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史非小说

　　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历史小说”的讨论或许是较尴尬也较寂寥的。所谓“历史小说”，其价值颇遭贬抑；它与一般所谓“小说”者，其分类界限何在，也甚为模糊。
　　宋人说话四大家数中，有所谓“讲史”一类者，见《梦粱录》卷二十。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此为“讲史书”。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说话人有以下几类：小说、合生、说诨经、说三分五代史。吴自牧《梦粱录》二十则云说话四家数为：小说、谈经、讲史书、说参请。另外，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说这四家是：演史、说经诨话、小说、说诨话。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也说说话有四家：小说、说经说参、说史、合生。他们对于当时说话人的家数分类不尽相同，但小说、讲史各为一家数，是十分清楚的。这类说史书的艺人，至迟在唐代便有了，李商隐《骄儿诗》所曾提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即是。宋朝尤盛，《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载京师瓦舍伎人，有霍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等；《事物纪原》卷九云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梦粱录》亦谓南渡后有敷演中兴名将传者。凡此皆属于讲史。把这些讲史人归为一类，与谈经、说合生、说诨话等区分开来，或许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分类，可是为什么又把讲史者和小说分开来呢？
　　说话四家数，都是“说”。小说，究竟包含哪些东西？《梦粱录》说：“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都城纪胜》则分成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其范围、题材均甚明晰，特征非常明显。其中称为银字儿者，更有特殊的乐器或者音乐配合。其与讲史之不同，实甚显然。如果我们把小说和讲史视为同一桩事，事实上便模糊了两者的区分，也不能了解宋人为何要把它们分列成为两种家数了。
　　今日讲中国小说史的人，有把讲史视为独特的一类者。例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讲史归并入现在我们所称的小说中，成为小说家族的一员，可是在分类上仍采用古代的称号，仍称此类作品为“讲史”。其书第十四、十五篇即名“元明传来之讲史”。范烟桥《中国小说史》也论到清朝“讲史书之盛行”。可是大部分人已放弃讲史自为一类的想法，或把讲史之名取消。如孟瑶《中国小说史》即将讲史称为“历史小说”。于是讲史就成了小说中的一个次文类，使得名义上有些混淆。殊不知名称无论如何变，讲史或历史小说，与一般小说总是有所不同的，所谓：“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见《梦粱录》)此种门庭之分，我认为即是古小说和宋代以后新小说之别。古小说本是稗官野史、巷议街谈。宋代说话人之所谓小说，则为讲传奇说灵怪等，门庭既分，昔之稗官野史遂称为讲史，以与新小说做区别。焉能再混然蒙焉予以合一？

讲史的性质

　　讲史小说既然“各有门庭”，则其门庭究竟为何？
　　据《梦粱录》云，小说“谈讲古今，如水之流”；讲史书“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则小说虽可说今，亦可道古，“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显然两者话本也颇类似，讲史未必多符史实，小说也未必就作意好奇、特多幻构。既然如此，说话人怎能区分得开彼此的门庭？
　　这其实也并不太困难。
　　小说家谈讲古今，可以说今，也可道古；讲史家却只能演述古事，便是两者家数上的重要区分。依此区分，我们更可发现两者在道古时也自有不同的立场。
　　小说是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之事。此类事例，可能是古代某人某时某地之事，但小说的叙述主体，是这桩烟粉灵怪公案传奇之事，其他时地等等，不过属于该事发生时之历史场景。虽然每件事总有个历史场景，但叙述的重点并不在那个场景，而在于事件本身。讲史反是：重点倒是在史，是要以讲述这段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来说明这段历史。这也就是说：历史对小说没有限制性，可是讲史却是以此限制作为其叙述基础的。它必须是讲一古代之事。这个古，也不能模糊，不能违背公众客观的历史认知架构。例如讲史者纵然再同情蜀汉，也无法把历史讲成是蜀汉统一了中国，说是蜀汉将吴魏灭掉了。社会公众，其实已集体继承了过去的历史负载。故在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历史进程，为社会中人所共同认知。讲史者的一切谈说，均建立在这个认知基础上。
　　所谓社会公众性的客观历史，并不是说社会中人对历史中诸人物与事件均有一致之判断，而是说这个社会中人，对其群体之历史过程，有一基本认识。都知道中国史即是从黄帝以下，历经尧舜禹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当代。所有事件，都必须镶入这个历史的框架中，并通过历史而得以了解。依时间序列来建立史与事之联结，并由此认识历史，是一种“编年史”的态度；认为所有事件或事物，都应由其历史而理解之，则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讲史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梦粱录》曾说讲史是“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民间讲史，与《资治通鉴》有着一样的编年叙述形态，均是顺着时间的序列来讲谈史事。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孟元老所谓“说五代史”者，其内容大概即近于此：
　　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粤自鸿荒既判，风气始开，伏羲画八卦而文籍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遂杀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汤伐桀、武王伐纣。……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刘季杀了项羽，立着国号曰“汉”。……
如此一直讲到梁唐晋汉周。所述为王朝之兴废，而其实就是一段段时间的联缀，在每段时间中，讲的则是一种统包的历史。是以说王朝兴亡、国君易位，来讲那个时代公众的处境与命运。因此，小说通常有单体个别性的主角，因为它只讲说一件烟粉灵怪传奇故事，讲其中牵涉到的几个人物，事件自然要以这几位主角为主线展开叙述。讲史则角色丛猬，难以凿指谁是主角，如《三国演义》那样。讲述大半，诸葛亮才登场；诸葛亮卒后，史事仍然继续发展。历史不是某一两位英雄的传记，或某一传奇事迹之本末。历史如长河，英雄与事迹，只是发生于历史中，如长河大江激起的浪花、形成的洄澜，引人注目，然皆仅为历史中的一部分而已。讲史所要讲的，就是这历史本身，而不是替历史中某一波澜作传。讲史所惯常表现出一种大江东去的意象，正显现了这种特性，如《三国演义》开卷《临江仙》词所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阕词，也被用在杨慎《历代史略词话》中。英雄成败、古今事迹，都在春风秋月的岁序流转之中变成了可讲述之“古”。由此春秋变易之观点去看，真是“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浪花淘尽英雄”。讲史所要讲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属于整体的、统包的、我们所有人都不能脱离的历史命运，而不是个体的历史或单一事件史。即使讲史不是讲一整体时代，而只讲一人一事，其所叙述的仍然不是个体的对象，而仍是整体的历史命运。由一人一事见整体。只有整个历史的动向，才是讲史的叙说主角。
　　小说与讲史之基本区分，即是如此。在此一区分中，我们可以发现讲史旨在讲史，小说意在说事。小说纵使演说古事，以历史事件为题材，它的目的也与讲史不同。它可能基于讲说一桩奇闻逸事之兴趣；可能主要在于叙述一种人格发展的过程，所谓发迹变态；可能重点是要解释爱情，讲谈烟粉；亦可能表现推理，演述公案。讲史的作用却非如是，它是以描述历史、说明历史为何如此为宗旨的。提供读者与听者历史知明版《三国演义》绣像识，让他们获得历史感，得到历史知识的满足。

时间的因素

　　文学与历史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时空观念不一：一切历史，无论其建构如何运用想像，历史形象都必须建立在时间空间的坐标上。而这个时空，是一个公共的、自然的时空，而且，也是惟一的，不可改变亦不可替代。文学作品中的事实，则被安排在一个特殊的人造时空——作品——中。在这个时空里，时间与空间是独立自存的，与作品以外任何时空无关，不像自然公共的时空那样绵延无尽。所以，它其中的事件，可以自为因果、自为起始与结束，历史则必须追问“灰姑娘嫁给王子以后”。讲史的时空观，是历史性的。小说的时空观则属于文学性，是说话人自我创构的私有时空。这种私有时空，正所谓：“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可对自然公共时空予以压缩、扩大。也可以自我幻设，构筑一个时空，让事件在其中生长成形。它有时也会借用一段公共时空，作为小说的历史场景。但这些时间空间是借用来的，本身并无生命，也就是说，其时其地与其所叙之事并无逻辑的、必然的有机关系。
　　讲史没有这种自由。它必须为那公共的、自然的时空服务，不能让张飞大战岳飞，也不能使赤壁之战发生在黄河。它在讲史之中也有虚构，但公共自然时空却是它不能改变的叙述框架。公共时间是绵延无尽的。因此讲史虽不可避免地常只能讲一段时间中的历史，如讲三国或五代，然历史并不因其所讲史事结束而终止。讲史虽只讲一段落之史，但其时间却永远是绵延不尽的，厥故在此。讲史所常表现出的大河意象，流水逝波，滚滚而去，即显现了历史的绵延意义。试看《东周列国志》开卷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邱，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讲述的虽是东周一代之事，叙述者的时间观却显然是整个历史。所谓“青史”，包含的即是三皇五帝夏商周以来，乃至东周以后之“后人”的历史。东周之龙争虎斗，只是这历史长流中一个小浪花，虽然可观，毕竟顷刻即过，历史之流，仍将继续奔腾而去，讲史之讲兴亡，正是在江水滚滚的基础上说的。说兴废，乃讲史之重点。兴亡也只有放在历史长流中才能得见。所以说，绵延不尽的时间，是讲史的叙事基础。
　　但是，把历史模拟于江水，岂不是将空间时间化了吗？讲史对空间向来缺乏应有的关注。中国的讲史，不曾考虑到历史也可以用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布列来展开、来说明，反而惯用一种以时间瓦解空间布列的方法来说明历史。例如讲史最主要的，就是讲三分、五代，东周七雄等在空间上分裂对峙相抗衡的时代。这些在空间上分庭抗礼、布列棋分的局面，在时间中被推倒，然后历史之流再朝前滚滚流去。“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第一回)，分立的空间，被束成一条时间线，如顺着线往下看，我们会看到这条线在某些地方丝缕松开了、分散了，但散开的丝缕不久后又合拢起来，线仍是一线。空间上的分散，到了讲史中就成了这么一种时间化的状况。
　　这时，其时间自然是一种线性的、连续的时间。依此时间观，讲史者事实上进行着与正统史学家完全一样的历史叙述工作。讲史，比以纪传体为主要叙述形式的正史，更严格地采用了编年叙述的方法，乃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的解释

　　感到时间只朝一个方向流动，是人的基本感觉之一，也是史学上常见的态度。若时间流动有定向，则历史的进程便具有不可逆性，可是这种进程(亦即时间之流动)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呢？历史之动力为何？又，如果时间之流有一定的方向，那么其方向为何？谁决定这个方向？
　　这都是历史哲学上的大问题。讲史，不是只在茶余饭后说一段古讲一段史罢了。它要向一群早已远离历史事件现场的人去讲说一堆陈年往事，它是要向他们表明：所讲者仅是一堆胡乱堆积到一起的事件和人物，互不相干，毫无章法？还是要向听众显示：这些事件与历程可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它有意义、可理解，理解其意义更有助于让我们获得一些智慧？史学家说史著必须“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以上这些，不正是旨在通贯古今，说明其变与所以变，穷究人与历史整体动向的关系吗？但史官可以仅只职司纪录，不再追问或穷究这些历史哲学的大问题，讲史可不行。它若不谈这些，谁愿听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与我们又没什么相干的事呢？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讲史有比一般正史更多的历史解释，把杂乱零散的事件，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其中存在着一些内在的联系；而其发展，又可以找到一种规律；只有通过对此规律之认识与体会，许多史事才能被理解。
　　这是历史动向与意义的总体解释，讲史中常见的因果论和天命论等都属于这种解释。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把历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一是黄帝杀炎帝、捉蚩尤，“做着个厮杀的头脑，教天下后世习用干戈”；其次是“汤伐桀，武王伐纣，皆是以臣弑君，篡夺了夏殷的天下。汤武不合做了这个样子，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强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年之间，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第三是“只有汉高祖姓刘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谋”。杀戮的历史，本来至此应可有一转折，不幸刘邦“只因疑忌功臣，如韩王信、彭越、陈豨之徒，皆不免族灭诛夷。这三个功臣抱屈衔冤，祷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个功臣无辜被戮，命他们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个曹操、彭越去孙家托生做着个孙权、陈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个刘备”。以至于“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三国各有史，道是《三国志》是也”。鲁迅论此，但谓其“立论颇奇，而亦杂以诞妄之因果说”而已。呜呼！此诚不能知何谓讲史也。这里，是对历史进行整体意义的说明：历史是在杀伐中发展的，战争、弑逆与仇恨、报复，总之，是冲突造成了历史的变动。冲突有许多类型，三国这一段历史，则是属于因仇恨报复之因果所构成的。而且，由三国之分立，更须借三位功臣之报复才能解释为何一个统一的历史、统一的天下分裂了。天下三分，三国又各有史。但分立分裂的历史，透过这个因果论的解释，却仍可以统合成一个整体，仍然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进程。
　　这种冲突史观，以及附属于其中的因果论，不是正统儒家的观点，也不是佛家的观点，乃是真正的历史观点。三国分汉，却要从汉朝的源头上说因果，可见它是从历史的整体来掌握它所要叙述的那一段史事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采用此一解说(只是把陈豨换掉，说是英布转生为孙权、彭越转生为刘备)，并不偶然。《三国演义》对三国的理解，甚至对整个历史的解释，则与《五代史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迥异。它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开端。天下如此分分合合，就是历史的动态。但历史为何会如此？“推其致乱之由”，应该在于秉国者失德。所以汉之所以分裂，“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根据这个观点，合理的推理，当然就是惟有有德者才能使历史复归于统一了。《三国演义》尊刘抑曹，反复形容刘备宽仁爱民而曹操奸邪权诈，便是基于这个观点。
　　读过《史记》的人都不难联想起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那段感叹。历史的发展，往往使人质疑我们所相信的历史规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只成为人类一厢情愿的希冀，历史的发展似乎另有逻辑。什么逻辑呢？司马迁和罗贯中都不约而同地称此为“天命”或“天数”。《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结尾有诗云：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中显现的是正与邪的冲突，整个三国历史则显示了主观愿望与历史客观存有的冲突。所谓天数，即是这种客观的、历史本身及其进展的理则。若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殆即“理性”。历史自有理性在其中，理性是本体。一切事物或历史发展之终极目的，也即是理性的实现。此所谓天数有定、天数不可逃。历史，只有从这里看，才能看到它不只有一些具体的事物，更有其内在目的性，有比自然生灭兴亡更深一层的必然方向在。用《三国演义》的话来讲，就是：“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固然令“后人凭吊空牢骚”，但这些正是用以说明及完成历史的终极目的，显现历史的理性：“天数茫茫不可逃。”
　　明清迄今许多小说评论者，斤斤计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史事层面的真妄，或指摘《三国演义》多虚构故不如正史，或批评其受限于史实而不能如小说那样恣其想像，都是不懂什么是历史的胡扯。从“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史学终极精神来说，从它由一时一地之史事叙述中逼显出历史之动向与意义、洞达历史之理性诡谲、具有历史哲学探索之意蕴等各方面说，《三国志》怎能望《三国演义》之项背？
　　然此不独《五代史评话》、《全相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诸书才能如此，对历史进行其意义与动向的总体解释，乃是讲史的基本性质，如《东周列国志》叙述周秦变局，结论是：“卜世虽然八百年，半由人事半由天”；《封神演义》讲武王伐纣，仿佛是因纣宠信妲己，无道而失天下，其实乃是：“岂是纣王求妲己，应知天意属西周”，“上天垂象皆如此，徒令英雄叹不平”；《三遂平妖传》云：“汉家天下分为三国，唐家天下变做梁朝，这也是两家国运将终，天使其然。……诗曰：饮啄由来总是天，顺将行素学前贤。”……无不是就着天人之际的问题发言。其言深浅纯漓不一，然此一叙述倾向，允为讲史之特色所在。

叙述的文本

　　历史之动向与意义，必须从历史发展之全程来看；说书人所要指出的意义，就存在于他所讲述的整个历史之中。他只有把这整段历史讲述出来，才能说明这段历史的意义。这个行为，表明了历史的意义就在历史里，一切事物也都须经由历史才能获得了解。正如《三遂平妖传》引首所云：
　　饮啄由来总是天，顺将行素学前贤。饭蔬饮水真各分，食禄乘车亦偶然。纸虎狗形实费笔，井蛙龙势岂安眠。请看三遂平妖传，祸福分明在简编。
整个《三遂平妖传》说明了“人穷通有命，只宜安分，不可强求”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孤言一理，以使人起信的形态，而是要求人在阅读或听讲这一段历史时获得理解。说书人“纸虎狗形实费笔”，努力讲述此一史事，是为了使人获知这个对人生有意义的道理；听读的人，读此简编，则是为了得到这个意义。
　　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认为理不明版《三遂平妖传》绣像孤悬，历史之意义即在历史之中，一切事物也惟有通过历史才能获致理解，正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说话人以此态度讲说历史时，他便不可能是在历史之外，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描述史实，而是入乎其中的，充满了主观的感情、偏见以及他对历史的解说，“设身处地”地叙说历史。故讲史又称“演史”，历史在此重演。
　　此重演、重叙、重说之史，当然不同于历史的“原貌”，因此其中必有增删移易添换者。为何重演时要如此增删改易呢？这既关联着说话人本身主观的生命条件，也关系着他对历史意义的掌握。他讲史并不是纯属娱乐好玩的，他总是希望所讲的历史能给人慰藉、寄托，给人以价值、意义。故其中满含着价值判断、意义说明，不是单纯且客观的叙述。这是讲史的传统。不仅古之讲史如此，今之讲史亦然。例如高阳撰述“历史小说”千万言，并不只在说故事而已，他屡云其史论及历史小说非常注意各朝代的中心势力。倘或不能通过讲史而彰明这类意义，那么讲李娃、讲妲己，便只是爱情小说，讲荆轲、讲风尘三侠，也仅是传奇侠义，都不能视为讲史。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是过去的事件，而是“被叙述的文本”。讲史，不就是在瓦舍书会中叙述的文本吗？在当代史学向叙述史学回归之际，我们发现讲史符合了历史叙述的四项要求：一、它是依时间而构成的叙述，这个时间，基本上是编年的。二、它并非单纯的编年史式叙述，而是“有含义的叙述”。是对有意义的事，予以叙述；且从这件事乃至历史之整体意义上来展开叙述。三、它对意义之掌握，不自史料来，而来自叙述者的历史之想像。这包括了他叙述的语言、分类与编排的概念、生命气质、历史观等等。四、它也具有对历史规律的探求。因此，它是一种真正合格的历史叙述，同时也是文学性文本。
　　它与小说的差别，则是小说虽亦能与其他非文学性文本相互流通往来，但却无法构成一种完整的历史叙述。其方法与目的，都与讲史不同。
　　值今史学界不甚重视讲史、文学研究界又重小说而轻讲史之时代，对于讲史，我们应有更多探讨及理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