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晰思维的主人”

　　时下的欧洲，经济虽然一直走不出低谷，但是新纳粹势力却迅猛发展。然而，恰恰在新纳粹势力活动最猖獗、种族思想传统根深蒂固的德国，政界和文化界对这种死灰复燃的现象却态度暧昧。
　　为什么恰恰在一个工业发达、生活富裕、哲学思想深刻的国度，以血缘为界限的排外情绪和活动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这个问题十分费解，它令许多思想家绞尽脑汁。尤其是这种观念的直接受害者——许多犹太血统的思想家更是耗尽毕生精力研究这一问题。普勒斯纳便是一个重要代表。他在希特勒刚刚得势、排犹运动尚处于非暴力阶段的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即以清晰的思维分析了狭隘的民族观在德国形成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根源，预见它作为一种反民主、反科学、反进步的势力必将造成现实灾难。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见。普勒斯纳认为，德国和西欧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可以从这一“黄金时代”中找到价值取向，而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却要晚得多，以致启蒙势力和民族国家的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结被这一时间推迟所阻滞。
　　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实际上是由俾斯麦经过三大战役(亦称“德意志统一战争”，分别于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和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进行)以后于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它的建立虽然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几百年以来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状况基本结束，但是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民族形式和内在的分裂。俾斯麦帝国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东北部的原普鲁士公国，莱茵河地区的西部德国和缅因兹河以南的南部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建立的新教主要分布在普鲁士地区，南部和西部德国虽然在被罗马人基督化以来一直保持天主教传统，但是南部天主教教会接近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天主教会的教义和机制，而西部的天主教受来自法国的“拉丁性”的影响较深，以致从十六世纪早期起，南部和西部一方面与普鲁士有着明显不同甚至互相敌对的宗教文化，另一方面它们自己虽然同属一教，教义和伦理区别却判若鸿沟。因此，如果说天主教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在法国的统治促成了启蒙运动的形成，而启蒙运动的精髓——科学和民主思想被法国资产阶级广泛接受从而成为法国民族国家的立国思想；如果说加尔文教乃至其派生教(清教、门罗教、浸礼会教)激进的职业禁欲伦理造就了瑞士、英国、荷兰等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从而为这些国家近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那么，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强制性地将路德新教立为国教，实际上不仅没有弥补这个大国无国家思想的缺陷，反而加剧了其固有的内在的文化和思想矛盾。
　　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罗马天主教直到公元八世纪才在德国传播，而西欧大部分地区(盎格鲁－撒克逊大部除外)却已经自公元四世纪起就成为它的本土。这种时间差异决定了罗马天主教思想对德意志民族影响的相对弱小。与西欧民族不同的另一点是，日耳曼人分布的大部地区没有被古罗马人征服，因而罗马帝国的统治原则诸如共和制和中央集权制没有被日耳曼人接受和实践。这两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德国的发展与西欧脱轨的必然性。罗马天主教实际上是原始基督教从中东传授到罗马统治区以后演变而成的，经过罗马统治者多次清洗之后，最终被作为服务于统治的思想而接受，并于公元三一一年立为国教。古罗马时期，天主教作为宗教组织尚无独立性，而是从属于皇权。这一方面造成了它的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模拟尘世统治的形态和结构，另一方面使它的一些基本思想内容与尘世统治思想水乳交融。因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漫长的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尘世时实际上只能继承罗马统治传统：法律精神和共和制原则。而到了中世纪晚期，教会的统治日趋衰落和腐朽，从上到下变革教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宗教改革最终在罗马天主教传统较浅的德国发生，继而被加尔文在日内瓦公国彻底进行，影响遍及荷兰、英国等。
　　天主教传统在德国根基浅薄这一事实决定了宗教改革在这里不可能彻底。作为一个整体运动，宗教改革旨在将教民从教会沉重的统治中解脱，重建基督教信仰。改革者们认为统治已久的天主教教会机构臃肿，仪式繁杂，僧侣堕落腐化，这一切实际上已经远离上帝拯救众生这一宗教本命。针对这种现状，他们提出以《圣经》经义为惟一福音来源的原则，认为对上帝的真正信仰只能是内在的直接的，不必经过一系列宗教活动来实践。蒙受上帝恩慈的标志不在于虔诚地参与宗教活动，而在于在尘世生活中做出成就。教会作为监督教徒道德的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每个信徒的行为只能受他自己良心的有效制约。这些原则带来的一个大的变革就是将个人的能量从宗教活动中转移到尘世劳动中，将教会的禁欲伦理变为尘世职业伦理。而劳动和禁欲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西方国家近代物质文明的发达和一系列社会转变。在这种意义上，韦伯认为宗教伦理的还俗(saekularisierung)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观点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在这一共性之外，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产生的新教和加尔文建立的新教却有明显区别。路德新教最大的特征是与尘世统治势力界限不清。正因为天主教在德国传统较浅，教会与尘世势力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这里不像法国那么激烈，所以路德的新教建立以后没有、也不可能享有与尘世势力抗衡的地位，而是被封建贵族和诸侯用来加固其统治地位。这种关系导致德意志诸侯国、尤其是强大的普鲁士王国传统的权力意志、地方主义、血统观念和乡土意识在宗教改革以后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自然民族观，成为危机时期凝聚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基础。加尔文教的发展却不一样。加尔文吸收的是法国文化土壤的养分，而法国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实际上最完整地继承了罗马传统：以城市文明为象征的拉丁文化、罗马法律、罗马天主教。教会势力和尘世统治势力在这里的斗争也最为激烈，两种势力之间的界限十分明确。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一方面接受了路德的思想，一方面却是对法国传统的变革。它革除的是繁杂的宗教机构和宗教活动(包括晚祷、忏悔等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教民的精神束缚和个人能量。它推翻了天主教“教会以外无恩慈(extra ecclesia nulla sal- uti)”的教条，认定尘世职业成就为上帝恩慈的标志。这种职业伦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精神催化剂的作用，产生和壮大了新兴市民阶层。市民阶层首先成为一股经济势力，这种经济力量同时加强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政治觉悟，使他们不仅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而且开始影响政治，冲击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促进现代西方民主建制的形成。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革除了作为上帝与其信徒之间的中介机构的教会，重建了上帝与教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意味着：所有信徒都是上帝的臣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信徒作为尘世间扩大上帝声誉的工具都具有上帝赋予的在尘世活动的权利，他的尘世活动是实践上帝的旨意。这些宗教思想的产物是：类似机械工具的选举、议会制；公民自由和权利观；法律界定和规范人际关系；劳动和享受劳动成果的生活观；由公民承载而为公民服务的共和制国家等等。这些基本原则正是现代西方国家民族意识的基础。启蒙运动产生的实际上也是以上基础。与宗教改革思想所不同的是，启蒙运动用理性取代了上帝的超世权威。
　　马丁·路德的新教不是一股独立的精神和政治力量，没有利用上帝的权威改造传统统治，而是依附传统统治势力并且为它服务，因而只是它的新的职业伦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促成了一些变化。普鲁士人以勤劳和节俭著称，并且目光远大，以致近现代德国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些重要职位被他们占领，这些都与路德新教禁欲伦理的影响有关。但是，宗教改革形成的尘世虔诚主义没有产生独立于封建贵族阶层的市民阶层和政治力量，没有促成现代民主和民族观念的产生，致使德国的统治一直到近代晚期仍然根深蒂固，民主机制的建立反复失败，而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的民族观一经产生却得到广泛认同。
　　血缘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观最终是十九世纪结晶出来的。十九世纪是德国人的世纪。法国和英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形成了由资产阶级承载的社会，它们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而这些革命都是在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对社会的震荡似乎都是短暂的。英法社会在革命的冲击下显得具有连贯性而相对稳定。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系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英法等西欧国家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可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势力，削弱了贵族阶层的势力，使社会生活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领域。但是，仍然存在的传统势力却制止了资本主义的极端发展，这一点对社会平衡不无积极意义。在英国，代表传统势力的绅士阶层和绅士文化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一股政治和社会力量，绅士阶层的存在制约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单一化，促成了英国政治文化的多元性。而在法国，启蒙运动产生的广义人文主义自成风格，在它的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尤其是国家官僚机构同样促成了法国社会的平衡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认为近现代英国和法国靠的是巴洛克和启蒙运动的成果生存是并不夸张的。然而，作为较早建立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先行者，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到十九世纪早(中)期已经定型，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过了鼎盛时期。
　　而作为一个缺少传统的新兴的民族国家，西欧的变化给德国带来了第二次生命。正因为缺少传统，德国一旦醒来便会将所有的力量毫无保留地投入发展。其结果是成就和灾难并存。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在经济实力上可以和德国抗衡的已经只有美国。但是，当资本主义的豪兴在德国也触及到它自身的界限、经济危机让德国人也感到自己力量的限度时，德国人的沮丧、彷徨和无所适从的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英国和法国，宪法、法律、民主机制和包括自由(种族)平等、博爱思想在内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在危机和困难时期不仅没有被忽视，反而成为凝聚全民族的重要基础。而德国社会没有这些传统思想及其产物来凝聚，在危机时刻，德意志民族接受了历史带来的具有凝聚作用的一种新观念——血缘种族观。
　　文艺复兴以来美洲和其他大陆的发现、新的黄金香料之路的开辟、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败和随之而来的德意志及西班牙民族势力的减弱、英国和荷兰作为新兴海上和殖民地势力的兴起，这些历史变化和事实对欧洲的统治秩序、经济生活和民族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变化没有直接导致欧洲人生活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而真正直接破坏传统的劳动和生活方式的是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之所以是划时代的，就在于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冲破了欧洲传统的农牧业和城市手工业的经济形态，开启了现代文明和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变化。科学技术一经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方式联手，便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势力。这股势力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从物质生活着手动摇了人们传统的生存根基，打破了人们的生活平衡，不仅自然不断被征服和利用，而且传统的社会秩序和势力也纷纷解体和被削弱。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以追逐利润为要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物质的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满足市场需求甚至供过于求，另一方面，为了开拓和扩大市场，它又以愈来愈快的频率开发新产品，使消费者目不暇接。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水平，建立在过去低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等级和特权制被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时，人们一方面建立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新的生存方式感到困惑：生活的意义何在？生活难道仅仅意味着劳动和消费？人难道变成了消费机器？
　　法国人和英国人是从较深的传统走向现代的。传统的思想、伦理和生活领域在这里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完全被其损毁。相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让资本主义经济为其服务，利用资本主义阻止资本主义的极端发展。法国人和英国人本身就不曾单一地追求物质生活和生产成就，因而资本主义单面发展所带来的困惑也不是非常大。缺少相应传统的德国人一经发现了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这股联合势力及其功能，便倾全力利用它改变生活。这股力量从十九世纪中期起给德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使西欧国家刮目相看，就是德国人本身对此也感到惊奇。普鲁士－德意志民族似乎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了西欧国家二百年取得的成就：民族工业的建立，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经济成就似乎掩盖了这个民族内在的分裂和矛盾，成为全民族的凝固剂。然而，当工业主义使人们——首先是使资产阶级——对新的生活方式产生困惑时，德国人的迷惘和困惑却比西欧人深重得多。他们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的辩护需求也更强烈。
　　对新生活秩序、金钱和工业崇拜、生活的机械化、民主化和大众化产生深刻怀疑并且形成一股反现代力量的首先是思想界。哥宾诺、叔本华、尼采、瓦格纳和雅可布·布卡尔特的悲观的、追寻死亡和反抗死亡思念的哲学和历史学说便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佐证。这些保守的思想家们带着过去的教育价值和理想，反抗以工业狂热和进步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精神，试图再树一种在未来可以实现的历史图像。这一图像本质上与已经成为西方工业社会思想体系的进化论是相对抗的。进化论以人类为一切生物进化的最高尺度，它评价发展水平是以技术的掌握、计算智能和适应能力为尺度，因此，进化论的历史图像是实证性的、以有用价值为基础的。德国思想界对这种历史观不能接受，而是试图通过历史来克服它。在德国思想家看来，进化的标志并非有用性的扩大，即不能在生物意义上以植物到动物的梯级、在精神意义上以各民族和文化内部技术智能的发展为进化标志。他们试图通过扩大历史视角来重建关于人类和民族史的历史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德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晚期将他们的视焦移向了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生物学和历史学。这标志着自宗教改革以来上帝的权威名存实亡以后的另一凝聚世界的权威——历史——的垮台。
　　上帝和形而上学、历史和理性在德国失去权威以后，惟一能够控制社会的便只有政治权威了。而恰恰是实证的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生物学、历史学以及十九世纪晚期在德国形成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种族学的研究确定了政治的内容。这种独特的思想政治状态是德国近代思想史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怀疑的产物。这种怀疑从康德起始，经黑格尔和马克思，先后推翻了上帝、形而上学和历史的权威，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这两种认识论的产生并未终结意识形态的怀疑。它的持续使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保守的思想家们在反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社会认识模式的同时建立了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同时将自然人文化和将人文自然化的认识模式：“社会—血缘和种族基础。”
　　血缘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付诸实践的时机终于在二十世纪初期到来。资本主义经济在二十年代末发生危机，德国自然也受到冲击。失业、通货膨胀、商品滞销，这一切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问题和矛盾被转移到种族矛盾上。日耳曼人种以外的人种和民族成了替罪羊。纯化血缘和人种被荒唐地视为解脱经济危机的必要手段，或者至少是凝聚民族力量进行战争和掠夺的灵验措施。
　　这就是种族思想演变的灾难性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过去，纳粹的幽灵却重新在德国出现，并且游移到欧洲其他国家。思想和社会根源看来并不是战争所能消除的。
　　二○○二年一月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