了对一切都厌倦的心态，所以要行动起来，促进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