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由衷的忏悔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钱钟书先生在大陆的声名日渐隆盛。一九七九年访美，据说妙语连珠，把洋人给“镇”了；一九八○年以后，《围城》印了一次又一次，还拍成电视剧，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中国有个了不得的钱钟书；《管锥编》皇皇五卷出版，旧作《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再版或重印，就像连发的火箭，轰开了大陆知识分子与学术久违、麻木封闭的心扉；预先说好不开会、不赴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黄袍加身”，更在国人心上添了沉甸甸的砝码。当此之际，顺应俗情，年过古稀的他只要呆在部长楼里写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须扬鞭自奋蹄”之类诗句就可以安享余生了。
　　但他忘不了心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就是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宋诗选注》。它好像“模糊的铜镜”，映出过他在极左年代暧昧的身影。
　　早在一九八一年，他接受香港彦火先生采访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铎先生要我干的。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
　　这时他大概还心有余悸。尽管承认“这部选本不很好”，选了一些不可选但不能不选的诗，割舍了一些可选但不能选的诗，使人觉得“种种缘因”四个字含有欲说还休的意味，但同时也给人“我并不喜欢宋诗，选注宋诗是领导因误会逼我干的”这种印象，有点言不由衷。果然，内心一恍惚，思绪一荡漾，嘴里就滑出这样的话来：
　　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力，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联想很敏捷，比喻也说得很生动，诙谐中不忘刺世警世，但将组织上的事与学术上的事扯在一起，不伦不类。搞学会之类组织，不能不遵今例，拉关系，照顾方方面面；以学术标准或文学标准选文选诗，既可能堕入这种俗套，也可以卓尔不群，完全因人而异。梁代萧统编辑《文选》，不就采用“敬鬼神而远之”和自立标准的办法将历代奉为圭臬的先秦诸子文章淘汰出局了吗？更重要的是，这段话在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之中悄悄将特殊的政治和心灵问题转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习惯问题，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既然古今中外一切选本都打上了“迁就和妥协”的烙印，都表现了“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力”，都制造了使竖子成名这个文艺社会学里“有趣的问题”，那么，《宋诗选注》某些选劣汰优的做法就不值得深究了。
　　但是，给人“被逼”、“从俗”的印象并没有使具有独立人格的钱先生内心祥和平静。一九八八年一月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前言《模糊的铜镜》，他终于拿起解剖刀，对映在《宋诗选注》这面镜子里的时代和自身形象做了解剖。在他看来，“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暗淡的铜镜”，“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让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个性都打了折扣。表层原因在于，“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深层原因则在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和“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褊狭”，造出了这种别别扭扭、不尴不尬的东西。其结果，是两方面都不讨好，“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既使该书受到公开批判，又对不起自己的学术良心，为半“趋时”付出了让该书半“过时”的代价，只能成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这已不是“被逼”、“从俗”，而是揭露了在上有“严峻戒律”的条件下，自己也有半就半不就之心的无奈、酸楚和逼出来的狡诈。于是，模糊的铜镜里就映出了他这个知识分子尴尬的表情，或者说，他尴尬的表情使本该清澈的镜子变得模糊。这当然是令人痛心、悔恨的生存状态。
　　什么是当时的“严峻戒律”呢？那就是：选注古代诗歌必须突出“阶级性”、“人民性”这些政治标准，而不能突出“艺术性”标准，透露“小资产阶级趣味”；选注宋诗，还要贯彻“尊唐抑宋”原则。前者是“成文法”，政策文件、报纸社论、相关教科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后者是“习惯法”，自二十世纪初期起，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组织的南社就尊唐抑宋，将宋诗说得一钱不值。南社后期领袖柳亚子尤甚，甚至将当时以陈衍为代表的“宋诗派”诗人和其他尊崇宋诗的人士视为“反动派”、“反革命”。毛泽东也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盛传他诗好“三李”(唐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在后来公布的给陈毅的信中，也果然说过宋诗“味同嚼蜡”这样以偏概全的话。钱先生就是在这种“大气压力下”、以曾蒙陈衍过奖之身奉命选注宋诗的，其尴尬可想而知。遵命不甘，违命不敢，只得在“识时务守规矩”的大前提下自作一点聪明。《宋诗选注》的序言写得大气磅礴，但有意让宋诗在宋朝国势与汉唐相比恰如狗比龙虎而唐诗又蔚为大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出场，使它一露面就在唐诗面前矮了半截，根本忽视了宋代优秀诗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立志与唐诗斗气，努力创造有自身特色诗歌的雄心壮志和可嘉实绩。还说唐诗在“大判断”上有突破，宋诗只在“小结裹”上有收获，根本无视宋诗堪与唐诗抗衡的特点。顺带，还批判了近代尊崇宋诗的陈衍，说他提倡的“同光体”诗沾上了早已“遭到排斥”宋诗习气，患了宋诗传染的感冒，表现方式虽有所改变，但“仿佛鼻涕化而为痰，总之感冒并没有好”。选目更贯彻了“阶级性”、“人民性”标准，选了一些“味同嚼蜡”的诗，割舍了不少平易而又深刻、细腻而又贴切、凝炼而又自由、新巧而又泼辣的好诗。只是写起审查者可能不那么在意的注释来，他才不再收敛博大精深的学识，不再压抑“刁蛮”泼辣的个性，将一些常人认为无可注释的词句注得兴味盎然。比如介绍梅尧臣的那段文字和所加注释，就列举了“嚏喷”一词与历代诗歌饶有情致的关系，使人忍俊不禁，在“三面红旗”插遍全国、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年代领略了一番“小资产阶级趣味”。难怪胡适读了这本书后，对迎合风气的选目虽然很不满意，但认为“注确实写得不错”。
　　当然，此中也有“大事(写序、选目)不马虎，小事(写诗人介绍、作注释)装糊涂”的心计，多少有点弄臣心态。也许正因为深刻地认识了当时的自己，钱先生最终没有文过饰非，也没有将《宋诗选注》中的过错全部推给“惯例”和所处的时代，而是坚持保留《宋诗选注》原貌并为过错的产生深挖自己的灵魂。尽管他明明知道，“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但仍坚定地表示：“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还诚恳地说：“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这样，他就无愧于心了。的确，历史常常捉弄人，使人犯错误，历史记载也在谄媚人的同时为人设下陷阱，它既给有权书写历史的人提供窜改历史的大量机会，造成“抵挡不住的诱惑”，又让人再一次接受是否敢于直面历史真实的考验，测量人究竟是为面子、权术还是为真诚而活着。它张着口在等，看人是否往制假贩假的陷阱里跳。舍方便的“借口”、“惯例”不用，鄙视“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说明钱先生与鲁迅先生一样，不但严于解剖别人，更严于解剖自己。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证明自己对宋诗“衷心嗜好”的努力。据《读书》杂志二○○一年十二期杨绛先生《记<宋诗纪事补正>》一文介绍，他利用四十多年业余小憩时间，断断续续写成了共一百卷的《宋诗纪事补正》。等这本书出版，它将和其他涉及宋诗的文字一起，展示钱先生对宋诗的真实见解，让我们看到一面“清澈明亮的玻璃镜”。
　　忏悔到此为止了吗？没有。钱先生心里还有一根比遵命写作更刺人心肠的刺，那就是在亦步亦趋地“尊唐抑宋”过程中，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私淑的恩师、前面多次提到的“宋诗派”领袖、“同光体”倡导者陈衍(一八五六——一九三七)。陈衍比他大五十四岁，他也不是正式的陈门弟子，但因居地相近，钱先生又头角峥嵘、才华横溢，他们成了忘年交。据钱先生记载，一九三二年阴历除夕，陈衍招他一起度岁，“谈燕甚欢”。陈兴致勃勃地评点了当时一些学者文人的道德文章和言行逸事，不乏真知灼见，使钱先生受益匪浅。事后，他郑重地记下了这次谈话；当年春天，钱先生在北京读书，陈衍赐书赐诗问病，使钱顿起“那得从公参律句，孤灯悬月起痴顽”之思；同年，陈衍点定钱先生诗稿并为之作序，充分肯定了钱先生“精外国语言文字，强记深思，博览载籍，文章淹雅，不屑屑枵然张架子”、诗“有性情，有兴会”等优点，在示以精进之道的同时，寄托了期待钱先生“卓然独立自成一家”的殷殷情意；一九三四年阴历除夕，陈又招钱先生和张中行先生同到苏州度岁，陈以“仍温同被榻，共对一炉灰”这样深情的诗句记述了当时情景；一九三五年五月，陈衍八十寿诞，钱在即将赴英留学之前赶往苏州登堂拜寿。陈知道他将远行，黯然神伤，说出了“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这样感伤的话。钱到牛津后，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之句，再次寄予厚望并为自己赏识钱先生而感到由衷欣慰。《石遗室诗话续编》里也收入了评钱诗的两则文字。一九三七年，陈病逝，钱在英国闻讯后“唏嘘惝恍，为诗以哭”，写有《石遗先生挽诗》二首，描写了自己泪如“悬河决溜”的情状和恨不能以身相赎的心情，在充分肯定陈衍诗歌诗论的历史地位之后说：“未敢门墙列，酬知祗怆神。”为失去深知也深爱自己的老人痛彻肺腑。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在巴黎寓所重新整理陈衍一九三二年阴历除夕的谈话，题名《石语》，让它永远伴随自己。一九三九年，他于《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奉酬十绝》中又中肯地评价陈衍在近代诗坛的际遇和诗学的优劣。可以说，钱先生二十至三十岁前后这十余年间，莫不与陈衍心心相印，接受了陈衍的无限关爱和很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陈衍力倡诗人要甘走荒寒之路，甘处困寂之境，认为诗人的使命不是以诗干利干禄，取悦众人，而是执著、深细地把握内心存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境界和生命情绪，以它们孕育的观物感物方式和表达方式来发掘它们、表现它们，成就具有独特个性的真诗。其主旨是要求诗人在体悟自己独特生命境界、生命情绪的基础上坚持独立个性。这几乎已是钱先生一生做人和做学问的座右铭。伤害了这样一个人，钱先生内心又如何能祥和平静？如果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出于保存自己的私心犯下学术立场上的错误，引起的主要是理智上的痛苦，压力解除，理智复归，痛苦也容易消解，那么，由此有意无意地伤害了自己崇敬、亲近、给了自己许多关爱和帮助的人，引起的却主要是情感上的痛苦而且不易消解，因为它总是让你有意无意地将伤害行为与昔日温馨情境、被害人的音容笑貌和脉脉深情相对照，形成强烈反差，使你羞愧难当，自惭形秽，在心灵上留下永远的痛。如果说，前一错误属于特定时代人人都有的“原罪”，那么，后一错误则属于并非人人都会犯的“本罪”，直面它、揭露它和进行赎罪需要更大的勇气。
　　然而，钱先生走出了这一步，不过，采用的不是写忏悔文章的方式，而是展示与陈衍昔日情谊的方式。一九九四年一月，他大病之后在杨绛先生协助下编定收录自己古典诗作的《槐聚诗存》，就录入了《石遗先生挽诗》等作品；同年四月，他又在家人协助下将“纸已破碎”的《石语》旧稿“粘衬”成册，誊清为书稿。两书分别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一九九六年一月出版并很快重印，让世人知道了只有此时才能公开言说的陈、钱故事，知道了流行的历史记载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感史、心灵史。它不像正史那么布堂堂之阵，扯正正之旗，但留下了更为震撼人心、更能唤醒良知的东西。钱诗和《石语》里写的是信史，字里行间透出的却是钱先生由衷的忏悔。为陈、钱故事立碑，也就是将这一对忘年交的生命永远连接在一起。据钱先生一九三八年二月为《石语》写的前言说，一九三七年夏天，他知道陈衍病逝的消息后，曾为陈衍学无传人而叹息：“中日战事寻起，而家而国，丧乱弘多，遂无暇传其人，论其志行学问。息壤在彼，斯愿不知何日偿也。”从此，他就有了一桩未了的心事。但事后的变化非他始料所及，陈的志行学问不但没有传人，只有掘墓鞭尸人，而且，钱先生自己在形势逼迫下也不得不稍预鞭尸行列，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叫人哭笑不得。然而，钱先生出版这两本书，已稍偿当年之愿，稍释内心之痛。这是钱先生人生最后几年做的一件大事，也是具有独立、真诚人格的他别无选择的选择。虽然静悄悄地，但也沉甸甸的。他终于可以稍减遗憾地去与陈衍在九泉之下共话世道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