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闭门读禁书”，是古人读书的一种意境。雪夜固然已少人来访，并且还要关起门来，可见是不能与人共读的书。禁书有两种：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前者会惹杀身之祸，后者则于行止有亏，都是闭起门来不给人知道为好。范围太宽，这里只谈谈后者，而且并不全面。
潮州戏有一剧目叫《丁日昌》，可惜我无缘得见，但此人的名字倒有些知道，而且百年前曾做过上海人民的父母官。《丁日昌》便是演他在任上海道时之德政的，犹如《施公案》中的施不全和《十五贯》中的况钟一样，歌颂他是一位好官；但他的政绩现在只有他的乡里——广东丰顺知道，在治地上海则知者甚少了。
此外我所知此人却很多，首先他是近代洋务派的前期人物，可惜死得较早，光绪十年便去世，赶不上大办洋务的时代。还有他有一个名气比他响的儿子叫丁惠康，是和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合称为“清季四公子”的名人；但更著名的他又是一名主张禁书最力的卫道士，凭着当文物之邦江苏巡抚的地位，几次三番上奏朝廷禁书，刊布目录，身体力行，因为他本人便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以洋务派而兼卫道士，看似矛盾，实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上可以得到统一。不过他要禁的书范围实在太宽，连《红楼梦》、《水浒传》都遭了殃，不可不谓之一场浩劫。不过那时江苏境内在上海还有个租界，却是非丁中丞政令所能及；而印刷出版的事业，却恰以上海的租界为全国中心。
我国有很多书籍，虽被自秦始皇到丁日昌，差不多斩尽杀绝，倒是靠了洋人才不致全告消灭。洋人分东西洋：依靠西洋人的租界可以刊印如恒；东洋则是从遣唐使开始，一直挟以东归的很多是禁书，到了清季黎庶昌、董绶经、杨守敬等再从东瀛搜罗舶载回来。
木刻以外的现代印刷技术，在上海生根已近一个半世纪，最早的印制动力还是兽力牵拉，可见铅字排印在当时也非易事。但有一种石印的印刷术，却比铅排容易，只要写好便可上石，不需要校对等繁琐手续，故写石印的人确要大有本领，好在那时字写得好的落魄文人很多，几毛钱千字的钞费也聊可给他们度日。所以一般所谓闲书如小说之类，大都是石印。石印小说二十年代之前最为风行，上海有多家小书坊都以石印小说为业务。它的最大缺点为用的是油光纸，容易碎裂和风化，大致寿命不能逾三十年，至今尚存的五六十年前石印小说，恐怕已不很多。我看到那种小说之多，颇堪自诩，光是《红楼梦》续书，总在三十种以上，而续《彭公案》《施公案》的则几乎各有五十集之多。
堪称禁书首席的《金瓶梅》之起哄，还是三十年代才开始的事，前此木刻的张竹坡本还极易买到，若嫌价钱太昂，则油光纸石印本也在小书坊到处可买，并不如以后一甲子那么希罕。
我过眼的那种石印禁书可谓多矣，但也有知其名且悉其梗概的名著未经入眼，其中之一是《如意君传》，据说此书遭禁二百多年，只有东土尚存，董康、杨惺吾诸君是不屑舶载这种书回国的。不料到了八十年代中，有一位学者到东京去，居然带回此书的胶卷，使我辗转有福看到，总算补了课。
《如意君传》的故事，和袁子才所撰假托唐人张洎而收在《子不语》中的《控鹤监秘记》一样，都以武则天和她的“面首”为题材，不过此书故事好怪，把应和张昌宗兄弟、沈南疁等同列入《恩幸传》的薛敖曹，写成正面人物，但却秉有嫪
的“天赋”，真是文人奇笔！
看过此书，某些情节发现似曾相识，找来《金瓶梅》仔细勘比，竟然有多处雷同，使我大为惊奇，觉得两书作者必有一人有侵害他人版权之嫌。问题是哪一书问世为早，毫无疑问，兰陵笑笑生是处于侵权的不利地位，因为《如意君传》问世远在《金瓶梅》之先。不过《金瓶梅》中应代以方框的文字，并不是它的主要部分，明人写小说，犹之现代厨师之烧菜，任何菜里都要放些味精，所以虽是侵权，却还不足为病。
我之所以断定《金瓶梅》是侵犯《如意君传》版权，这桩公案，说来话长，而且牵连到好多学人的考证。有一部分也应该用许多□□代替文字的小说叫做《醒世因缘传》，却幸逃于禁网，作者署名“西周生”，不知为谁何。号称小说考证大专家的胡适，他为亚东图书馆标点出版此书写了一篇长序，考定西周生是大名鼎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不但写清代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还使他成为撰写百万言的白话长篇小说的作者，可称文白双全。但是我看来实在是胡博士“假设”很“大胆”，“求证”却极不“小心”。蒲氏不是没有写过白话作品，但这部长篇却无法把著作权硬加在他头上，因为它和《金瓶梅》一样，硬是明代人的作品，不论从历史政治环境和风俗习惯，都和清初人相去悬殊。纵然胡先生的朋友徐志摩看了乐得手舞足蹈，也写了序文来帮博士的腔。然胡的学生有真知灼见的孙楷第却未敢随声附和，写了一封万余字的长信(其实也是序跋)，把他的老师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不过为弟子的措辞还是客气得很。
不是蒲松龄，那么是谁呢？也有人考证为明季天启朝和客魏斗争铁骨铮铮的赵南星，但也不能作为定论。我是极不赞成“胡说”的，只从《醒世因缘传》中看到有段很随意的情节，便恍然它是明人的作品无疑：一位医生给《醒》书的女主角诊病，搭脉是要用一本书作垫腕用的，医生随手从床边捡来一本《如意君传》派此用途，可以见到《如意君传》在那时的广泛流行程度；而《金瓶梅》在那时或许还不曾“悬之国门”。两书问世之先后，于此可得一旁证。因为清初和明末虽相去不远，文网之宽严却不可以道里计，只要看和蒲松龄同一写作时期的江阴人夏二铭也要大打囗囗的小说《野叟曝言》的故事，著成后竟化成“无字天书”，这是他的家人怕他会惹杀身灭族之祸而以白纸掉去原稿的，则蒲氏之不敢写这样的作品便亦时代使然，胡博士不知何为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智者必有一失。
我看了《如意君传》的胶卷和《金瓶梅》作了比勘之后，很想在《金瓶梅》研究热高潮中写一篇对照的论文，可是对照是要引用原文的，而那时却找不到能够敢发表那些露骨文字的刊物，因此作为罢论。
其实这种发现也并非我的独得之见，美国人韩南教授在《<金瓶梅>探源》一文中便早已发现《金》书之创作泉源来自《如》书，其间不过是文言和白话之不同。韩南教授非常客气，只说是泉源，并未说抄袭，那就使兰陵笑笑生不会有侵犯他人版权之嫌。
上海租界的洋人当局虽然很开放，但对《金瓶梅》的态度，也和清廷和清朝的大吏丁日昌等卫道士一般，是查禁很严的，除了偷偷摸摸地下印刷之外，要公开发行，便会大祸临头。下面有一桩故事，是最近逝世的秦瘦鸥先生告诉我的，他是嘉定人，幼年在本乡念小学，校长姓陆，后来到上海福州路开了一家卿云图书公司的书铺。陆先生见到《金瓶梅》可以赚大钱，便出版了一部《真本金瓶梅》。其实所谓“真本”是欺人之谈，它只是十九世纪咸、同之间一位宝山人蒋剑人删改的《金》书洁本，内容倒并无淫秽文字。陆先生心安理得出版了此书，果然销路很好。但是租界的包打听巡捕是不会去研究内容的，只晓得卿云图书公司公然出版禁书，便将陆先生捉到官里去。结果是酿成一桩文字的冤狱，陆先生不但破了家，其人也瘐死狱中。瘦鸥对他的校长感情很好，多年以后谈及，还不无余憾，认为死得冤枉。
卿云图书公司事件，发生在二十年代，到了三十年代，出版《金瓶梅》便花样翻新了。福州路有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是一位律师，他公然出版《金》书，用大字排印，凡应删地方都代以□□，顾客去购他的书，暗地赠送一本“另册”，另册中文字正和□囗一般大小，只须花些功夫剪贴上去，便成为全璧。包打听和捕房明知有这种花样，但也不敢在律师头上动土。
解放以后，影印的技术发展了，文学古籍出版机构影印了《金瓶梅词话》明刊本，供学者研究之用，上下两函，售价只人民币四十元；不过它是编号内部发行的，只限省军级大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教授申请购买，算是最好的一个本子。
于此插一段笑话，赵景深先生当然有资格购到《词话》一部，“文革”中被抄家，由其单位的“工宣队”率人到淮海中路四明里赵家查抄。景深的藏书实在太多了，算是他的运气好，不曾抄走，仅仅在书橱上贴上封条。但那位“工宣队”的四十来岁女队长于贴封条时一眼看到了《词话》，立刻双眼一瞪，厉声斥责赵景深居然藏这种淫书，一面取了出来，挟在胁下呼啸而去。这是四人帮灭顶后赵先生亲自对我说的，他的藏书幸运地只少了这一部，然其词仍若有余憾焉。
近几年来获得出版《金瓶梅》的机构愈来愈多，售价也大有差异，便宜的也总在百元以上，限制的级别也大大放宽了。但其中有一家出版的定价几及千元，它是以附有插图为号召，那当然是图文并茂了。《金瓶梅》共一百回，每回有两个标题，配两帧插图，名为《清宫皕美图》，出版者却又并不说明命名的意义和该图的来历；《金瓶梅》一书，与清宫何涉？实难令读者索解。其实我倒知道一些它的来龙去脉。原来该图或许是从清宫流出，被当时的祸鲁军阀张宗昌收藏。别小觑了这位祸国殃民的大军阀，倒也认识西瓜大的字好几担，且竟是一位极风雅之士。在他当山东督军的几年中，做过几件极为风雅的韵事，其一是他的部属的教育厅长，必须由逊清状元出身的人来充当。其二，他曾刊印过圣经贤传的四书五经，有各种大小的板本，最大的比《辞海》还大，最小只有一包香烟那样，皮面烫金精装，实在令人爱赏。第三则便是印制《金瓶梅》的二百帧插图了。不过他究竟少学，幕中又乏通人，便莫名其妙的题之曰《清宫皕美图》，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当时影印还不时行，是用珂罗版印制的，印数不能多，获者视同拱璧，我家虽曾收藏上述的书画，现在则均归于乌何有之乡了。
近代收藏这类禁书最多的我知道有两位，长沙人叶德辉和吴兴人周越然。后者是靠编写《英语模范读本》起家致富的，是我忘年的老友；叶德辉则是清季的进士、分部主事。两人藏这类书之多，应居国内首列，我不曾到过湖南，只在今陕西北路的周越然家里阅览过他这类藏书，真是叹为观止。两人之不同，在于叶德辉于收藏之余，还要刊印以广流通，所以他所刊的《双梅景闇丛书》，竟全是那一类的禁书。清季纲纪废弛，士大夫居乡无视朝廷禁令，可以为所欲为，叶德辉况且又是一个恶霸地主，平日鱼肉农民，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再加上广印淫书，诸罪并发，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农民协会主持下，把他执行枪决。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还影响到翌年在北京的一代大师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王先生品端学粹，当然非叶德辉所能比拟，不过他俩同以清室遗臣自居，王先生听了叶德辉之死，以为祸将己及，遂早自为计。至于有人说他死于罗振玉之逼债，我想这还不足致他于死。
叶德辉死了六七十年，他所刊的书影响还在人间，甚至及于异域，荷兰学者高罗佩的巨著《中国古代房内考》，有了《双梅景闇丛书》全套，对他的研究工作，自然要省力不少。高罗佩的大作已被回译为中文，知道的一定不少，而且在今已不必“内部发行”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个中国奇人，也是继承叶德辉的衣钵广为刊印这类禁书的，则在今日已鲜为人所知。此人叫钱芥尘，他出现在上海是四十年代初期太平洋战起之后，我不详悉他的生平，大概是浙西一带人，所谓是钱武肃王的后裔，生得南人北相，高大魁梧，犹似直鲁大汉，他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自己并不出面，从杂志的文字上看不出有什么背景，据说在来沪之前一直在东北，居张作霖幕府，和杨宇霆、莫德惠、张作相等是老友，张学良则是他的后辈，所以对东北和奉系人物熟悉得很，娓娓谈来，如数家珍。他善于交际，酷喜请客宴会，时常招集一些并不相识的人在酒楼盛宴，我也曾被他辗转托人请去叨光过两次宴请。他不但盛宴招待宾客，并且席散时还每客赠送礼品，那礼品好怪，竟是三四十本小册子，内容一律是禁书，大都是翻印叶德辉《双梅景闇丛书》的，而开本奇小，大概是一百二十八开，烟盒子那么大小，真是内容丰富，无所不有，其中尤多连名称都未听到过的秘籍。钱芥尘为什么要广事交际和赠送那类书籍，我实在百思而无以索解。他五十年代初还留在上海，在当时的小型报上能看到他所撰关于东北的掌故轶闻，不久忽然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
中国的大型书籍，连皇帝也刻板不起，只好手抄的《四库全书》，据现在一致的定论，是清乾隆帝为了达到禁书之目的而开馆修纂的，同时把清代两次诏开的博学鸿词制科，也以为是清廷搜罗遗才以靖反侧而开，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但并不百分之百准确，因为在乾隆年间修定的《四库全书》及乾隆元年的鸿博，距明亡已历百年，敌对的势力早已不存，遗民亦已死光，哪有挥动这种橄榄枝之必要？而且康熙年间修纂的大型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其内容及意图并无涉及禁书之处，可见得自称“十全老人”的爱新觉罗·弘历是要完成他武功文治的大业，来发动修纂这部大书的，禁书只不过是副作用而已。
禁书之举，总是以上凌下，以强欺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事，但世事总有例外，而且例外得很可笑。其一算是古事，雍正皇帝取得帝位，据说是夺嫡弑父而得，朝野有此传说。有湖南人曾静和张熙劝说疆吏造反，所恃理由除华夷之大防外，主要便是雍正得位的不正。案子被举发了，按律这种大逆不道的罪名，是可以凌迟处死及祸延九族的，但雍正却改变策略，不惜以皇帝之尊，躬与重犯作为原被告对质，费了不少御制文字和重犯打笔墨官司，那当然是皇帝取得胜利。雍正皇帝自以为在人格上感化了曾、张两人，遂即特赦两人释放还家，并亲笔诰诫继位者决不能在以后难为他们。雍正把此案全档御纂成一本书，名叫《大义觉迷录》，多次刻版颁行天下，叫臣民传诵。
御制颁布的书，当然站在禁书的反面，却不道他的儿子、继位者乾隆帝，连“三年无改”的古训都不遵守，于即位后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便将曾静、张熙两人捉来处死，同时下诏把尸骨未寒的大行皇帝御纂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已颁者一律呈出销毁，有私藏者从严治罪。这可算是中国众多禁书中的特殊规格。
另一桩则是近代的怪事。国民党政府对禁书也和乾隆皇帝同样感兴趣，统治大陆二十多年中所禁的书也浩如烟海，那当然都是他们敌党的书籍，可是在浩繁的禁书之中，有一种却与之相反，原来有一次所禁的却是和雍正皇帝地位相埒的蒋介石本人著作《西安半月记》。张学良、杨虎臣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以张将军伴送蒋介石返还南京而告结束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史实。蒋氏于返京后迫不及待的抛出一本上述的书，当然是他的文胆陈布雷或陶希圣所捉刀，其用意完全和雍正皇帝相似，要举国上下相信是蒋以人格感化了张学良，而完全隐蔽了他在华清池畔赤足逃窜的狼狈相。这本书也是大量印刷要叫全国人民共读的，不料书刚发行，便于近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眉睫下的安徽芜湖遭禁，由国民党的县党部发出通令，指《西安半月记》为禁书，封闭书店，劫走存书。这真是咄咄怪事！此事仅见一九三七年春的报载，语焉不详，以后亦未见接续报导，大概鉴于家丑不可外扬而封锁消息。后来自然经过内部处理，《西安半月记》自然也开禁了。
论禁书之最，自然要推近年发生的那本作者被一个国家缺席判处死刑并悬赏巨金誓欲杀死他的书了，古往今来，中国的禁书虽多，远远不逮远甚，这也是世界禁书史上的特例，未便多说。
一九九四年初春雪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