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顺手拣条旧裤带

　　“社会主义好比裤腰带，只要一提，裤腰、裤裆全起来。”《读书》二○○二年第七期的几篇文章，再议从迷信计划到指望市场这新旧交替中的三农困惑。郭于华既谈到“隐藏的文本”，又提及“弱者的武器”。曹树基说：五十年代前期和九十年代中期，国家与农民曾有“两次蜜月”。李昌平则说：到如今，“减轻农民负担已经叫了十年”。
　　书橱里顺手一翻，就有一本《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以下简称《落实》)，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农业出版社出版。此书完稿于一九七八年底，印刷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如今的新议论，当年的老话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看来，欢度“蜜月”并非两次，议论“减负”何止十年！
　　庞大的地方机构靠农村养活，农民不堪重负。曹树基说：“一九五○年代只有几个人的乡镇政府，现在已发展到数十人乃至数百人。”至于发展历程，却是语焉不详。《落实》一书则举出七十年代后期的典型事例：“湘乡县太平公社，一九七六年公社和大队非生产人员三百六十二人，平均每个大队二十八个，占总劳力的百分之十点二。各种非生产用工达三十一万七千个，平均每个劳力负担八十八点七个。”“据湘乡县调查，仅公社一级从生产队调入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的，就有二十三种之多，共计八千四百一十七人。”更不用说放在计划生育、民工训练、执勤会议、文艺宣传、体育比赛等等方面的半脱产人员了。试想，联产承包之后，这么多冗杂人员又往哪里摆放？几番折腾几度春秋，其总量是有所减少还是愈来愈多了呢？
　　那么，当时的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不是率先跨进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农民了吗？《落实》一书记载了许多“名为支农，实为坑农”的事例：“为了盖房子、买汽车、搞吃喝，任意克扣国家为发展农村各项事业安排的费用和支援社队的基金，而把负担转嫁给农民；有些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甚至巧立名目，不择手段，把企业的亏损转嫁到农民头上……”
　　没有等我抄完，李昌平就跨过来接连提问如今的举措：“结构调整能富裕农民吗？”“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公司＋农户’可以富裕农民吗？”
　　的确，不管你有什么致富的高招，农民心里既然揣着“隐藏的文本”，其实比谁都清楚。比如：“公司＋农户”既然会变“公司卡农户”，难道不知自己抱起膀子组织“协会”？只是又怕回到旧日的社队老路；认定“费税改革”很难操作到位并坚持推广，只是不知把那个明摆的陷坑叫做什么“黄宗羲陷阱”；农产品的供求也眼瞅着在价格和产量之间盲目驱动，“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烂掉没人要，尽管不会像学者那样绘出“蛛网模型”。
　　威廉·H.尼科尔斯早就发话了：“从根本上说，美国农业的长期问题不是‘剩余的’棉花、小麦或柚子，而是‘剩余的’农民。”更不消说如今的我们，有着几十倍于美国“剩余的农民”。供农民支配的资源太少，如何“加正”？为农民“服务”的人员太多，如何“减负”？这才是核心。
　　“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要增产”，其实没错；“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然也对。一阴一阳谓之道，一个铸币有两面。过细思量，从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六这连续五年的元旦，上头下达的五个“一号文件”，在农民中间落实到位，家家真是如获至宝，岂止是“蜜月”而已？而且平心而论，经过一九五七年折磨、至今管理国家大事的人能够整天为这“头痛得难以入睡”，能够亲自批阅一位乡党委书记的越级上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少农民的心里还是有一本明白账。至于不让农民自动放弃“弱者的武器”，只要“提起裤带”，而无须“勒紧裤带”，老一辈的农民就放心乐意了，就不必再念叨什么“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两干一稀，皆大欢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