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单向度的全球化思想

　　梵当娜·施瓦(Vandana Shiva)是国际著名的生态保护活动者。她开创了对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和对本土民间科学的研究，是位于新德里的科学、技术与生态研究所(The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Ecology)的所长。施瓦博士是“公正生活奖(the Right Livelihood Award)”，也叫做“另类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她的著作有《生物盗窃》(Biopiracy)和《被偷走的丰收》(Stolen Harvest)，新作是《水战争》(Water Wars)。
　　问(戴维·巴萨明)：请谈谈你的新书《水战争》。
　　答(梵当娜·施瓦)：一个以浪费和滥用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对水资源造成的破坏给我们制造了所有的环境问题。比如说，大型水库冲走了千百万的人们，而这些水库对获得水的地区的长期发展并没有真正的贡献。农业系统用五倍的水生产出与原来等量的粮食，却被称为“高产”、“高效”。六十年代中期的绿色革命被誉为奇迹，却是我们许多地方地下水和地面水消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些地方本不适于强化性的灌溉。一个谨慎的灌溉传统，一个主要靠雨水生产天然抗旱农作物(如富有营养的黍类)的系统如今全被渴水的麦类和稻类取代。这一转变不仅破坏了印度的水生物，也破坏了全世界的水生物。雪上加霜的是世界银行资助的水私有化带来的新的威胁。世行应对印度的用水向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化负责。现在，世行利用不可持续化的危机说，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都不应该对用水做决定；水的拥有权据称应该通过某种安排公私合营。如此水的掌控权实际上就集中在四五个水霸手里，他们企图掌控这颗星球上的水资源就像四五个生物霸主企图拥有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种子一样。
　　问：让我们从水谈到种子。生物技术据说会给世界上饥饿的人带来巨大的福益。你却是主要批评者之一。
　　答：如果我没有看到有关食品和农业增产增收的神话是如何被轻易地制造出来的，我也很可能相信目前许多关于生物技术的商业宣传。但是通过我对“绿色革命”的观察和经验来看，生物技术走的是同一条路。“绿色革命”主要是推销更多的化学用品，生物技术也是推销化学用品。你可以通过观察农作物商业化中的两个主要技术应用看出这一点来。第一个应用是生产能够承受大剂量化学农药的抗除草剂农作物，这是一个不断推销化学用品的策略，而不是减少其使用的策略。第二个是生产一种叫Bt的作物(Bacillus thuringiensis)。他们从一种叫Bt的细菌中提取一个制造毒素的基因，把它放入作物中，然后农作物就每时每刻在每个细胞中生产这种毒素，以此取代杀虫剂。在我看来，从生态来说，这些是制造杀虫剂的植物。所以，如果一般是时不时地喷药杀虫，你现在是每时每刻在制造毒素。这些毒素会跑到我们的食物里，进入整个食物链和生态网中。但是，最重要的是自然是聪明的，生物种类是聪明的。这些毒素主要防御的一两个物种，主要是蚯蚓科的虫子，很快会产生抵抗毒素的变异。一两年内，在你想控制的虫子中就会演变出抗体。这就意味着你又要对这些有了抗体的虫子使用超级杀虫剂。这些都不是减少使用化学用品和杀虫剂的方法。至于给我们提供富有营养、防止疾病的奇迹作物一说，这是神话。金稻米(golden rice)就是一个非常低效地给穷人提供维生素A的明显例证。已有世行、国际卫生组织以及粮农组织证明，惟一能使贫困地区消除维生素A缺乏症的方法是给妇女提供富含维生素A的多样化种子。这些比金稻米强一千倍。还有说法是使植物生产牛痘苗，但是他们甚至都还没有从生态角度来评估这意味着什么，会给我们的食物系统带来什么危害。如果他们无法阻止只宜动物不宜人的斯达林玉米(Starling corn)进入人类的食物链，那么他们对不宜人食用的牛痘苗植物又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任何过量的疫苗都不会是治病良方，而是新的问题。这些是非常基本的，普通人都会想到的常识性问题，科学家们和企业界却一直在说：“不用担心，也别再抱有疑问了。”
　　问：Syngetha，制造金稻米的欧洲生物技术巨头，宣称金稻米可以每年防止五十万儿童因为维生素A缺乏而失明。
　　答：维生素A缺乏本是这些生物技术公司造成的。我们田里的天然维生素来源被他们的除草剂大面积消灭了，然后我们只能单种他们推广的抗除草剂的作物。绿色革命不是为了给穷人吃饭，而是为了在第三世界的农业中推销化学用品。化学用品的推广消灭了我们的生态多样性。大多数富含维生素A的植物长在田间。稻田里使用的除草剂杀死了这些维生素的来源。在“绿色革命”没有波及到的地区，在多样性种植的地区，最贫困的妇女都可以采集这些植物。在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妇女们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多达二百五十种植物。在西孟加拉(Bengal)，贫困妇女采用两百多种绿色植物。这些公司给了我们维生素A缺乏症。现在它们倒来通过垄断的方式再来给我们提供维生素A，但这对贫困妇女并不是更好的维生素A的来源。
　　问：九十年代早期印度政府拥抱全球化。你讲过美国政府曾派其贸易代表访问印度，用并不隐晦的方式给印度施加压力。
　　答：印度政府并没有自愿地拥抱全球化。一九九一年世界银行说你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在那段时期，于一九八八年我们开始了一场强烈的运动，因为美国修改了它的贸易法，贸易代表有了更多的权力。此外，美国贸易决议又新增添了两个内容。一个叫做“特别三○一”，另一个叫做“超级三○一”。这两个内容使得美国的贸易代表可以对任何一个不遵守美国法律的国家单方面采取贸易行动。印度人应该遵守印度的法律，但是突然我们被要求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在我们抵抗三○一条款时，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一九九一年或一九九二年访问了印度。她宣布美国要通过铁锹行动为美国的企业撬开印度的市场。这当然触发了整个印度。人们不能接受另一个国家的人跑来说印度的经济不是为了印度人民，而是为了美国的公司。一九九二年农民们针对这所谓的用铁锹打开印度经济大门之说拆毁了卡基尔公司的厂区。农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说，你说你要用铁锹行动拆毁我们的经济，我们要用铁锹行动撬掉你的多国公司。
　　问：回到种子的问题上来，一个巨型的多国公司，蒙三头(Monsanto)，已经买断了印度所有的大型种子公司，所以它基本上垄断了对种子的销售。
　　答：蒙三头这四五年来已经收买了卡基尔种子公司。在美国国外，卡基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蒙三头也买断了马西科，印度最大的私营种子公司。它购买了该公司大部分的股份，也建立了一个生物技术的合资企业。蒙三头在印度所做的大部分试验都是通过它与马西科的合资企业做的。它们买断了印度的大公司，利用这些公司的广泛的关系网深入到印度的边远地区。外来的公司不可能光靠自己在两三年内能在印度这样的有十亿人口的大国如鱼得水。于是他们就买断印度的公司，包括那思(Nath)在内的四五家种子行业的大公司现在全在蒙三头的控制下。一九九八年他们宣布要商业推销转基因棉花。我们告了他们因为他们非法输入了这些种子。法院还在处理这个案子。因为案子还在法院，政府还没敢给转基因棉花开绿灯，尽管蒙三头极尽所能地腐蚀我们的调控制度。有时候我说蒙三头不仅仅推广基因污染，也推广知识污染。他们进行转基因种子试验的时候，我们立刻赶到了试验现场。你可能还记得，在有些试验地区，农民们把试验作物拔掉了。我们对那些保留下来的试验区作了评估，发现在有些地区，蒙三头的棉花比传统作物的产量少50%-70%。所以所谓的提高农作物产量一说在实际试验的基础上是站不住的。
　　同时，蒙三头棉花杀虫剂的使用却比普通棉花的高出许多。蒙三头不断制造和虚构出来的数据说产量增长四倍，农虫药用量减低25%，和我们的数据结果正相反。但是他们数据从不公开。政府认识到，如果以一些假造的数据为据，政府将遭受真正的抵制。抵制不仅来自农民和普通的公民，而且也会来自印度的科学界。印度的科学界一直都还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还没有真正地与私有利润联系起来，还没有习惯于把印度的科学研究与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脱钩，与公司的利益挂钩。
　　问：你把贫困的产生与垄断和专利联系起来。
　　答：专利是用以排挤任何别人制造、出售和经销被专利事物的权利。很明显，这种排挤的权利在市场上建立了一种垄断。如果格来士对用楝树做杀虫剂的专利没有受到挑战，它就可以成为国际市场上楝树杀虫剂的垄断集团。它在美国已有垄断。当然格来士现在已被另一个公司收买了。但是今天在印度我们没有类似的专利的统治，每个农村的小作坊可以自制农药。这种多样化的经济挺好。专利却在法律上关停其他人生产和买卖的权利。种子的专利现今在北美非常普遍。这种专利允许像蒙三头这样的公司派遣侦探，到农民的家里或田里去侦查，不仅调查农民有否使用蒙三头拥有专利的种子，而且也寻找种子通过花粉传播的蛛丝马迹。在美国有四百多宗案子，都是这些公司说，我们对这类种子或那个品种有专利权，我们发现你的田地有这个或那个，因此，你就是盗用，于是你就要给我们交罚金，因为你有犯罪行为。在这个系统里，农民为明年留种成了犯罪行为，因为蒙三头对种子的生产有垄断权。在许多已有的涉及专利的案子上，这些公司说了，只要你留种就不对，尽管你只留着自用，而不是用于商业性的销售。你留了种就等于损害了这些公司的商业市场，因为如果你不留种，这些公司本可以把种子卖给你的。所以他们把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也解释为商业行为。我一直参与起草关于植物多样性的法律。每次我们试图保证农民的权利不受侵害——他们留种的权利，换种的权利和进行种子再生产的权利等——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这些条款都删掉，把农民的权利取消掉。我称之为蒙三头的看不见的手。有一个很强大的压力要赋予这些公司排挤别人利用资源的权利，不管是种子还是药用植物，尽管这些原是人们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是大众的东西，是共有的财富。但是不断有压力想把这些变成垄断经销，迫使人们只能从公司购买，要不你要每年交纳专利权税。
　　问：在你的讲话中，你越来越多地提到与暴力和战争相关联的词汇。
　　答：暴力的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所呈现出来的科技制度和全球化经济范式是以战争为模式的。你制造转基因的种子，从哪儿开始呢？从基因枪开始。整个基因工程的语言是战争的语言。卡基尔用战争的语言来大谈不让蜜蜂窃取花粉。这是对花粉传授者的战争。蒙三头的语言是说要制造抗除草剂的作物。杂草在我们眼里是生物多样性有机部分，是我们维生素A的来源，是我们的健康、食物多样化的基本要素，但是他们却说杂草“偷取阳光”。这是一场对杂草的战争，一场为阳光资源的战争。当然贸易也成了战争。整个世界贸易组织是基于单一的贸易战争的观念，把相互的、合作的、真正按需要进行买卖的关系变成一个强迫性的安排——买你所不需要的，卖本国所需的东西。印度被迫卖出百万吨的粮食。这种全球化的制度阻止印度把粮食给那些需要它的人。饥饿的人们在死亡，农民们在自杀。而世界上的卡基尔公司们却借此把国家补贴装入自己的腰包，因为这倒是全球化的制度所允许的。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使大量的人废弃，对地球和生物种类施以暴行的科技和经济制度一定会得到回应。英国人曾得到过回应。在独立战争中，我们有多次农民运动。当英国人企图强迫我们接受一个使制盐成为垄断的法律时，甘地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到当第海滩(Dandi beach)制起盐来。他们说，不，我们不会遵守你们的法律，我们要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这就是回应。我们近来在西雅图、布拉格、哥廷根和其他地方已经看到了回应，所针对的制度是那些使我们的星球变成他们垄断产业，使整个世界的生命生活为他们的贸易模式所用，迫使非军事化的国家，如瑞典、瑞士，制定新法，把正当的公民活动界定为恐怖主义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横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俄克拉何马事件——被排斥的社区无所着落，找不到感应，觉得惟有炸弹才能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这样的制度制造暴力，它代表那些以偷盗为权利的人发动战争。它也推动暴力的回应，因为民主的回应如石沉大海。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人不希望把有生命的东西专利化。正当的、民主式的反应是重审专利制度。相反的是，我们开始了导弹计划。当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被排斥的时候，原教旨主义者们抬头了，给人们提供认同感，提供一个使命。全球化的普及和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携手并进，组成了新的恐怖文化，在此背景下全球化的大公司们巧取豪夺。
　　问：你说过印度谷满粮仓，但同时饥饿在增加，甚至有饥荒。这看起来是个矛盾。
　　答：每一次有自由贸易，那些仓满民饥的矛盾就是结果。一八七七年我们有过可怕的饥荒。许多的粮食从印度出口。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使奥利莎(Orissa)和西孟加拉的两三万人饿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因为说出了简单的道理而获得诺贝尔奖——饥饿不是因为食物缺失，而是因为获取食物的权利的缺失。印度是绝好的例证。自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开始，印度就阻止粮食流向老百姓。政府用以在全国调配粮食的开支——把粮食从多粮区调到缺粮区——被认为是政府补贴，必须取消。不幸的是，政府开支就此降低了，因为世界银行把人民对获取粮食的普遍权利修改为“目标化行动”。近来世行通过重新计算和设计贫困线神奇地使印度两亿五千万贫民消失，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贫困。目标化是世行喜用的策略，因为世行说普遍权利补贴了富人，目标化可以让我们帮助真正的穷人。结果是普遍权利消失后粮价上涨到人民买不起的地步。因为大家买不起粮食，粮仓的粮食停止流动，积压六千万吨。越来越多的人却在挨饿。四年前，我们就预言这个结果。但是今年，饥荒报告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们知道全球化和结构调整带来许多的变态：以前农民的卖出价和消费者的买入价之间不过是百分之二三的分别；然而最近两三年结构调整的结果是这个差别增长到百分之五十。这百分之五十就是以贸易为目的的食品系统的利润，也是这样的食品系统把农民推向自杀，把穷人推向饥饿和死亡。
　　问：你提到甘地和走向当第的制盐游行。甘地对今天的印度和更广泛的地区有什么意义？
　　答：甘地可能仍然是最大的激发力量。独立以后，在尼赫鲁的工业化模式和甘地的非集权模式之间有激烈的论战。今天，如果人们仍受到激励——不仅仅在印度——那是来自于甘地。当我在西雅图的街上看到青年人手被绑起来面对警察，他们就是行动中的甘地者们。我觉得有三条理由解释甘地在今天甚至比在他的时代更有意义。第一，生态的灾难前所未有的严重。甘地敲过警钟：地球足够所有人的需求，却不够少数人的贪婪；发展不能以工业规模、发电能力、汽车多少、水库和能源系统来衡量，而更多地以对地球影响的轻重来衡量。这是贯穿甘地思想的原则；第二，与民主有关。甘地非常清楚民主不仅仅是投票。民主是我们能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能否真正把握我们的生存条件，我们对这些生存条件的把握反过来也会影响这些条件。民主也是和平和非暴力。第三，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全球化的独裁制度，由看不见的独裁者们组成：供公司们可利用的世贸组织中各种各样的强迫性规则，世行的结构调整，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等等。市场的权力和军事权力在会集。这种权力已经相当的全球化以至于武装反抗都不能对付它。但是非暴力的力量能对付它，一种说“不”的力量。
　　问：你也谈过需要恢复公有领域，请解释一下你指的是什么。
　　答：公有领域(commons)指的是我们需要保持的为大家共享的领域，这是共享责任和权利的制度，为的是保证生活。从生态上来说，我们总是需要水，总是需要生态多样化，农牧民们总需要草场。第三世界的人民总需要有森林和树林以采集草料和燃料。这些自然资源很久都是公共的，但很显然，这些公有的领域在一个接一个地被圈地私有化。我在专利问题上和基因工程问题上的斗争就是反对对全球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和知识公有领域进行圈地。这也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财富的基础。水也被圈地私有化了，水是一个公有领域；大气也是一个公有领域，被石油公司和矿物燃料造成的污染私有化了。他们侵占了不属于他们的领域，把它变成自家的排泄池。他们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不稳定的气候。我们要把这些领域恢复为公有的，为我们集体掌握的领域。种子也是要恢复的一个公有领域。让知识远离私有的领地、远离私有化就是一个恢复公有领域的斗争。在马哈拉(Maharashtra)，有一个湖属于可口可乐公司。该公司不允许湖的发源地的原住民在湖里饮水。
　　问：在马哈拉另一个惊人的事是能源工业的私有化。安然(Enron)，休斯顿的能源巨头，同时也是小布什的竞选捐助者之一，已接管了那儿的能源行业。
　　答：安然是全球化的好例子。马哈拉的政府和人民都拒绝了安然。印联邦政府的环境部也回绝了安然，因为设在大波(Dabhol)的电厂将对海岸线的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克林顿的贸易秘书荣·布朗(Ron Brown)乘空军喷气机而来，说安然是我们的旗手项目，我们要求你们在十二月前让项目过关，否则我们将对印度采取贸易制裁。于是一切努力和手续保证了项目过关。正如我们所预料，电价涨了六倍，人们用不起电。但是合同说了，政府尽管不被允许产电，却还得包购安然的电，无论价格多高。安然享有一个有保证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保证是最有虐待性的制度安排，部分是通过世行的压力建立的。但是马哈拉州的电力委员会说，抱歉，我们没钱，我们不会付你的账。于是一场巨大的争端在酝酿中。法院在听审此案。人们在抗议。马哈拉州和联邦政府有了矛盾。安然决定着印度能源业私有化的前景。在每一个能源私有化的州，电价在上涨。在全球化中，贫困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被允许把从老百姓手上收来的税用之于民，而被要求把这些钱花在这些公司身上。在奥利莎，电网传输线已被AES花一个美国公司——私有化了。一九九九年，当飓风损坏了传输线时，修复的费用却不是由AES来出，而是由政府出的。
　　问：什么给你希望？
　　答：一个希望的发源地是这些垄断性的单种思想是如此的不可持续，这样其他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发生。这个制度要崩裂。当你过度地使食品和农业生产工业化，疾病爆发了。人们会把当地的、无公害无污染的食品作为安全的来源。现行系统的运作逻辑内部会产生自己的另类，因为现行的制度在设计上注定要失败，要引起生态灾难。我感到有希望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从小处起步。我们看到现在有农民自杀，我们就给蓬加比的农民送去一万公斤麦种。一万公斤不够，我们又回去加倍运送。哪儿有建立可持续的、公正的、民主制度的努力，这些努力就传播得如野火一般。人民需要另一个世界，也在建立它。人们对自由的热爱比任何强制性的权威都有力，比任何企图控制地球的统治者们更有力。
　　(严海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