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兼而得之？

　　京派文人的声望，近来颇有些高涨，原因自然是他们颇有学识，且以自由心态对待人生，殊合今人的胃口。其实京派学人的治学理念和今人多有不同，有些知识，我们已难知晓了。比如钱玄同、刘半农的《文字学音篇》、《四声实验录》，明了者就并不太多，那根由也是过于专门，不被大家看重了。京派的走红，大抵因了包容的心态，以及不为时风所动的文化个性，在激进思潮平息的年月，京派确可以成为钟情自由者的话题了。
　　近来翻读周作人与刘半农的通信，以及刘半农的生平史料，忽觉得京派也并不那么冲淡肃穆，好像还颇见风骨。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后来均被视为落伍者，以其喜谈风月、古董，故有名士之称。但细读刘半农等人的遗文，好像也有着另外一面：也狂放、犀利、独步于文坛，并非都是士大夫的老气。《新青年》时期如此，三十年代亦有锋芒，不过被浓浓的书香气掩盖罢了。
　　刘半农是鲁迅、周作人的朋友，对周氏兄弟的看法均好，且有崇仰之心。一九二○年，他去欧洲留学，研究的是实验语音学，但归国后念念不忘文学创作，还译过许多西方的文艺理论文章。所以他既懂治学，又善艺术，可以说踩在两条船上。那时候，他在治学上推崇周作人，创作呢，却敬佩鲁迅。一九二七年，他与斯文赫定商议，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是颇有远见的。但鲁迅后来渐渐与其疏远，内心也增加了许多不快。刘半农后来成为周作人的挚友，在“苦雨斋”很有人缘。左翼文人对其渐生微词，而京派学人却对他厚爱有加，那原因，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
　　一九三四年暑期，刘半农因赴西北调查方言而不幸染病逝世，鲁迅曾有一篇悼文，称“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什么因由呢，大约是“弄烂古文”、“做打油诗”。这些正是“苦雨斋”的文人们的情调。不过，细心说来，刘半农固然染有士大夫的某些雅趣，晚年亦不乏斗士的风采。如逝世前写的那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锐气就并不亚于《新青年》时期《复王敬轩书》，那样斗胆之言，是周作人这类文人，也难为之的。鲁迅大约未看到此篇文章，否则《忆刘半农君》会有另外的调子。人的心要想相通，确是大难的。
　　像刘半农这一类文人，后来所以引起鲁迅的反感，自然因为摆出名人的架子，或者说有点文化贵族气吧？五四初期，他是主张废除旧戏的，但到了三十年代，却为《梅兰芳歌曲谱》作序，已远离了当初的思想。周作人也由激进主义者，变成书斋里的学人。谈谈古书，弄弄字画，对旧物有着另外的态度。说起这种变化，刘半农的解释，颇可以代表“苦雨斋”团体的思想：
　　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作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而且有熊佛西先生等尽心竭力的研究着，将来的希望，的确很大，所以我们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的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于把已往的优点保存着，把已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地造成一种完全的戏剧。正如十年前，我们对于文言文也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我们对文学艺术，只应取鉴赏的态度，不应取宗教的态度。宗教的信仰是有一无二的：崇拜了耶稣当然不能再向谟哈默德跪……
以鉴赏的态度看待人生，而非宗教的态度面对多元的生活，这大概是刘半农与周作人等人区别于左翼文人的重要地方。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苦雨斋”中的文人，何以喜欢民俗学、语音学、性心理学。这些学理化的东西，不仅增趣，而且益智，是很丰满的存在。在刘半农看来，中国的文化复兴，是离不开对这些多元存在的重新读解的。
　　刘半农以为，精神批判与学理建设，是可以兼而得之的。学问家大可不必顾此失彼，忘记了治学的要义。治学是什么？求知？自娱？明理？刘半农没有说，但细细观察，还是很带一点趣味主义的痕迹的。不过那趣味的建立，多以清算旧物始，所以刘半农、钱玄同诸人，一方面荡涤着昨日的尘土，另一方面以科学的态度梳理民间的文化遗存。这样的选择，与鲁迅有相近的一面，都是铲除非人性的学说，创立“人的文化”。不过分歧也显而易见。鲁迅的根柢在“立人”，直面人本的焦虑；到了刘半农那里，只是拓出一种可以宽容地鉴赏艺术与人生的文化环境，最终还是落脚于精神的常态。比如关于文言文，刘氏就以为可以和白话文处于互补的地位，不能偏废。他研究俗曲、民谣，也非一元论的态度，懂得用逻辑的方式，明辨曲直。钱玄同称他“绝不是纯任情感的人，他有很细致的科学头脑”。是看到了其精神特点的。
　　“五四”之后，文人分化成几股势力。陈独秀搞起政治，鲁迅走了“独战”的路，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呢，却以西方的学说整理起了旧物。周作人看遍了各类野史札记，以古希腊哲人的目光和性心理学说，将古老的遗存梳理了一遍。刘半农则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重新打量汉字的声调。陈独秀、鲁迅成了精神界的战士，周作人、刘半农等则成了学界孤苦的跋涉者。几十年过去，重翻那个时代文人的著作，就有着复杂的感受。简单的类比他们，终算浅薄。像陈独秀与刘半农，哪一个不重要呢？由战士而学者，或由学者而战士，那是文化生态的一种演变。其实这些人物的身上，直到最后，战士气与学者气，还是多少有些交融的。只是或浓或淡罢了。
　　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的变化，与谋生之道多少有些关联。他们在大学授课，自然要埋在书海，以整理旧学为要务。不必像陈独秀、鲁迅那样滚在前沿，也成不了振臂一呼的英雄。左翼文人，后以“落伍”讥之，其实乃泛道德思路所致。我们看刘半农死前抨击国人的迷信、非科学的文字，不也感到建立现代人文理性的急迫？思想革命倘没有严密的学理做支撑，没有学院派和独立思考者的精神为后援，那结果只能是“文革”式的痉挛，钱玄同、刘半农式的学人后来在学界的中断，是文化失调的一个悲剧。
　　“苦雨斋”里的文人们，敏于“疑”而疏于“信”，以鉴赏的态度看待社会，没有左翼文人的狂热，是受到了一些史学家的批评的。但刘半农也好，周作人也好，以怀疑的目光理解现实，也呈现了与左翼文人不同的品味。虽然那里也有士大夫气，谈天说地的时候也不免有点自恋，可精神气质，也非没有亮色。至少那种远离宗教的态度，殊为可取。对比一下同时代的钱杏邨、成仿吾式的文人，是可看出差异的。不轻于“信”是好的，但对血与火中的求索者的悲壮无动于衷，也露出了“苦雨斋”文人的有限性，一味的怀疑，倘连涉足社会变革的勇气也没有，至少与鲁迅这样的人比，他们也少了些什么。鲁迅说刘半农浅，周作人“昏”，且不知外事，也并非过激之言。不过，细想一下，让大学教授谙熟尘世，向来不易。这正如使惯刀的人忽地用枪，终有些别扭。而像鲁迅那样学术也来得，创作也精通，且又洞悉社会的通人，确不多见的。
　　刘半农的文章很有文采，虽远不及周氏兄弟老到透彻，精神色调亦显简单，可趣味与学识，还流露其间，读之如饮清酒，有淡淡的醇香。半农的趣味儿，常常是自我的，说其带有旧文人气，也不算为过。周作人谈文史掌故，能究天人之际，回溯到文化的源头，讲西方则能领会古希腊学说，言东方时对儒道释则别有心解。半农不行，他的格调、境界都有点平，没有周氏那样深情远致。鲁迅以为其平淡，都没有说错。如那篇写钱玄同的短文，就能看出他的特点，小品文的品位，算是中下吧：
　　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交友至此，信是人生一乐。玄同昔常至余家，近乃不常至。所以然者，其初由于余家蓄一狗，玄同怕狗，故望而却走耳。今狗已不蓄，而玄同仍不来，狗之余威，固足吓玄同于五里之外也。
这样的文章很有风趣，本真的地方亦很多。他所以喜欢玩些类似的笔墨，以其多见性情，未被外物所累。在《半农杂文》自序里，他解释说：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也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否则，要是有人指鹿为马，我也从而称之为马；或者是，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张先生写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时代之有无，也就成了疑问了。
这里的自白，与周作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或说“苦雨斋”的信条，也是对的。在要求思想齐一的时代，“苦雨斋”里却唱出了别样的歌调。可惜这歌调还过于单一，有时还不免老气，未能形成大的气象。后人很少醉情于这一流派，也不是没有原因。中国的自由文人在纷乱的时代，总是脆弱的。
　　评价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一直存在着一种困难。革命家与学人的价值立场，往往不能吻合。其实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两种思路的冲突：是先致力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呢，还是精神的重塑？左翼文人认可于前者，自由学者则首肯于后者。彼此间的评价，多少受到了视角的限制。我们现在翻看各类的史论和著作，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对那一段丰富的历史，抽象得过于干瘪，以致人性的多样性，被格式化了。中国现代以来，文人的社会解放使命与其自我意识中的自由理念，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投身于社会变革者，惟有鲁迅还留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左翼文人有许多走了偏锋，失之简单；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为了“自己的园地”又与大众隔膜起来。这种隔膜，使他们的自我也得以保存下来，未得以盲从。这是一个悖论。研究左翼文化也好，自由文人也好，倘看不到彼此的有限性，以及二者的难以得兼，或许会因偏爱而遗失些什么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悲剧，或许就隐含在这种难能得兼里的。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于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