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后现代景观下的“速度”

　　速度是当代人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对当代速度现象作出卓越研究的要数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军事历史学家、城市规划设计师魏瑞利奥(Paul Virilio)先生。
　　魏瑞利奥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巴黎。职业是城市建筑和规划。小时在一个叫贝蒂尼(Brittany)的海滨小城市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一边在收音机里听到有关德军已抵达奥尔良(Orleans)的消息时，却发现德军的战争机器(坦克)已经开到了他的家门前。他目睹了英美高空炸弹如何在被德军占领的家乡南特(Nantes)上空的爆炸，也参加了法国战争期间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战争。他一直强调：“战争是我的大学。”战争中战争机器(坦克、炮弹、军械、通讯)所发挥的速度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促使他着力思考速度对战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魏瑞利奥一生所思考的速度主要指技术速度(光的速度和电磁速度)，而不是古典时期的“速度”概念。古典时期的速度概念与运动相关。福柯曾在《疯狂与文明》中详细描述了运动问题在古典时期如何与非理性、疯狂的诊断联系在一起。在流行的想像里，人的疯狂、焦躁不安与精神的不规则刺激、思想的无秩序运动有关，人的疯狂和焦躁不安是人没有控制好运动，疯狂是一种灰暗不明的非运动和无秩序，一个健康的人是符合运动的，他遵循着外部世界运动的规则。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也论述了运动与理性、秩序的关系。这一本是医学概念的“运动”后来被用来定义古典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规划的蓝图里，在一个政权运作的设想中，“循环”和“流动”是重要的准则。一座大城市，它的交通运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布局和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因为在任何流通环节上出问题，就会造成问题的连锁反映。这对一个政府的政权也一样，它要确保它的信息和政权运行机制畅通。通过健康身体与城市、政权的比较，运动在这里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它与理性、秩序联系在一起。
　　而到了十八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整个社会对运动和速度越来越重视，“整个世界被绑在车轮上运行”。运动成了社会新的精神，人们对运动的重视来自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循环和流动这一运动的原理来支持。这时候的人们，普遍在寻求一种运动，他们渴望到达某处，到达某处意味着对自身参与世界的认同，也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成就某些事。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里较早意识到了当时社会惊人的发展速度：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与此相平行前进的是，技术革命也使人们加深了对运动和速度的理解，并用技术所获得的速度来为生活服务。这时媒介中的速度和高速的机械运动速度开始出现了。具体的历史事例有：一八三五年法国科学家阿拉戈在科学院宣布摄影技术诞生；一八九五年吕米埃兄弟发明电影放映机，同一年，马科尼发明无线电报；一九○三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年间，英国伦敦已有公共汽车、拖拉机和飞机，有电话、打字机和自动收报机。
　　鲍曼(Marshall Berman)在《现代性的经验》中总结了现代社会与速度的关系：“普世的现代是浮士德式的在压力之中使用自己和他人的每一部分，尽一切力量推动我们自身和他人前进。”
　　总之，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交通、通讯带来的物资、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变化，速度已逐渐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且成为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准则。
　　如果说，古典时期论述的速度还带有想像成分，现代时期人们论述的速度更多的指机械速度，那么，魏瑞利奥一生所思考的技术速度显然带有很浓厚的后现代色彩，这不仅仅因为他对技术速度的思考与德波(Guy Debord)、福柯、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德里达等后现代诸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在于他所论述的技术速度已与现代景观中的机械速度有明显的区别。
　　这种区别表现为现代景观中的机械速度参照的是牛顿力学，而后现代景观下的技术速度(光速)参照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后现代景观社会里，物质已不是转化为商品而是转化为图像(能量)，所以后现代社会是图像化的社会，是视觉文化流行的社会。
　　其次，机械速度的出现和提高(步行—马车—火车—飞机)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交通革命，交通革命则带来了人口的迁移，而后现代景观下的技术速度所带来的远程通讯并没有带来人口的移动，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传真机等电信设备坐在家里办公、上网购物、与朋友聊天等。这一切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是因为目前的技术和速度已达到了这一要求。
　　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现代景观的标志之一，而在讲究技术速度的社会里，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淡薄，地方性的(local)概念越来越被全球性的(global)概念所替代。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政治区域被打破，信息无处不在，再加上在信息社会里，强调“现时(real time)”而不强调过去，而民族、国家概念的认同是建立在强调面向过去的历史传承和民族记忆基础上的，随着对过去记忆的淡化和消失，民族、国家概念的认同也在削弱。这些都导致了地方与全球界限逐步消失，因此，“全球化”、“地球村”概念的流行自在情理之中。
　　在现代社会里，敏感的人们如爱伦·坡、波特莱尔等都开始意识到了机械速度正在和即将对人自身尤其对视觉经验构成一种挑战。爱伦·坡注意到，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步行比以前更匆匆，他们不停地运动着，看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得不以“快看”(眼珠快速地转动着)的方式去适应这个运动越来越快的世界，他们由此对这个运动的世界产生了一种眩晕和陌生感。但总体上，在十六到二十世纪初，人在机械速度面前是充满自信的，毕竟在那时代的人看来，机械速度的出现和发展是人自身创造力和力量的一种证明。所以机械速度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就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为其大唱颂歌，如葡萄牙的卡内罗(Mario de Sá－Carneiro)在《声波》中写道：“啊，啊，一大群振荡着压挤过来，……我甚至能感到自己像一团棉絮，正被气流挟裹而去。”又如，在利比亚当战争通讯记者的马里内蒂(Marinetti)，需借助战争中的无线电报、炸药、发射体、飞机、快速的交通工具的激发创作诗篇。到了后现代和高技术社会，人的主体在理解和把握速度方面并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充满自信和乐观，而是悲观和无可奈何。这一点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才预言家本雅明那里就开始对技术速度进行了反思，并哀叹在技术速度面前，传统美学的“韵味(aura)”正在消失，技术已使人的感觉中枢屈从于一种复杂的训练。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罗兰·巴尔特提出的“作者之死”、福柯提出的“人之死”也对此作出了回应。
　　魏瑞利奥先生的法文著作很多，收在英译的《魏瑞利奥读本》里论述速度的论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速度与当代军事政治关系的，这方面的论著有《速度与政治学》(Speed and Politics，1977)、《纯粹战争》(Pure War，1983)、《战争与摄影》(War and Cinema，1984)等；二是论述速度对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影响的，这方面的论著有《美学的消失》(The 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1980)、《视觉机器》(The Vision Machine，1988)、《开放的天空》(Open Sky，1995)等。
　　诚如《魏瑞利奥读本》的编者德·戴林对魏瑞利奥所评价的，速度在魏瑞利奥那里不仅仅是主题，也是他的风格。这是事实。我们在读他的文章时感觉到他思维跳跃得很快，论述一个问题时各种学科的知识历时、共时的交叉在一起。在《地形的失忆》(Topography Amnesia)这篇论文里，作者在说明人造的光学器具是如何一步步取代肉眼工具的过程中，就列举了望远镜、照相机、电灯、摄影机、探照灯、路灯等光学仪器为例。而这些器具又与艺术、宗教、光学、军事、影视、物理学相关联；作者在讲人类如何一步步利用器械的传送速度为自身服务的过程中，又列举了电报、电话、电视、枪械等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应用，以及各自在应用过程中所带来的不为人所注意的负面后果。作者思维敏锐，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文风明快，感性张扬中有理性沉思，理性思考中有感性参与，一反通常学院派文章视域狭隘、行文沉闷冗长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法国式思维的优势。但这种写作风格同时也给我们厘清和把握文章主题、作者观点带来了某些困难。总的来说，魏瑞利奥对技术速度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深深的忧虑。
　　技术速度因不是机械速度，它最终游离于我们主体之外，不在我们掌握控制之中。由于技术速度是媒介中的速度，一种信息和图像合成的速度，不在真实的时空里传播，也不以物质为载体(物质已转化为能量和光线)，而是在虚拟空间中把物质转化为能量和光线，再把它们合成图像、文字，并通过互联网、电视、卫星等媒介的传输而让人们通过“看”来了解事件的发生和进程，这样，由技术速度一起参与并导致的意外事件不是我们可以像过去那样用经验和知觉所能把握得了，因为技术速度已不在我们经验和知觉所可以把握的物理时空内，它在人们看不见的虚拟空间里运行，因此在晚期现代性社会里，面对频繁发生的意外事件和事故，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东京股市崩溃，纽约“九一一”恐怖事件等，人们对其预防往往无能为力。
　　同时，由于技术速度所在的空间是一种虚拟空间，它可以摆脱牛顿的时空观念，不再用相对的速度从此地到彼地，而是直接用光速传递和数码合成，这样，空间的重要性在晚期现代性社会里地位降低，而与此对应的时间也因速度的极大递增，由过去的三时态(过去、现在、未来)被替换成魏瑞利奥所称的“现时(real time)”和“延时(delayed time)”两时态。“现时”意味着包括了现在和立刻出现的未来，所想与所想东西的出现的时间间隔越来越近；“延时”则意味着过去显现的东西可包含在现在的媒体中，如电话录音和电视录像等。由于这种时间观过于重视当下，而忽略过去和未来，它使我们对历史失去感觉，自身失重，由此导致了我们对日常生活感觉眩晕、对审美事物震惊等一系列问题。
　　在技术速度影响的社会里，人们生活的不真实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虚拟与真实混在一起，虚拟本身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生活不真实性一方面来自于人们对真实与虚拟区分的困难。许多人认为，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历史的真相会越来越不清楚，像肯尼迪刺杀事件，完全可以把当时真实摄像的部分与电脑人工合成的部分嫁接在一起。由于对图像所表征的真实性的怀疑，鲍德里亚就认为发生在中东的海湾战争实质上仅是一场发生在电视里的战争，因为对于电视之外的战场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我们一无所知。由于真实与虚拟区分的困难，当今战争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由先前的捕捉敌人到如今的通过复杂的媒介迷惑敌人，因为面对真实与虚拟混淆在一起的目标物，首先要学会识别它。如今，虚拟的东西也已渗透并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最典型的是股市的“牛起”和“熊落”，我们看不见也把握不了是什么东西最终决定股市的走向。这样，在后现代社会里，通过图像来表征自身的事物最终被表征自身的图像所决定，图像决定了事物和主题。由于图像取代和决定了事物，真相(truth)由此转化为事件(accident)，事实(fact)转化为虚拟(virtual)，我们不再有能力在真实(the real)、虚拟(the virtual)、视觉(the visual)这三者所呈现出来的表征物之间作出区分，世界变得不可琢磨，也不可预测。
　　技术速度对个人民主和政治也产生了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公共空间从广场转到了聊天室，相应地，人们之间的行为也从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变成了交互活动性(interconnectivity)。魏瑞利奥有句名言：“交互活动之对应于现时空间(real space)有如无线活动对应于空气。”这种交互活动实际上导致公共空间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的缩小，人也变得越来越惰性，人们对身体运动、大脑抽象思考、记忆力训练也越来越淡漠，也越来越依赖“看”来解决问题。如，人们宁肯通过网上购物、在线看旅游专题片的方式取代身体活动和精神历险，而不愿意去超市买东西，去荒芜人迹的地方探险。人们也喜欢通过网上聊天、发E－mail的方式而不愿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实际上，运动速度越增加，其支配就越绝对和无处不在。速度越增长，控制就越来趋向于取代环境，交互活动的真正时间明确地取代了身体活动的真正空间。”(魏瑞利奥：《两极的惯性》，一九九○)。在这一背景下，过去强调一起共同参与、面对面交流的政治党派的民主现在成了一种不见面、只发表个人观点的行为。
　　应该说，魏瑞利奥的某些具体论述带有法国人特有的夸张色彩(这在鲍德里亚那里体现得更明显)，但总体上，他关于技术速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的前瞻性研究以及对技术速度所造成的后果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技术速度盛行的当代社会里，标志视觉速度的“快看”与“看快”的两种“看”的方式，因与“时间”、“效率”联系在一起，已得到了现代人的认可，并获得了一种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身份，“快看”和“看快”成了现代人首选的两种“看”的方式，而对带有反思性的、慢速的、带有赏玩色彩的静观方式则有意无意排斥；同时，速度已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品德、价值和标准，现代人为了追求效率总想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多信息，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人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占有和辨别信息上，而忘了知识的创新以及我们如何回到事物本身的开端。
　　技术速度也对我们旧有文化和传统生活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如今，年轻的一代就是在伴随着电视机、电影和互联网等讲究速度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对速度的崇拜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再迷恋传统美学所推崇的“静观”，而是希望动态地参与和介入。他们上网冲浪、“蹦迪”、玩电子游戏，推崇暴力美学(如对战争片、动作片、灾难片的喜欢)，反对慢速的东西，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速度的迷恋。
　　面对现有的或即将出现的新技术的遥控能力，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理解它甚至回应它，我们也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新技术带动下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生活，而魏瑞利奥对技术速度的论述无疑为我们解读这一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James Der Derian，ed.，The Virilio Reader，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