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十年前的“历史叙述”

　　“我的大学时代”，是一段存在过的历史。
　　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对它会有不同的叙述。
　　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以此为题出一本书。编辑朋友向我约稿，也就是希望生活在二○○○年，又处于如此这般的思想状况、心理状态下的我，对当年的我做一次回顾与叙述。
　　而我却想起四十年前有过一本书，对这段历史已经做过一次叙述。那是一本用钢板刻写、油印的、未公开出版的书，是一九六○年大学毕业时，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十三班全体同学集体编写的《班史》。那也是当年的一个时尚：在党的号召下，人们纷纷编写工厂史、公社史、校史，以至班史，这叫做“历史的创造者集体书写自己的当下史”。而我们同学对此颇为热衷，一则这是党支部倡导、组织的(当时班级里的党支部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二则也是想为自己的青春时代留下一个痕迹。
　　于是，大学毕业后，尽管历经沧桑，我却把这本“书”保留了下来，它能逃过那场浩劫，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现在，它就放在我的面前——那是昨夜我从乱书堆里翻出来的。这是一个残体，缺页、字迹模糊……
　　我却从中发现了三段关于我的叙述。
　　第一段是全书第二章《战斗的洗礼——反右派斗争记》的作者(记不得是哪位同学了)对我在那一段历史中的表现的一个记录与评价。文章是在叙述反右以后的“红专大辩论”时提到我的。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双反烈火照亮了红专大道》一开始对“双反烈火”做了如下描述——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
　　一个星期以后，三月十日下午，北京大学大饭厅里震耳的口号声激扬澎湃，彼伏此起，双反誓师大会正在进行。在党委书记陆平同志讲话之后，是各系师生代表的发言：“大干特干，又红又专”、“红透专深为人民！”这是北京大学一万多师生员工的心声。
　　(一夜之间)全校贴出了七万七千多张大字报。从南校门到西校门，只见道路被大字报镶滚了边，墙壁被大字报贴得严丝密缝，翠绿的树林不见了，只见一串串挂在绳子上的大字报飒飒地响，整个大学似乎被大字报的海洋漂浮起来了。反浪费反保守的革命烈火迅猛地燃烧起来了。
　　“什么是我们学校最大的浪费？”大字报和展览会所提出的问题激动着我们，引起同学们热烈的争辩和深沉的思索。答案是不难得出的：我们辜负了党的教导，没有下决心把自己培养成党所要求的合格的人才，这是最大的浪费。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个人主义，我们不少人还被名缰利锁束缚着，拖着个人主义的车子，走着白专道路。
　　学校党委及时地把运动导向深入，号召大家放一把火，烧自己也烧别人，展开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
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
　　在二班的辩论会上，×××同志(注：在“×××”背后，可以隐约地看到“钱理群”三个字；也就是说，原稿上是点了我的名的，大概是党支部在审稿时将我的名字隐去，点名与不点名，称不称“同志”都是很有“政策性”的)说，我一心求的是学问，用自己的劳动，一步步走上去。我钻图书馆又不妨碍别人，况且我不追求吃好喝好，不追求洋房、汽车，而只求“一本书，一间房，一杯茶”，何以见得是臭不可闻的个人主义呢？
　　看，何其清高！
　　有人问他：“你说钻图书馆不妨碍别人，你为了节约时间，买电影票自己不排队，找别人带，甚至吃饭都叫同学带，这不是极端自私自利，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吗？”大家又着重地分析了他正是因为严重的个人主义，顽强地走白专道路，所以在反右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情许多右派言论，根本谈不上保卫党，这是完全丧失了一个共青团员立场的严重错误。他平时十分崇拜游国恩教授，正是游国恩，当他的助教沈天佑被划为右派时，惋惜地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日而为萧艾也。”
　　在这些事实面前，×××同志初步认识到这一条白专道路是丑恶的，是发臭的。
　　在《新兵上战场》这一章里，保留了我当年的一段日记。
　　一开头仍然是介绍“时代背景”——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教育方针的指示。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像春雷一样震动着青年的心。走出课堂，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实际中去学习，成为年轻人共同的心声。
　　这时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已经与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根据人大新闻系总支的决定，我们三年级学生被安排到《机械工业报》工作，直接到工业第一线去。我当时被派到山西太原矿山机器厂，一边跟班劳动，一边做新闻采访与报道。
　　于是，就有了这一章里的这一段记录——
　　让我们看一看太原矿山机器厂小组的钱理群的情况吧。从他的日记片段里，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与工人结合，开始迈步(入)劳动化的道路。
　　今天我第一次参加工人小组会。工人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工人们谈话时，我呆立一旁，完全插不上口，我发现，和工人们在一起，我感到急(局)促不安，和工人的关系有点僵，我遇到“群众关”了。……
　　按照党的指示，我到一个先进小组李克盛小组跟班劳动，和工人一样连续干十二小时，同时还搞宣传工作。工人们也忙得团团转，顾不上和我说话。可是我感到，大伙对我亲切多了。……
　　过年以后，小组的董师傅病倒了，我急忙赶到他家里去。他躺在炕上。他的老伴告诉我：“有天晚上，睡得好好的，老头子猛地从床上跳下来卷起铺盖就往外跑。我追上去问，他才说了话：厂里任务紧！前天回家一进门就病倒了。”可是董师傅却对我说：“我今年才六十四岁，还能干十五年活。毛主席说要十五年赶上英国，我心里想，我今年就要赶上英国！为了早点到共产主义，我为什么不卖力气？让我离开‘大家’老待在这‘小家’里，根本办不到！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旧社会我倒有个‘小家’，可像吊在树梢上的鸟窝一样，老鹰一来就全完了。现在这个‘大家’，就像厂里抡锤一样有力量，谁敢来招惹，一下子就把他的骨头砸碎！”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董师傅的话老在我的耳边响着。那铮铮作响的语言，那闪闪发光的思想，像一道电光照亮了我几年来走过的漆黑道路。不久之前自己还认为“劳动是苦事，把劳动当做生活的第一需要是不可想像的”，“没有小家，就没有天伦之乐，就空虚得很”。在董师傅面前，这些肮脏的思想是多么可耻和丑恶啊！下定决心，老老实实拜工人为师——这才是惟一的出路。
　　连我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思想感情开始了变化。我成了李克盛小组迷，有事无事总爱向小组里跑，有时做梦也想到他们。在一个温暖的夜晚里，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从前但爱书房静，
　　今朝更喜机床喧。
　　今日方知劳动贵，
　　忘却“小我”喜开怀。
　　从前只觉家人亲，
　　反动阶级难舍分。
　　如今小组得亲人，
　　开口闭口谈克盛。
　　小组好比一面镜，
　　天天对镜洗心尘。
　　一见小组心境高，
　　个人主义难存身。
　　夜深人静扪心问，
　　配不配做小组人？
　　痛下决心脱胎骨，
　　誓作工人阶级一小兵。
　　一九六○年年初，我们新闻系同学又被派往北京郊区，参加以“反右倾，鼓干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又到水利工地上劳动。我大概因为喜欢写点东西，就被安排在宣传队里。于是，在这本“班史”里，我也作为一个叙事者，来写《我们活跃在水利工地上》这一章。但这已是一种“我们”体的叙述，不再有“我”的故事，“我”被融入“我们”之中——
　　我们这支小小的宣传队战斗在沈家坟工地上，已经是第七天了。
　　沈家坟工地坐落在和平公社，工程的主要项目是一个全长二十四华里灌溉渠，经过和平、朝阳、中德三个公社三万民工的日夜苦战，工程已经接近完成。正在这紧要关头，下了几天鹅毛大雪，气温最低下降到零下二十八度。风雪严寒只是更激起了社员的冲天干劲，在这蜿蜒四十八华里的风雪渠上，社员们赤膊上阵，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工程进度迅速上升，我们宣传队员们也越发活跃。越困难越要搞宣传，越要唱得欢。
　　在下了一天大雪以后，又整整刮了一夜的风。因为要到路上去搞鼓动，天还没有亮，四点多钟我们爬起来就往外跑。刚走出村子，风像海涛(以下几字不清)，暴风雪铺天盖地的卷过来，人都站不住，呼吸也感到困难。路(以下几字不清)，前面模模糊糊一大片，风雪翻滚着，什么也看不见。影影绰绰的，好像有人影在动。我们用手遮住脸，不顾一切的，踩雪小跑起来。跌倒了，爬起来；实在跑不动了，就喘口气，一个牵着一个，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只有一个信念鼓舞着大家：一定要赶到社员前面去。现在正是考验人的时候。雪，飞舞着；风，刺骨地刮着。喝，我们都成了“白毛男”和“白毛女”了，头发、眉毛全白了，口罩也冰冻成块。跑到前面，我们都叫了起来：一队社员赶在我们前面了！他们好像是从雪堆里钻出来似的，浑身上下全盖满了雪，但仍然和暴风雪搏斗着，向着工地，坚定地走着！他们看见我们，也有些惊奇，大声地快活地和我们打着招呼。一个老大爷对我们说：“嗨，今天老天爷又来‘照顾’我们了，咱们就跟他干！”他举了举铁锨，脚下没留意，摔倒了。他立刻迅速地爬起来，对忙去搀他的我们说：“小意思——咱这副老骨头挺硬朗，不怕！”旁边的社员都笑了，他自己也爽朗地笑了。这笑声，在这严寒的暴风雪里的笑声，好像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把刚才存在我们心中的对于严寒的恐惧(要知道我们中间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暴风雪的啊)都驱散了。在这样的英雄的乐观的社员面前，还有什么能吓倒我们！
　　我们把锣鼓敲起来了！仿佛是故意要压倒暴风雪这股猖狂劲儿，我们越敲越起劲，身上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一队队社员过来了，我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地唱道：
　　不怕北风呼呼吹，
　　不怕天气刺骨寒，
　　我们越干越是欢！
　　……风直往我们喉咙里灌，每吐一个字都是那么艰难，握话筒、敲鼓的手都冻僵了。但看到社员们都笑了，本来低着的头都抬起来了，眼睛里放出光来了，我们浑身是劲！
　　垡头队的支部书记陆生，转过身来，问大伙：我们怎么干呀？
　　“干！干！干！”——顿时，一呼百应，社员们举着铁锨，腾腾腾地往前走了。
　　走了不远，一个老大爷回过头来，对我们喊：(以下几字不清)别忘了给我们唱歌呀！
　　我们的队长吴炀迎上去说：一定给你们唱——唱“新人新事新国家”！
　　风雪中传来了一阵欢腾的笑声！……
　　又是一队社员过来了，队伍里有不少老大爷、老大娘，他们拄着铁锨，艰难地走着。我们一部分人唱着歌，一部分人就急忙跑过去搀扶。走过来一位老大娘，她走到正在领着大家唱歌的吴炀面前，一把抓住，把她的身子扭转过去。吴炀和我们大伙都弄得莫名其妙。老大娘怪心疼地说：“快别这么对着风唱歌，小心把嗓子弄坏了！”——这是怎样的阶级的爱啊！吴炀紧紧地抓住大娘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一股暖流涌上每一个人的心头。吴炀转过脸来，激动地对大伙喊了一声：同志们！我们唱！！——
　　不怕北风呼呼吹，
　　不怕天气刺骨寒，
　　我们越干越是欢！
　　抄完了《班史》里的三段记载，不禁想到，今天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将怎样“看”与“叙述”我的大学时代，又怎样“看”四十年前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历史本身它的事实性的存在，与关于它的不同叙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又有学术意味的问题。
　　我把它留给了自己，也留给有可能读到本文的朋友们。
　　二○○○年三月三日写于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