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伟大的传统

　　有一则佚闻据说经常被引来说明英国式的教养与趣味：约克郡的一个铁器制造商，收到美国人赠送的《科学经营原理》之后，不屑一顾，却回赠了一本贺拉斯的拉丁文诗集。与此有关的资料是：在英国，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而非实用的工业技术被视为教育之重；青年人宁愿选择从事教育或文职工作而不愿到企业或公司去；整个社会弥漫的对工商业的冷淡和厌弃甚至使工业资本家本人也羞于承认自己的职业。……对于现代社会崇尚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庸人气息的排斥，构成了独特的英国风度的一部分，影响着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隐含其中的则是在英国思想中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主义”传统。
　　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成名作《文化与社会》中追溯了这一传统。他认为由柯勒律治所做的这一重要区别，标志着“社会性的”文化观念从那个时代起就确凿地进入到英国的社会思想了。由于对工业文明后果的不满和失望，“文化”被从“文明”中分离出来，它往往与道德和有机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用来批判机械、分裂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意味着一个比“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模式更为优越的生活模式。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对文化主义传统的最终确立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倡导以教育来拯救代表“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的文化，抵抗“机械的和外在的”物质文明，意义深远。之后，利维斯是阿诺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继承者。
　　利维斯的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例如：他也相信，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存在于十九世纪之前的英国的有机的共同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传统中最精巧和最容易毁灭的部分”只能依靠少数人来保存。不同的是，在利维斯这里，“传统”仅指的是英国文学或即语言的传统，“少数人”则是具有洞察力和鉴赏力的文学上的少数派，从而完成了由“文化批判”向“文学批评”的转换。这大概是由于作为剑桥英文系的讲师，利维斯更多地感受到了日益发达的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如通俗小说、电影和广告等对于文学趣味的侵蚀。在他看来，文学批评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细读式的批评确立标准和甄别经典，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从而提高大众的鉴赏品位和道德水平。在《英国诗歌的新方向》和《英国诗歌的传统与发展》中，利维斯已经梳理了英国诗歌的伟大传统。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则试图筛选出“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确立了严格的标准：严肃的道德意趣的关怀和与这种关怀相适宜的完美形式的创造。并据此将经典的殊荣授予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小说家：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和D.H.劳伦斯等。尽管强调的只是少数出类拔萃者，利维斯的真正目的却在于树立“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利维斯既然认定可贵的文学经验对于整体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并试图通过重塑文学传统的道德批评来抵制流行文化的威胁，挽救传统文化的衰落，便使他反对一切厌世、新巧、随意或纯为娱乐的写作，甚至到了一种苛责和偏执的程度。例如，他对福楼拜、狄更斯的评价就颇受争议，他甚至坚持称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作品会“误导”而反对将之列入英文系学生的阅读书目。
　　利维斯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推动了英语学科的发展。由于将通俗文化中语言的堕落视为文化衰退的象征，而相信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对于语言的正确使用，利维斯及其追随者十分强调英语学科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并赋予其一种特殊的文化及道德使命。他们希望通过提供一种积极的语言文学经验的训练来防御和抵制粗俗的“技术边沁主义”和消费主义无处不在的渗透，从而实现振兴文化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利维斯继承的是阿诺德等人未竟的事业。英国文学在一向独尊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英国教育体系中获得认可，也促进了英国严肃而优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延续。
　　利维斯同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他的文化批评理论和实践为后者提供了最直接和重要的思想来源。利维斯与早期文化研究的代表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逊等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利维斯认为文化只能由少数精英分子来传承，因而对大众文化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威廉斯等人则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强调工人阶级意识中能动的一面，相信优秀的工人阶级能够选择和创造自己的大众文化形式以抵制和反抗消费主义(在威廉斯那里即指资本主义的文化)，从而改变了共同文化的主体。尽管如此，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却隶属并延续了英国文化主义的传统。他们同样主张：一方面，“文化”表达与资本主义功利思想相对立的意义和价值观念，“文化”而非物质“文明”是评判社会活动的尺度；另一方面，文化自身而非经济决定着文化形式的表现，强调文化对人和社会的解放力量，反对一元的经济决定论。这使他们非常强调人的经验、情感、选择的重要性，坚信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英国文化研究的这一文化主义范式，后来受到法国结构主义的抨击和挑战。阿尔都塞的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认为人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被文化所建构的，个人经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结构主义的范式，在一九七○年代盛极一时，但其自身的偏颇和缺陷也逐渐呈现。对总体结构的过分强调，使其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进程的复杂性，从而蒙上了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进行理论反思，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这一转向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
　　尽管由工业文明带来的精神与文化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韦伯、齐美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同样试图从文化方面寻求出路，但英国的文化主义与它们之间鲜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反而自有本国一脉相承的传统。经验主义的哲学根基和渐进的社会思想使英国式的思维缺乏总体性，对传统的珍视和守成心理以及对现实热忱而谨慎的态度，使他们在很多时候放弃了理论的系统性和思辨性，更少有颠覆性的“总体革命”意识，显得务实而保守。事实上，英国的文化主义传统一直都是在继承中变革的。威廉斯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的同时，也用文化的概念替换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观架构，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为文化唯物主义，正是基于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对经验、情感、意义、价值、传统等概念的深切关怀。
　　威廉斯曾被伊格尔顿称为“浪漫的民粹主义者”，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理想化，使其对大众文化过于乐观，而无法更深刻地批判其负面的影响和与资本主义文化合谋的可能性。然而在威廉斯这里，积极的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毕竟仍与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相对立。而到后现代主义取消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的重要区分，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商业文化时，事实上却已经在标榜其民主立场的同时，为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辩护和呐喊助威。在这一点上，精英主义似乎也有其优点，至少它明确而坚定地标举了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立场。何况，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也不尽相同，他的英国式的实践精神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阿多诺等人文化观念的乌托邦性质。因此，以一般意义上的精英立场与民粹立场之争来批评利维斯或威廉斯并没有实在的意义。七八十年代，右翼的“撒切尔主义”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威廉斯对此深感震惊和忧虑，他这一时期的文化批判吸收了葛兰西等人的部分观点，同时一如往常地积极投身新形势下的现实政治斗争。
　　文化主义和政治自由的传统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教育状况得到广泛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斗争和成人教育的发展。由于信奉不单纯要提供给工人阶级有用的职业训练，还要使工人阶级接触到人类经验中最具价值的东西，威廉斯本人早年也曾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成人教育，通过讲授英国文学等课程将利维斯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在大学里，虽然一度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功利思想的熏染，利维斯所提倡的英语教学也一直在课程设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始时所引证的事实。在世界各国都在以科技发展为重中之重的今天，在美国式的流行文化无孔不入的今天，优秀的文学包括诗歌在很多普通的英国民众那里却仍能得到鉴赏和喜爱，这无疑要归功于英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英国社会效率的低下和经济的缓滞使人们不断质疑这种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然而，柯勒律治说过，“一个国家永远不会有教养过度，但却很容易变成一个过度文明的种族”。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睿智而慎重的民族，其选择或许自有合理的一面。毕竟是在英国而不是美国，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得到了更好的控制。在全球化的冲击和消解下，英国的文化主义传统，犹如与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充满着一种悲剧性的感伤和没落情绪，但它代表的却是人类精神中某些珍贵而极其脆弱的东西。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然无法照搬英国的模式，但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面对发展民族经济与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双重使命，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其追随西方日新月异的理论更替，倒不如审视现实，做一些切实而有益的事情，以推动民众智识层次和现实境况的改善。这或许是英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主义的传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伟大的传统》，F.R.利维斯著，袁伟译，三联书店出版社二○○二年一月北京第一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