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想起和晚年艾芜老聊天

　　家父和艾老当然是熟的，因为他们同属文化界。只是艾老是文学大师，家父是戏剧家。家父在艾老面前总是行晚辈礼，敬称艾老为“艾老”，艾老总是平易谦虚习惯称家父为“笑非老师”，他们那辈人是真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他们解放前就相识，更不要说解放后都是四川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了。但在我的记忆中艾老不曾到过我们家。家父去过艾老家没有我不知道。但逢年过节，特别是五十年代那时艾老还在北京中国作协工作，他们总要写一封非常平实简短往往只有数行字的便函互致问候。我长大后，看到过的艾老的问候信是用中式牛皮纸信封竖着写的，信封上是娟细的字迹写着“笑非老师启”。可惜这些信和我父亲大量的书籍一样在“文革”中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抄家的造反派用板车拉走了。
　　艾老是文学大师，主要成就在文学上，有《南行记》等。艾老写剧评，人们肯定很少见到，但在五十年代写过我父亲的就有两篇，一篇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号的北京《戏剧报》上发表的《看<谭记儿>演出后感想》，对我父亲在《谭记儿》中饰演杨衙内的表演艺术给予很高的褒扬，一篇是在现在的《成都晚报》的前身《工商导报》上发表的《谈<一只鞋>的导演艺术》，对家父导演的《一只鞋》的导演艺术给予充分肯定。那时可不像现在流行“有偿评论”(实际是有偿吹捧)，那时的演员和导演可真要用艺术去感染人打动人呀，否则谁会去理睬你，评价你。艾老是有感而发。除《南行记》外，我对艾老所知甚少，不敢说艾老五十年代所写我父亲的两篇剧评是绝无仅有，但敢说在艾老的写作生涯里也是少见的篇什，所以现在看来也弥觉珍贵。听家父讲过，家父和艾老的交往完全是艺术在中间起着连接作用，他们互相尊重，艾老喜欢家父的表演艺术、导演艺术，家父更喜欢艾老的小说语言。五十年代家父出国访问演出半年有余，带在身边的书中就有艾老的《南行记》和李睺老的《死水微澜》，可见家父对两位川籍文学大师的喜爱。
　　他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他们只在四川或全国性的文化艺术界的一些共同活动中相见交往，他们只在自己有新作问世时相互赠与(家父如进北京演出就请艾老观赏，艾老如有新著出版就会寄赠家父)，并请对方指正。在我记忆中，就是后来艾老调回了四川成都，他们平时也很少来往，更不要说像现在的所谓一旦成“朋友”就必然有来有往，甚至有所求。他们不是那样的“朋友”。他们真正有一点个人的交往那已是在艾老离“去”已不远的一九八九年了。那时，家父做了头颅手术先住进省医院的内四病房治疗已近一年，没多久，艾老也住了进去。治疗之余，每每要相互串串门互致问候，当然那是在他们身体还能支撑他们走动的时候。我记得那时艾老的一只脚已经很不方便了，穿着特制的厚底鞋。他们在娱乐室或花园里或在某个人的病房里会到一起时，有时会谈到一些往事，一些亲身经历，一些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他们的龙门阵每每吸引着我。我记得他们谈论得最多的人是成都市的第一任市长李宗林。李宗林在艾老和家父眼里，简直就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大官而首先是文化艺术界的知识分子们的朋友、老熟人。其实，我父亲和艾老的真正相识交往也是李宗林介绍串起来的。因为，川剧《拉郎配》等几出名剧的整理和出彩的文学成就是与艾芜老、沙汀老、林如稷老、李睺老们纷纷被李市长请出山直接参与讨论，甚至亲自握笔修改分不开的，而这一切过程我父亲是自始至终的参加者。解放初，作为成都这座百废待兴城市的第一任市长，在抓党、政、军、民生这些硬的政权建设急务之时，没有忘记抓文化精神建设。文化精神建设在当时的四川具体内容就是服务、吸引、娱乐大众作用的川剧和文学作品。川剧五十年代在全国很有名气，出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和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可以说，李宗林市长是当时成都市川剧文化建设的总策划。川剧一有新剧目投排，李宗林市长必请艾芜老(五十年代后期艾老已由北京调回成都)、沙汀老、李睺老三老出面，为川剧艺人们从文学入手讲解，出点子想法子。所以，川剧的“黄金时代”在全国享有盛名首先是它的“文学性”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这与艾老、沙老、李睺老的无私介入分不开。
　　在医院里，朱丹南、伍陵、家父和艾老每每谈起上述川剧鼎盛的“黄金时代”，家父由衷地讲到上述感想时，总是讲“川剧在当时享有盛名，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川剧幕后有三老和李宗林市长”。艾老便总是谦虚平和地回答：“李市长是头旗，至于我们嘛就不敢当了。”这是我从艾老嘴里第一次听到的“不敢当了”。当时也不在意，只觉得是艾老一贯的谦虚品质而已。可当我听到下面的一个“不敢当”时，联想起来，两次轻声平淡的“不敢当”就有了深深的震撼力，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在我听了艾老第一次谦虚地拒绝我父亲盛赞他没多久，也是在一次闲聊天中，我建议艾老要抓紧时间写下自己一生的回忆录，好给后人们留下一笔真正的精神财富，并为我国像艾老这样重量级的世界文化名人到晚年仍没有秘书帮忙而感到遗憾、着急、抱屈时，艾老并没有附和我这年轻人的说法和心态，而是平平淡淡给我讲了一个沈从文先生的故事。一九七九年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沈从文先生和所有的朋友一样在与艾老失去联系十几年后第一次见面，他们二老又恰好分在西苑饭店的同一间客房。大概艾老觉得沈先生年龄比自己大，身体又不好，出于对老友崇高的文学成就的尊重和景仰，以及对老友的苦难生活历程的知晓，建议老友沈先生要“赶快写回忆录”，不然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将越来越少，中国文学史特别是现代文学史不知道会被别有用心的人臆造伪造成什么史——“反正不是真正的文学史”(艾老语)。出乎艾老的意外，沈先生在听了老友的建议后，平淡冷静地“简直就是毫不在意”(艾老语)地回答了老友三个字：“不敢当”。沈先生三个字一出，艾老当时心都惊了。他顿时觉得自己没有沈先生的境界。谁都知道，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是“拨乱反正”，刚刚死里逃生的文化界同行们朋友们当时都被劫后余生的幸存感和“老已至”的危机感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感恩情绪挤兑发酵出的一种习惯的“理想主义”、大干快干多干的天真心态、拨乱反正心态笼罩着，而沈先生独有的平淡冷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大理智”(艾老语)。“不敢当”三个字在当时的分量可以说太重了。它显然不仅只是一种谦辞——知道自己有几两几钱的“大自知自明”(艾老语)，而更是对当时主流的习惯的“理想主义”的超越。所以，沈先生的“不敢当”三个字，使艾老也冷静了下来，在后来的小组会上的发言也低调了许多，只归结到了一个主调上：活下来不易，各自珍重吧。艾老本是一个外表冷静与世无争的谦谦君子，那以后他更知道平淡随意遇事不勉强的分量了。事情已过去若干年，艾老也仙去了许久，但和晚年艾老聊天中他两次谈到的“不敢当”却至今使我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