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屈不挠的博学

　　这篇文章刊载出来的时候，《伊索寓言》中狼吃小羊的故事不知在两河流域已经重演到什么地步。十多年来，美国已习惯于当众寻衅动武，国际组织和文明社会的良知一再蒙羞。当今世上很多不幸事件其实都与巴以冲突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有程度不一的关联，重听萨义德十年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瑞思演讲(Reith Lectures)，在今日有特殊的意义。
　　一九九二年底，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东方主义》一书作者爱德华·萨义德将做第二年的瑞思系列演讲。消息传开后，反对的声浪持续不断，有人指控萨义德卷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太深，不具登上讲坛的资格。演讲在一九九三年夏顺利进行，总题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湾单德兴先生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将演讲译成中文，取名《知识分子论》(单先生在“译者序”中对书名做了很好的解释)，不久前三联书店出版了简体版。萨义德借讨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责任之机讲述了巴勒斯坦人被损害的历史。
　　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沙龙在近千名武装军警的护卫下，不顾阿拉伯人的宗教感情，强行进入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殿。第二天巴勒斯坦人举行大规模游行，“阿克萨起义”由此开始。以色列军队的镇压导致一轮又一轮的流血冲突，事态的发展趋势尽在沙龙政府的意料之中。二○○○年秋，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公开支持沙龙的挑衅行为。两年后，原本广受批评的沙龙政府却在巴以谈判中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受到沉重打击，被占领地区的归还遥遥无期，以方规定的立国条件如此苛刻，国将不国。在枪口下的谈判中“只有强者的狠毒报复，只有弱者的无奈愤怒”(哈代诗句)。来自各方面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都应受到谴责，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更应追究。奇怪的是，迫于强权压力，根源问题已成禁忌，一越雷池，就得以道歉收场(如布莱尔夫人)。萨义德在瑞思演讲中并不是抽象地谈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天职，他说，巴勒斯坦问题是当今世上最艰难的问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
　　害怕说出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的恐惧心理，使得许多知道真相而且可以效力的人裹足不前，充耳不闻，噤若寒蝉。然而，尽管任何直言支持巴勒斯坦权利和自决的人换来的是辱骂与诋毁，无畏、悲悯的知识分子仍应该诉说真理，代表真理。
在这六次演讲的内容准备刊行前，萨义德又稍作补充。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以双方签订《奥斯陆原则宣言》，这有限的突破使很多人高兴，萨义德则指出：“那份文件非但没有保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反倒保证以色列人延长对占领区的控制。批评这个宣言就被认为是采取反对‘希望’与‘和平’的立场。”媒体诱发了欢乐气氛，“掩饰了巴解组织领袖只是向以色列投降的残酷真相”。但是要在美国的时事政治语境中说出巴以问题的真相何其困难，电视新闻和报刊的“失实报道”(misrepresentation)已经误导了大众，连美国外交政策也被犹太势力所左右(详见萨义德二○○一年文章《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
　　与失实的宣传报道对抗，这恐怕也是萨义德使用“representations”的用意之一。这词还有外交事务上的“交涉”之意。知识分子以什么手段向握有全球话语霸权的权势交涉？萨义德推荐的是福柯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它意味着“搜集另类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
　　在瑞思演讲这类场合，萨义德难以展示福柯式的“不屈不挠的博学”。作为听众或读者，有必要简略回顾“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
　　根据贝尔福宣言(即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致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二世的信件)，英国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犹太民族家园，条件是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或宗教权利受到损害”。我们从“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著《智慧七柱》一书得知，在“一战”后期，阿拉伯军队的参与决定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溃败。然而在巴黎和会上，阿拉伯人的利益却被撇在一旁。倒是几位擅长幕后运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巨头间积极游说，想从政治上控制巴勒斯坦，将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置于犹太移民统治之下。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成立托管政府，阿拉伯人一盘散沙，不懂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时间一长就处处受制于居于少数的犹太移民。当时连赞成犹太人返回家园的爱因斯坦也看不惯同胞欺侮阿拉伯人。一旦英国官员想本着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对当地不同社群的利益一视同仁，他们就会受到来自犹太社团的巨大压力，有的不得不挂冠而去，如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为“叛徒”的首任托管政府首脑、英籍犹太人赫伯特·塞缪尔。早期犹太移民的成功得力于本－古里安、亚博廷斯基和卡兹纳尔森等铁腕人物。本－古里安承认，要是他是一位有民族意识的阿拉伯人，他就会反对大量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早在二十年代，阿以矛盾已十分尖锐。“二战”结束后，为盟军的胜利做出贡献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发现，在胜利大会师中他们失去了容身之地。
　　讨论阿以冲突不能不提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受的难以置信的苦难。萨义德对此有何看法？他在演讲中说，以色列成立后，不断有犹太知识分子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悲情，见证其艰辛，强化其历史记忆；像美国犹太裔作家伊利·威塞尔(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现在我们要加上二○○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那样的写作是必要的，但是这远远不够。他指出，一位知识分子必须从更宽广的全人类的视角来理解某一民族的不幸，设身处地地从自己民族的痛苦经验来看待其他蒙受苦难的民族：
　　只是肯定一个民族被剥夺、迫害、屠杀、取消权利、否认政治存在，而不同时把那些惨状与其他人的相似苦难相联系，……这是不够的。这绝不意味着失去历史的特殊性，而是防止在一个地方所吸取的受迫害的教训，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违犯。正因为你代表了你可能也经历过的自己民族的苦难，所以在自己民族现在可能把类似罪行施加到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时，你也摆脱不了揭露的责任。
如果时时讲述自己民族的苦难史为的是争取当今更多的政治权利，那么对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就会视而不见。犹太人的不幸遭遇不应成为驱逐巴勒斯坦人的理由。萨义德显然要以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来考验犹太作家的良知。他多少有点失望：知识分子有一种集群的习性，自以为是地为自己民族所做的一切辩解，他们不能在有的问题上始终如一。托克维尔批评美国虐待黑奴和印第安人，但却想开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罪责；南非布尔人一度受英国人迫害，但布尔人国民党的原则后来却演变为种族隔离的政策。瑞思演讲在英国文化界有极高的收听率，有一位听者是萨义德特别关注的，他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赛亚·伯林。萨义德在提及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时褒伯林所贬，他肯定《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对抗性才智”，并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共舞台上作证”。“你能站出来呼吁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吗？”这是萨义德隐隐向伯林发出的挑战。
　　萨义德从“普遍的原则”联想到双重标准。他说，任何单方面凭武力获取土地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事实上联合国在霸权势力操纵下对以色列和伊拉克却区别对待；波斯湾的真正问题是石油和地缘政治，绝不是海湾战争前后布什总统在媒体上标榜的那些高尚原则。(十年后依然如此，美国预设罪名，时时重复，不知就里者不免产生投杼之疑。对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究竟为谁的战略利益服务？究竟是谁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详见萨义德发表在二○○二年十月十七日《伦敦书评》上论伊拉克问题文章。)面对掩饰美国真实动机的宣传机器，萨义德呼吁，“耿直、雄辩、极为勇敢而愤怒”的知识分子应当而且能够“向权势说真话”。
　　但是知识分子却在蜕变为驯服的专业人士，没有理由为韦伯所说的社会分工感到宽慰。瑞思演讲第四讲的题目是“专业人士与业余者”。有不少美国人(如《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作者波斯纳)听到“业余”就浑身上下不自在，在崇尚“业余”传统的英国提倡业余精神并不仅仅是出于礼貌。福柯早就悲叹，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后，知识分子东躲西藏，他们钻进狭隘的领域里做专家。萨义德认为，在日益专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应该在最具技术性、专业性的领域提出“道德的议题”。在有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对思想和知识自由的钳制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办法，所谓的专业人士“不想显得太政治化，具有争议性”，无形中认同了一套未经检验的、主宰思维的话语系统。他们“不破坏团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和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最终他们都变成葛兰西所说的市场社会里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萨义德自己所属的文学研究领域，“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彻底埋没。
　　萨义德并不是脱离历史语境颂扬业余精神，他心目中业余知识分子的楷模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小说家戈尔·维达尔。乔姆斯基以他业余者“不屈不挠的博学”评析美国外交政策，他关于越南战争和伊朗门事件的著作使用资料翔实，论证精细，远高于专家的同类专著，但专家却以他非专业人士为由将他的见解和批评置于可接受的辩论范围之外。就美国中东政策而言萨义德也是业余者，但他不是信口开河，对此有所怀疑的话不妨去读读他关于巴以和谈的文章(载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伦敦书评》)。萨义德指出，乔姆斯基的过失十分简单，他逾越了美国的爱国主义，逾越了美国奉为神圣的信仰：“我们是协助盟友，我们在捍卫自由。”乔姆斯基因立场问题而被那些为权势所收编的专家贬低，他误入了高俅的白虎节堂，他的声音理所当然地要被发配到社会的边缘地带。对乔姆斯基和维达尔我国读者所知不多，其实他们的文字(如乔姆斯基一九八六年的《恐怖主义的文化》和维达尔二○○一年的《为了持久的和平进行持久的战争》)有助于培养对美国媒体所惯用的奥威尔式“新语”的抵抗力。
　　那么，像乔姆斯基那样的杰出知识分子有何特征？萨义德说，他们“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这些特立独行之人充满抗拒意识，不屈服于任何“集体激情的组织”，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九八七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二年中译版)作者、美国左翼人士拉塞尔·雅各比的话来说，他们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以个体的声音取代群体的话语：
　　群体不是自然形成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制造、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来的客体，这个客体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
从上下文看，萨义德好像在说西方传媒中的伊斯兰社会，但“奋斗”与“征服”两词显示他也可能另有所指。他并不否认，千百年来生活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具有高度文化稳定性，这类群体当然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段文字，潜流奔涌，要充分理解还需要提一提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
　　在《知识分子论》的前两章，萨义德数次提及班达和他的《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九二七年)。萨义德表示赞赏地写道：“班达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不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而应该集中于超越的价值，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班达批评知识分子涉世太深，为政治热情牺牲非物质价值的追求。他相信真正知识分子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书出版不久就由英国作家奥尔丁顿译成英文，托·斯·艾略特还在一九二八年的一期《剑桥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艾略特同意班达的基本论点，但感到有必要将政治热情和政治兴趣稍加区别。假如知识分子满足于书斋里的形而上思辩，与社会实践彻底隔绝，那么他们反倒成了我们怜悯(而非羡慕)的对象。班达这部著作现在极少有人提及，萨义德引述他的观点来界说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不是有更深的用意？尽管萨义德勇敢而且愤怒，他在有的问题上并非没有顾忌，时下的政治标准总是对“搜集另类材料”有所限制。
　　班达在《知识分子之背叛》第一章写道，各种高度自觉的、骄傲自信的政治热情正在积聚力量，它们中间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犹太民族主义”。班达是犹太人，这些话由他来说意义更不一般：
　　过去，犹太人在各国因组成一个低级种族或至少是一个不肯同化的独特民族而受指责，当时他们否认他们的特殊性，试图消除外观上的特点，拒绝承认确实有种族问题。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他们中有的人全力主张这种独特性并界说其特征，……以此为荣，谴责任何与他们的对手同化的努力。
班达点了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和安德列·斯彼埃和杂志《犹太评论》的名，并担心这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热情可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的时代又多了一种使人相互为敌的傲慢”(英译本第11—12页)。萨义德对班达向法国民族主义者(如著名作家巴雷斯)发出洪亮的斥责之声叫好，但他如果提醒读者，班达还就犹太民族主义发表上述观点，那么他就超出了所谓的公共舆论所允许的范围。无所畏惧的独立知识分子对禁忌还是有所畏惧，不得不在“叙事策略”上再三留意。
　　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性使萨义德往戴德勒斯(乔伊斯《一位年轻艺术家的画像》中的主人公)式的个人主义倾斜。戴德勒斯的格言是“我不效劳”：“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流亡、机智——来自我防卫。”在个体的知识分子和流亡的知识分子中间萨义德建立了某种联系，他在瑞思演讲第三部分又讲起了心爱的话题——流亡。
　　要认定流亡是一种悲惨的命运就必须接受居所、家园、祖国等概念。萨义德对这些概念深深怀疑，因而他能发现流亡的乐趣和优势，并赋予流亡一种阿多诺式的形而上意义。他早在八十年代就写道：
　　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contrapuntal)；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流亡者能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固然多比较的眼光，但是孤零零的“游牧的”个人超越一切社会关系之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道德承担。流亡不一定是值得绝对肯定的经验。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凯斯勒在《渴望的年代》(一九五一年)里说，苦难教给人的未必是大智大慧，没有一套强健的消化系统，苦难反而成为腐蚀心灵的毒素。同样，流亡也可能是一种损失，以“世界公民”自称的桑塔耶那就曾提及流亡者在社会和道德生活中有“不具资格之处”。在现实政治中，流亡有时还是为权势所收编的先决条件。媒体的青睐，基金的照顾，这些不是诱惑吗？
　　萨义德在演讲里将早期奈保尔称为流亡者，而他的小说《河湾》(一九七九年)中的主角沙利姆则是“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一则动人的例子”。这是滥用“流亡”一词的一则烦人的例子。奈保尔根据他第二次在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旅行经历写成的游记(一九九八年)发表后，萨义德几乎怒不可遏，他在书评《智力灾难》(中译文载《天涯》杂志二○○二年第一期)里讽刺道，只要穆斯林暴露出一点弱点或过错，来自第三世界的目击者奈保尔总是在场；这么一部充满侮辱性语言的“目击记”将使无数穆斯林受到损害。其实奈保尔对伊斯兰世界的厌恶早在《河湾》中就通过沙利姆的视角有所表露(详见笔者为译林出版社《河湾》中译本所写序言)，萨义德不必用“流亡”来为沙利姆贴金。《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也曾是萨义德的英雄，二○○一年十一月初，拉什迪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将伊斯兰教本身视为邪恶渊薮，他为权势扬土助阵，着实已有一些时日了。
　　在近来众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中，萨义德的瑞思演讲集因其直言无讳的政治目标而醒目。在我国，知识往往只是“先富起来”的工具，量化指标和资质考试肆虐的领地。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员”之间被自信地划上等号。放大了无数倍的三闾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详见《围城》)，需要一点十九世纪英国宗教思想家纽曼所说的“为知识的知识”的精神，需要一点社会学家希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反省力：
　　有一些人对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于他们的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
当然，这种特殊的敏感和反省力并不一定是与“当下的具体情境”相矛盾的。抽去有关中东问题的内容，《知识分子论》将黯然失色。
　　霸权国家的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英国自甘鹰犬，或许有历史原因。少数怀恋大英帝国的人想借助霸主的火力重复一九二○年对伊拉克人的大屠杀。旨在种族灭绝的制裁，反人类的轰炸，都有人以和平正义之名为之鼓吹。权势者鹰视狼步，威逼利诱，强索授权，世界性的组织不得不偷合苟容。被战争贩子兼恶讼师强拉到“袋鼠法庭”做陪审，这是新时代特有的痛苦。假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一股势力足够强大，国联会跟了它作恶，同时装出体面的模样。作为个人，我们低头不语，期候小惠，还是像萨义德那样，以战斗性的修辞，以不屈不挠的博学，发出自己的声音？
　　(《知识分子论》，萨义德著，单德兴译，三联书店二○○二年版，1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