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青铜器、汉简乃至古代度量衡、明清家具研究的学者，会非常熟悉陈梦家这个名字。他的《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长长的书目是这些领域的必读书目，他对某一字的解释、某件青铜器的断代和铭文的释义，不论你赞同与否，都是注释条目中必备的一家之言。
陈梦家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后驰骋于诗与史两界，并且都卓有建树。二十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成为新月派末期的代表诗人，又师从闻一多先生专攻古文字学、古史考证，后又转入青铜器研究，正应了古语“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皓首的终点止于“文革”初起的一九六六年，年仅五十五岁。当政治运动归于平寂，追述性文章开始不断见诸报端，痛惜这位天才由于时代的不幸而过早离世，也为其在短暂一生中所激荡的才情和取得的成就所感奋。
一九九七年我在参观芝加哥美术馆的中国藏品时，看到青铜器铭文的拓片和释文的说明牌上标着“陈梦家拓、释”字样，惊惑之余询问中国艺术部主任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女士。由于人事变迁，潘女士也所知甚少，只知道陈梦家夫人赵萝蕤教授参加芝加哥大学(赵萝蕤当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并获硕士学位)校友会活动时，在友人的陪同下重访芝加哥美术馆旧地，曾深情地回忆起在他们的韶华岁月中和陈先生一起来美术馆工作的情形。当向她出示陈先生与凯利(Charles Fabens Kelly)合编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时，赵先生悲情难抑，泪下如雨。这段被历史尘封的岁月在她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痕迹。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陈先生历尽艰辛，完成了其代表性学术著作《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以下简称《美》)。但由于一九四九年后中美学术交流中断，陈先生也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过早离世，我们对它的了解只限于赵萝蕤教授在《忆梦家》中简约提到的陈先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在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称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古文字学期间，曾苦心收集流落国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这段历史不仅对搞清陈先生的学术历程至关重要，对整个中国青铜器研究史也意义深远。
陈梦家先生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美》实际上只是他的英文手稿《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和青铜器综合研究》中的图录部分，与之相印证尚有分为十五章的文字部分《青铜器综合研究》。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青铜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使传统方法与考古学最新成果相结合，同时也吸收了某些西方学术成果，是继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周彝器通考》之后有关青铜器研究的又一突破。手稿原计划在美国出版，打印装订成两份，一份留在哈佛燕京学社预备出版，一份由陈先生带回国内。陈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回国，出版一事被搁置，由于人事迁衍，留在美国的手稿已无下落。在美国期间，陈先生还完成了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北欧瑞典所藏中国青铜器资料的收集，并已着手收集西欧的资料，一九四六年又与芝加哥美术馆当时的东方部主任凯利合作，为美术馆藏有的中国青铜器编制了图录《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并用英文在西方发表了论文《商文化》(
Shang Culture)、《中国铜器的形制》(
Style of Chinese Bronzes)、《康侯簋及其组合》(
Malcolm's K'ANG Hou Kuei and its Set)、《伟大的周代》(
The Greatness of Chou)、《关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些意见》(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及英文手稿《中国青铜器随笔》(
Some Notes on Chinese Bronzes)、《文化合作》(
Cultural Cooperation)。
回国后，先生的计划是把流落于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中国青铜器资料冠以《中国铜器综录》在国内出版，《美》只是原计划中的第二辑。而在不幸的时代中，连生命本身都不堪其重，更谈不上学术计划的实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被尘封起来。万幸的是陈先生带回的手稿、收集的资料和往来信函由红卫兵抄家后归还至考古所，多年来又得到王世民先生的悉心保管，我们才得以把青铜器乃至考古类型学研究中失落的重要章节拾拣回来。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和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哈佛燕京学社、芝加哥大学、美国各大博物馆、清华大学档案中心查阅的有关档案，陈先生当时与中外学者、学术机构往来的信函以及回国后发表的与《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和青铜器综合研究》一书互为表里的《西周铜器断代》，结合当时的学术状况，尝试着追述先生的学术渊源和评价他的学术成就。
清朝末期，随着国势颓微和西方势力渗透，中国文物开始大量外流，如容庚先生所言：“军阀攘祸，国无宁岁。关洛之民，困于饥馑，或掘虚墓，取所藏以救死，政府莫能禁。异邦之民，挟其多金，来相购取。于是古器之流出遂如水之就壑。”而海外对中国青铜器的著录与研究也随着收藏的增多而兴起，出版于一九一九年日本住友氏的《泉屋清赏》是最早非汉语的中国青铜器图录，西方最早收藏中国青铜器的人士之一为意大利人塞努奇(Henri Cernuschi，一八二〇——一八九六)。他于一八七一年利用在北京旅行机会购得大批青铜器，其中两件为《西清古鉴》所著录，现存于巴黎塞努奇博物馆。
中国知识分子对流落海外青铜器资料的收集、刊布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补足研究资料的缺如，不如说是这项工作触动了其敏感的民族情结，民贫国弱的现实压力，使这类工作掺杂着浓重的爱国情绪。陈先生撰文：“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如此精绝的历史文物毫无保障的被异邦占取了，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在考古学上遭到的损失，更是无法补偿，我们要根据这种惨痛的经验，深深认识到被人剥削的憾恨，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此项工作是罗振玉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开始的，罗氏录《海外吉金录》，得二百零五器。一九三五年容庚编的《海外吉金图录》为翻印《泉屋清赏》之作——“《泉屋清赏》正续编为图二百三十，此得其半而弱，十种则全收之，其他所采较少。合得一百五十八器。”书中每器附照片，列有尺寸、描述、以前的著录情况、断代，此书连尺寸与重量单位都采用日式，只是在器物断代上略有改正。而对于中国青铜器在西方的收藏情况，容庚先生感喟说：“昔日本梅原末治教授游历欧美，公私收储之府，莫不倾其所有以相示。君乃照其形制，量其修广，录其所睹闻，以成《柉禁之考古学的考察》及《欧美收储支那古铜器精华》。余于域外之文，一无所晓，乃从他人著作中
辑而为此书。余甚惭于梅原。国中独无其人乎？此所为抚卷踌躇者也。”从一九三四年起在燕京大学师从容庚先生专治青铜器研究的陈梦家应深知其憾，并且他熟习英语，对于商周时期的宗教、年代学、古文字学都有涉猎与心得，欠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相隔十几年，当时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旅欧归来，带回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照片资料，委托陈梦家编纂而成《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因仅限于照片资料，书中所列只是器物照片和器名，真假相掺，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只有三十五岁的陈梦家在前言中分列《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分时期、地域、国族、分类、形制、文饰、铭辞、文字、铸造、鉴定十章，已勾勒出了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框架，应是《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和青铜器综合研究》一书的雏形。
从洛克菲勒档案中心保存的档案得知，一九四四年陈梦家是在金岳霖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推荐下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一年。在到达美国之初，陈先生致信柯律尔(Herrlee Creel)：“我在此间的目的是能继续我先前的研究并有机会考察你们国家收藏的青铜器和甲骨，您是否能为我介绍那些收藏家和博物馆负责人员，以便和他们电话联系。”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经费开始为编写美国所藏的中国青铜器目录做资料的准备。陈先生向美国各大博物馆寄送了查询所藏青铜器资料的表格，在古董商人卢芹斋的帮助下又与众多的私人藏家建立了联系，在美的时间也由一年延长至三年。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始他几次到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集整理安阳和洛阳金村出土的资料，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至九月四日，他寻访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和瑞典的公私收藏，搞清了当时北欧和西欧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情况。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陈梦家夫妇在洛杉矶登上美国本土至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陈先生由旧金山乘船回国的三年时间内，为收集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资料，他多方寻找经济支持，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资料，也使青铜器研究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美》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遗失海外的一批珍贵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了三四十年代青铜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现代考古学类型学方法对传世和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彻底的整理并有机串联，是青铜器著录学的一场革命，它赋予著录内容以灵魂。青铜器的著录史可以追溯至宋代，现存最早的当推吕大临的《考古图》，图像与铭文并重，备载大小、容量、重量及出土之地和收藏之人，后者悉遵此书矩镬。细审之，则印证了郭沫若所说的“……著录之书，自赵宋以讫于今，颇多名世之作，……然其著录之方，率以器为类聚，同类之器以铭文之多寡有无为后先，骤视之虽若井井有条实则于年代国别之既明者犹复加以淆乱”。原因是这些图录主要用于藏宝和示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铜器的研究突破了前代只限于辨伪和断代的传统研究范畴，其标志是《两周金文辞大系》(以下简称《两周》)和《商周铜器通考》的出版。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两周》首创的“标准器”法被认为是青铜器研究史上的最大突破，它把有关联的铭文集合在一起，以有确切年代的青铜器作为其他断代的标准，“……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物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必不超远。至其有历朔之纪载者，亦于年月日辰之相互关系，求其合与不合，然此仅作为消极之副证而已”。
《美》在青铜器资料的整理中把这一最新成果与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它共收八百四十五器，一器一号，每号有八项说明：1.图像曾经著录的；2.铭文曾经著录的；3.记录器物的高度、口径、宽度和长度；4.记录铭文的行数、字数并其隶定的释文；5.断定年代；6.记录器物出土后收藏者和商贾的收藏和出售；7.现在的所在，在博物馆或私人处的；8.①器物的现状，②相传出土的时代与地点，③同群同同组的铜器、同族名的铜器，④简要的有关铭文考释，⑤形制、花纹上的特点及与其他器的比较，⑥其他不属于以上七项的记述。记录项目基本继承了青铜器著录传统，完整反映了青铜器的流传情况、研究史和保存状况，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陈先生在谈到青铜器研究的方法与材料时说：“我们首先要搞清青铜器出土的地点与年代，收藏者和被著录情况，以及铭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再从器形、装饰纹样和铭文风格来推断它与其他青铜器的关系，如果铭文与其他青铜器有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一‘组’来共同研究。”前七项条目正是陈所谈青铜器研究前的必要准备，第八项的“同群同同组的铜器，同族名的铜器”正是“标准器法”的体现。“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又可以有：①同作器者；②同时人；③同父祖关系；④同族名；⑤同官名：a同事b同地名c同时”，这些条目正是《两周》所开创的“标准器”法的串联线索，用这种新的方法对图录中的铜器所涉及的传世和新出土的资料进行彻底的整理，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了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为研究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体现先生学术贡献的《西周铜器断代》的每一结论均是在此项工作基础之上进行的。“同族名的铜器”，在认同商代铜器上的图形文字为族徽的基础上，“同族名”铜器的串联扩充到《两周》所忽略的殷代铜器上。它对后学的启发意义深远，我们探讨地望、历史沿袭、侯伯与王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都是利用这种方法在对零散资料进行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两周》一书对青铜器断代法虽有开创之功，但仍以铭文为中心，必要时再参照器物，并未在器形研究上创通条例，使大量无铭或铭文释读困难的铜器的断代成为问题。而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商周彝器通考》类别一章，则是第一次按照用途把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突破历来青铜器按自铭和史籍铭辞的传统，结束了青铜器命名的混乱状况，虽然这在青铜器个案研究中忽略了青铜器在礼仪活动中的作用，但在梳理大量的传世青铜器资料中作用重大。松丸道雄先生认为“分类是本书(《美》)的精髓”，是因为《美》在器物编排上把青铜器分列于《商周彝器通考》的分类标准之下，按照器物的品类分列，又据其形制的不同分为九种，在每种之下，按照时代先后排列的。隐匿于这种精当排列之后的是方法论的支持，参见《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和青铜器综合研究》中的第八章《类型学》和《中国铜器的形制》一文，陈先生把现代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引入青铜器研究，与铭文研究结合起来，使图录做到了在年代和国别上真正的“井井有条”。
类型学是现代考古学三大基础理论之一，是“研究物品(包括遗迹和遗物)外部形态演化顺序的方法论”。一九〇三年由瑞典人蒙特留斯系统总结了其理论原理，一九三五年翻译介绍到我国，我国现代考古先行者从三十年代开始运用类型学原理来研究发掘资料，到运用器物的分型分式并根据出土物共存关系来判断各遗存单位年代的组合比较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一九三〇年梁思永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陶片时进行形态分类，把不同形态的口缘、器底、柄与把，分别给予一定的符号，根据不同差别，分用四层符号来标记，但对陶器局部形态的这种细致分类，并不能综合成一种仰韶文化陶器的完整概念；李济先生在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铜器时，也尝试应用类型学方法，这是寻找考古类型学原理的表达方式的探索阶段。一九四八年，苏秉琦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根据陶鬲的制法、形式和外表的差别，归纳成袋足、折足、矮足三大类和袋足类内的锥脚、铲脚两小类，又按照各类鬲在形态、附饰和制法上的细部特点，把四十件分属于三大类、四小类的鬲归纳成九组。类别表现了形态变化的不同轨道，组别则为形态早、晚之异，这在探讨器物早晚、考古学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序列等问题上行之有效，但尚缺乏一种明晰、标准的表达方式。而陈先生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已把成熟的标准化的类型学方法运用于青铜器研究，运用了器物的分型分式的方法。“型”是分类，“式”代表器物在时间上的发展顺序并同时注意到了组合关系，如注重“同出于某一地区的同出于某一个坑的同出于某一墓葬的”关系，突破并挣脱了传统方法的局限，使青铜器的研究得到了提升，也奠定了现代青铜器研究的基础。这种方法在考古学领域的成熟运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开来。
现代考古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通过田野发掘带来的大量古代遗存资料，更重要的是它的方法论为传统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视点，董作宾的殷墟卜辞研究和陈梦家的青铜器研究可以引为范例。考古学的影响在陈先生的青铜器研究中随处可见，他认识到器物出土地点和时间等背景资料的重要性，“当我们开始研究一件青铜器，应该首先搞清它的出土地点和时间”，重视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认识在新材料和发掘成果、从文献上得到的新认识和与青铜器相关的陶器、玉器、骨骼和石制品的对比中得到提高”，这也是他认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保存的安阳和洛阳金村的材料比美国零散的青铜器资料更为重要”的原因。“每一型式都有很长的演变过程，或多或少带有手工制作的性质，所以每一类型的年代是相对的。某一时间段内会存在多种型式的现象非常普遍，是因为技法的传承旧式审美的延续。因为无论工匠还是拥有者总有保守和前卫之分，所以当新式产生时旧式还在使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深刻认识，是我们在研究中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一九三八年陈先生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提到：“虽然从事国学，我自己往往感到许多缺欠，而尤其是国学不仅是整理旧典籍和材料，更重要的是新方法以及别国材料方法的借镜。最近看增订的《金文编》，材料加多了，编制考释一仍吴大澂之著，……所以我常时时警惕自己，我们生于吴、孙、罗、王之后，我们所从事者为古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考据学的汇合，有前人为我们准备道路的(如清人的注疏，二王之学)，但我们今日不但是继承之，而是发展为新的。我们读先生的《胡适文存》，觉其最大的价值在承清儒之深而开新学之端，而我看近今的学者承此潮流而发扬的固多，仍然复蹈清儒故辙而不改者甚是不少，则是这类学问不是不增加价值，而是不变新，不创造。我常想及此，总想对于典籍材料稍稍涉猎后，要再去训练自己的新方法新态度，而研究古代文化，西洋的考古学人类学尤为急需。……我倘肯甘心老死于中国式学者之事，倒也罢了，但我总觉得自己处此际会，也极难得，总可以尽其所能略有责于学术。”陈先生洞悉传统研究方法的弊病，苦恼于寻找新的研究途径，正是具备了古史学、古文字学的深厚基础，又不满足旧有的研究方法，在赴美之行的催化下，成功地把考古类型学引进青铜器研究，完成了“有责于学术”的夙愿。
陈先生依靠各方面的多年知识积累及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把最新的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图录的编写之中，达到了青铜器著录史的顶峰。《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和青铜器综合研究》中的《青铜器综合研究》部分是青铜器体系化研究之作，此前尚有两部性质相同的著作，即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所附陈先生撰写的《中国铜器概述》和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的上编，是对整个青铜器研究史的总结，《中国铜器综合研究》是对《中国铜器概述》全面的修订和扩充。构筑了整个青铜器发展史的时空框架。这部巨著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在今天需要修正的也只是某些具体结论。
陈先生的美国之行不仅把他的学术专著和“四大箱流落于西方的中国文物资料”带回中国，还建立了中西方学术交流的通道。他与当时的西方著名汉学和中国美术史专家如美国的史克门(Lawrence Sickman)、柯律尔、巴克夫(Bachhofer)、谢门李(Sherman Lee)，瑞典的高本汉(Bennard Karlgren)，加拿大的怀履光(Bishop White)，英国的叶慈(Percival Yetts)有着频繁的学术往来，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在同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目的、方法和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一致，但有必要保持学术信息与交流的畅通，这也不仅对中国学者有益。
屈指算来，陈先生离开人世将近四十年了，夫人赵萝蕤也于一九九八年春辞世，他的明清家具收藏已辗转入藏上海博物馆，他的往来信件有的散见于潘家园旧货市场，这篇小文钩沉出这段历史以飨同好，以慰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