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前史的“素材资源”

　　《读书》近两年关于考古学的一些文章，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和中国考古学者的一些思考。读后很受启发，但也想到了一些有必要明确提出的问题。在大致搞清这些问题之前，中国考古学似乎还不具备“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的知识前提。
　　当人类的智能进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在地球这一人类生存的舞台上便开始了一场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戏剧。在一个长久而缓慢的进程之后，最终在小型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华夏文明和中美洲的古玛雅文明等。人类第一批文字的出现，是在这些大型古代文明的形成期或存在期内。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面对文字产生前的史前史研究的“素材资源”问题。
　　人类古代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原始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规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古代社会历程区分为彼此衔接的三个段落，即小型部落社会、中型部落社会和大型古代文明。由于诸多的原因，导致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平衡性。到了近代，一些地区的大型原始文明阶段已经结束，另一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小型和中型部落社会的阶段。这种不平衡性还表现在，一些地区的小型和中型部落社会仍然保留着较完整的“原生态”，另一些地区的小型和中型部落社会则已经发生了由诸多原因所造成的“原初形态”不同程度的“次生化变异”，并且变异后的“次生化形态”又是各有不同或者说是充分多样化的。
　　于是，我们便拥有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史前史研究的素材资源，一是早已不“原始”的地区的史前人类活动的“物化遗存”，二是近代原始民族分布地区的民族志材料。第一部分素材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的主要学科是史前考古学，第二部分素材的观察、记录和研究的主要学科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或者说是弗雷泽曾经“界说”过的社会人类学。对于这些“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和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划分。我们只须注意“实”的部分也就可以了。史前考古学的前溯期是两三百万年，近代原始民族的最低发展水平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或更早一些(澳大利亚)，大致相当于我国一万余年前的史前社会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之前的人类活动，我们的认识素材只有遗迹和遗物；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人类活动，我们的认识素材则包括了物化遗存和民族志这两部分。
　　在极有限地残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的素材基础上，考古学只能为我们展示史前人类生活的一个“遮幅”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之内，是考古学通过其基本方法可以有效展开的视野，是考古学的“可知部分”。在这个画面之外的“遮幅”部分，是考古学的“盲区”和“不可知部分”。由于史前考古学在“解读”这一时段社会文化历程方面的“局限性”，因而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有必要借助近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材料来展开其认识。但是，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来借助和使用这一部分认识素材又是一个一直未能得到明确解决的“老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僵局”。
　　通过与民族志素材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史前考古学“盲区”的范围。前面已经谈到，在近代原始民族中，澳大利亚人的社会发展水平是最低的，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初期或更早一些。在欧洲人到达之初，这片大陆随生存条件的不同而疏密不同地分布着五百个左右的原始部落。在这些彼此独立的小型部落社会之间，一方面存在着文化和制度上的互异之处，另一方面更加引人注目地存在着一组彼此接近的文化和制度。下面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由氏族、半族(胞族)和部落构成的三或四个层级的社会组织结构。胞族间通婚的类别规则。讲述被人类学家称为“文化英雄”的图腾祖先开创文化和创立制度(如婚姻制度和成年礼制度的创立等)的起源神话。将起源神话在成年礼教育过程中以严格的程序世代相传的制度。可以活活把人吓死的神罚观念。每一个部落成员(至少是男性成员)都必须接受的强制性的成年礼教育制度。长老执政的制度。由长老在成年礼中为男女青年安排群间婚配对象的通婚规则的管理制度。维系通婚规则的“乱伦禁忌”。对通婚规则违反者的制度性的严厉处罚(往往是处死)。图腾观念、图腾圣地和图腾祭礼。至少每年一次的全部落的大聚会和祭神典礼。以天地时为载体的包罗万象的原始文化结构等等。
　　在这样一组文化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为保障和彼此支撑的结构性关系。这一组文化和制度居于澳大利亚独立部落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小型部落社会的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形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运转方式。在部落社会世代更替的过程中，这一组文化和制度的延续有着极强的连续性。从考古学的认识角度上看，澳大利亚小型部落社会的这样一组极复杂的文化和制度在一万年之后会留下多少物化的遗存呢？在史前考古学认识素材的时空序列中，我们不难找到与“澳大利亚阶段”大致平行的史前遗存。这一部分遗存可以被视为当初那一幕人类社会生活“戏剧”所残留下来的“舞台”和“道具”，而近代原始民族的社会生活则是这一幕“戏剧”在我们面前的“重演”。因此，这一部分民族志素材可以被视为这一幕“戏剧”的“脚本”。如果说“舞台”和“道具”的残留物可以为我们展示这一幕戏剧的“遮幅”画面，那么“脚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展示全景画面的功能。由此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在考古学“遮幅”画面的视野之外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多么广阔的“盲区”。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如果我们将史前史的研究仅仅作为考古学的“天下”，便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史前社会的认识水平和描述质量。
　　我们知道，当欧洲人开始其殖民扩张之初，地球上大致有一半左右的地区处在“原始社会”或者说是“古代社会”的阶段。这些“近代的古代民族”或者说是“近代原始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东北部地区以及一些边边角角的闭塞之地，南部的半个非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上一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南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欧洲人向上述很大一部分地区进行大规模殖民的过程中，当地原始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遭到了迅速而彻底的破坏。与这个过程相始终，从早期的航海者、商人、旅行家、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到略晚一些的人类学家，为我们观察和记录下了这些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材料。这是一项相当艰辛而重要的工作。
　　大致在一个世纪前，欧洲一些国家开始组织、训练和派遣一些人类学考察队伍去进行民族志材料的考察和记录。这项工作的展开，是由于一些较早期的人类学家充分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原始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搞清人类文明早期历程具有极重要的认识价值。下面是弗雷泽在本世纪初一次讲演(《社会人类学界说》)中的话，较准确地体现了上述见解：“……每当一个原始部落的古老风俗和信仰未加记录就消亡了时，人类历史的一份文献便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不幸的是，人类档案——如我们称呼的那样——的这一毁灭仍在迅速地进行。……因而，毫不迟疑地去收集这些正在消失或变化的民族的充分而又精确的报道，在这些宝贵的纪念碑被毁掉之前就去记录下他们的永久复本，这是极为紧迫的、最重要的科学任务。……在目前人类知识的整个范围中，没有比在为时过晚之前先去记录下人类早期历史的这一无法估价的证据更为紧迫的需要了。因为不久以后，很快地，我们拥有的这些机会就将永远失去。在本世纪的下一个四分之一中，大概只有极少数甚至根本没有古老的野蛮人生活留下来可供记录了。……光阴很快就会溜走，时钟马上就要敲响，记录将会结束，这本书就会这样合上了。……将来，当我们被指控背叛了自己的种族而站在后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又会显得是什么样子呢？”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敏锐的见解及其寻求知识的责任感和激情，对于今天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似乎仍然是有所教益的。
　　比弗雷泽说上面这段话更早一些(一八七七年)，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的序言中也曾讲过类似的内容。这两位重要的较早期人类学家都曾进行过较大量的民族志材料的收集工作，摩尔根还曾进行过长期的民族志考察。弗雷泽所说的“时钟”早已敲过，近代原始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至少在三十年前便已经完全消失或改变到了已失去记录价值的程度。当代的人类学仍有田野考察的研究项目，但已经不是弗雷泽意义上的记录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民族志文献来了解近代原始民族的情况了。从记录的对象一直在消亡和发生变化的意义上说，“现代原始民族”已经不是“近代原始民族”了。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在这一时段人类文化的内容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单调的。到了旧石器时代的结束阶段，这种局面开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机。如果说在此之前一些微小的人类文化进程要以万年来计算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一些重要的文化发展的所需时间则只须以千年为单位来计算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文化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过程和文化发展的过程开始了一个高速度递进的时期；几个千年之后，最终在北非及欧亚大陆的一个纬度接近的带状地区内相继形成了几个大型古代文明。
　　由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的社会文化形态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并且日趋更加复杂的阶段，所以我们仅凭实物遗存已经远远没有条件对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形态及其演化方式展开正面的认识过程了。值得庆幸的是，近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材料恰恰可以弥补这个阶段的素材缺环。前面已经谈到，在近代原始民族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比较典型的小型和中型部落社会，这一部分认识素材向前可以接续到旧石器时代的结束阶段，向后可以接续到大型古代文明的形成。因此，在史前史研究中，民族志素材与考古学素材应具有同等重要的认识价值。
　　如果说在摩尔根、弗雷泽时代对民族志素材的观察和记录是“极为紧迫”和“最重要的科学任务”，那么，在记录已经结束之后，“最重要的科学任务”应是将这一部分素材进行一次系统化的全面整理，使之构成一个以认识素材为本位的、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知识框架。首先，这项工作应占有现存的全部材料，应当覆盖近代原始民族的全部分布地区。其次，这项工作的认识对象应当包括了近代原始民族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部主要方面，并且对这些主要方面进行一次统一、细致的分析和分类工作。这样，当我们说到近代原始民族的任何一种主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时，我们便可以便捷地在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知识框架中获得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分类化、系统化和数量化的知识。
　　以澳大利亚的民族志文献为例，我们需要如下质量的素材整理方式：一、五百个左右的部落在澳洲大陆上的分布情况和具体的版图划分情况；二、每一个部落的群体划分方式，部落内诸层级群体间的版图划分情况；三、每一个部落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手段；四、在所有这些部落中的语言分布情况；五、独立部落之间的全部交往情况，包括和平的互利交往以及仇杀、领土矛盾等的冲突情况和解决方式；六、本文前面谈到的一组文化和制度在五百个左右的部落中的具体分布情况；七、原始艺术的种类与分布情况以及原始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原始艺术的主题；八、每一个独立部落内部诸群体单元之间的宗教关系、领土关系、各种冲突的解决方式以及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方式等等。当然，还包括那些这里没有提到但却是比较重要和较普遍存在的全部现象和考古学方面的相应知识。在这样一个素材整理的水平上，我们便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可靠和坚实的基础研究的基础。
　　严格地说，近代原始民族民族志材料的记录质量并不是很理想的。有相当一部分原始部落在被观察和记录之前便已经灭绝了，早期的非专业记录者时常会漏记一些重要的事实，略晚些受过训练的记录者所面对的记录对象大多已经在社会文化形态方面遭到了往往是非常严重的破坏。由于绝大部分近代原始民族对于给他们带来灭绝性灾难的欧洲人的普遍仇视，所以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实现比较通畅的交流，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记录的质量。受过训练的记录者大多有各自的学术见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自己的“理论”去取舍和编织被记录事实的现象。在《读书》一九九七年二期的《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一文中，作者乌热尔图简要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大师博厄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授意”他的学生到萨摩亚群岛的原始民族去进行田野“采样”，而他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又是怎样为了“维护博厄斯学派的目的”而在“采样”时严重地“篡改”事实的情况。由此我们似乎有必要认真考察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人类学的博厄斯时代的博厄斯学派中，这种类型的“采样”目的和“采样”方式是否仅限于米德的“萨摩亚文本”。
　　近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材料篇幅浩大，但这一部分文献的数量毕竟是有限多的，并且一个字也不会增加了。从目前人类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上说，这项工程浩大的科学任务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行性和可完成性。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国际间的学术合作，那么在世界范围内较完整地收集有关的文献并对其进行一次较高质量的整理的所需时间应当不会超过十年或二十年。以认识素材为本位的整理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先入之见的框架”，同时也可以比较有效地排除许多以往不易察觉的非真判断。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人类学界在早已有条件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下，一直没有进行。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兴趣的转换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创建时期”(一八六○——一八九○年)的文化人类学的“主流”是“进化论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思路是借助于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材料(包括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材料)来重建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由于当时民族志材料的记录还没有结束，认识素材的不完备性(包括方法上的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学派”的概括水平。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进化论学派”开始受到人类学新兴学派的批评。这些新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虽各有不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学派却有着一个比较一致的地方，即对“进化论学派”重建史前社会进程的研究方向持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进化论学派”的全盛时期，民族志素材的记录工作还没有完成；在记录完成之后，人类学已经对其早期的研究方向失去了兴趣。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沧海桑田，是人类学的一个“僵局”。
　　对于拥有正常视力的人来说，不会出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情况。但在没有上述相对成熟的知识框架的情况下，一个史前社会研究者便会时时面临察于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危险”。当人们都在以事实为依据来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根据认识的对象来确定认识素材的种类和范围，占有素材的完整程度以及对全部素材所进行的分析和综合的质量等等便成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评价标准。今天，近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条件已经“熟透了”。这项工作是早期人类学的“比较法”的自然归宿，是改观人类学“僵局”的一个比较稳妥的出路。在人类知识积累的根基部分，这项基础性工作似乎是无法回避的。在经过了较高质量的整理之后，这一部分“人类档案”的认识价值将是多方面的和无法估量的。其中，包括了有效改观我国史前史研究中对近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素材使用方面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