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尚文化的滑稽模仿？

　　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在整个文化的历史上，或平行运行，或相互交织，或时有僭越，但高雅文化一直处于不可撼动的主流地位。然而时至今日，谁也不曾料想，机械复制、影视传媒使几千年的格局发生了一个大逆转，新兴的“大众文化”铺天盖地，将作为“伟大传统”的经典文学挤兑得几乎没了生存空间。美国教授理查德·凯勒·西蒙在其著作《垃圾文化——通俗文化与伟大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年十一月)中，讲述了这种难堪局面。无论是西蒙教授将“大众文化”蔑称为“垃圾文化”，还是大家所熟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多诺、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所下的“社会水泥”的宣判，都无法阻止“大众文化”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事实上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或通俗地说，它就是当代的日常生活。
　　对于西蒙教授为代表的文化群体而言，最深刻的悲剧在于，不仅是普通大众喜欢通俗的流行文化，而且大学里的文学科班大学生们热衷通俗文化的热情也远远高出他们对经典文学的兴趣。西蒙教授力图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每一部通俗作品，都是对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的模仿与翻新。进而他想以此为途径，实现通俗作品与经典作品的嫁接，如他从《星球大战》引出斯宾塞的《仙后》，将学生们对越战大片《兰博》的兴趣导入经典史诗《伊利亚特》等，或者反过来，像奥斯丁这样的作家，西蒙教授也为之找到了对应的通俗作品。且不说，经典作家作品如今沦落到了必须依附于通俗文学才能被兜售出去的地步，在西蒙教授的课堂上，即使是两两搭配着阅读，学生们更钟情的依然是通俗文学。明显的例子是，西蒙教授安排学生们阅读《兰博》与《伊利亚特》，尽管他们承认《伊利亚特》比《兰博》要好上几倍，但当教授问他们更愿意在哪部作品上花时间，学生们毫不犹豫地齐声回答：《兰博》。西蒙教授提到，有人抱怨人文学科的报名人数日渐减少，甚至有人担心英语系将消失，而为文化研究系取代，那么，大量的学生涌进西蒙的教室，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西方世界的古典名著，而是因为他们喜欢电影或电视节目。
　　理性地考虑，这种现象说明大众影视文化对传统的文本经典具有某种替代性和接续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与相通。我认为，它们在影响大众方面的最大的相似性，在于都具有消遣功能。读小说是十九世纪的人们的一种主要消遣方式，人们最初的动因并不是为了从小说中寻找什么精神导师。当时狄更斯的一些小说，就是在小报上以连载的方式，满足大众每天的消遣需求。马克·吐温的一些小说也是如此，他自己说过，他的某些长篇小说，是为了将故事延续下去，才写成现在这样的长度。巴尔扎克的一些通俗的侦探小说创作，同样带有赢利的目的。波德莱尔多次把诗人，首先是他自己，比作娼妓，“为钱而干的缪斯”。这些无一不表明，作家们从创作意图上历来就有迎合大众的向度。二十世纪的人们，处于信息时代，过于紧张的生活节奏，使得读小说成为现代人不能消受的一种太复杂的消遣。人们快捷而便利的消遣方式是看电视，因此看影视片的娱乐行为替代了传统的阅读小说的消遣活动。除了文化精英们在试图维护经典之外，其实大众并未感到有多大的损失。
　　当然，两者也会有不可替代的各自的特征。通俗影视文化不能取代经典文学读本的首要之处在于：由文字组成的文学文本，具有一定的长度。任何情感或思想的表达，在文学文本的文字表达方式里，都有一个过程，有相对长度的时间性。传统的经典文学主要是一种在时间维度上延伸的叙述艺术。而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本雅明看来，它能生发出“韵味”。这正是本雅明贬低影视等这些机械复制艺术的主要理由之一。因为机械复制时代的流行影视文化，它的剪接、快速切换等根本手段，使时间的长度急剧缩短，而扩展了其空间特征，使其成为了一门空间艺术。如果说，理论使文学失去的是情感，机械复制时代的影视文化，相对于经典文学读本，它所丧失的则是“韵味”，而它最长于表现的一种美学效果是“震惊”。因而影视最适宜于做凶杀、侦破一类题材的影片。利用拍摄镜头的一推一拉，能真切甚至夸大地表现谋杀场景的效果，从中产生一种“刺激”，构成一股冲击力撞击观众的感觉。这种特长，就像批评理论尽批评语言之所长，将自己的视域，更多锁定于涉及价值判断的文本内容那样，影视文化也用其所长，拍惊险镜头，瞄准便于表现惊险、刺激的题材，大做文章。因而，人们一说到录像、光盘等，就自然会想到惊险片、武打片。确实，在表现惊险上，影视比文学文本更占优势；但在表现“优美”方面，影视则不及文学文本；在表现人生与社会的广阔性上，影视也比文学文本要逊色一筹；在历史与文化积淀的体现上，文学文本也具有先天的优势。影视片文化积淀薄，但更具直观性，它更多地作用于受众的感觉层面，能让人形成短暂的快感，因而它又被称为一次性消费的“快餐文化”。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在人物、情节、画面呈现(文学中的画面靠读者的想像建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相通性，可以说，观看影视，是信息时代的人们采取一种非阅读的方式，来实现对文学与艺术的粗糙领略。
　　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影视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的联系。西蒙教授的对应法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这一类的看法，是将经典定于一尊，通俗文化只是经典的翻版。站在相同的立场，但比西蒙教授更激进的观点，是对大众文化的大加奚落。杜威·麦克唐纳在一系列很有影响的随笔中写道，大众文化是“高尚文化的滑稽模仿”，“是由商人们雇来的技工制造出来的”(《垃圾文化》，22—23页)。依据他的观点，大众娱乐借用了高尚文化的形式，降低了它的复杂性，然后代之以幼稚或没有什么价值的内容。与之呼应的还有汉斯·马格纳斯·埃森贝尔格与汉娜·阿伦特。前者说：“关于通俗剧本，戏剧研究者的老生常谈是：稀释到无法辨认……重复以往戏剧小说的传统形式。”(《垃圾文化》，22页)后者认为“大众文化拆散了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的全部结构，以期从中找到合适的材料”(《垃圾文化》，22页)。当传统经典被稀释到看不见时，他们便认为大众文化是垃圾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另一面的激烈批评来自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集中于它的消极的社会作用，他们将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归结为剥夺人的情感，巩固陈旧的社会秩序，造成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阿多诺指出，过去的“娱乐消遣活动，表达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人们坚信好光景会长存，而且将来会变得更好。今天，这种活动更加理智化了，这种信念变得十分精确，它除了追求现实中反映出来的金钱以外，放弃了其他一切目的。……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是一种怀旧，一种乡愁，与西蒙教授等的“经典情结”相类似。
　　尽管大众文化有着平面化、庸俗化以及消解人的斗志等缺点，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众文化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所出现的新形式。现代社会本身是一部欲望机器，商业的交换原则几乎通行到所有的领域，你怎能要求现代社会生长出传统经典中的真、善、美的古典价值理想与正义的反抗精神？我们只能平心静气地将它看作是人类文化发展链中的一段链接。从文学史看，体裁间的替代与嬗变，其基本的走势是越来越走向平民化。荷马史诗只在贵族宫廷宴乐时被朗诵，而后是较多民众参与的戏剧取代了史诗的地位。后来戏剧又让位给了拥有大规模读者的小说。而今天，“当我们设想一下自己从读者转化为观者，当阅读的技能衰退，当这个世界更多的是通过电视荧屏更图形化，更直接地被感受和观看时，对文字为本的文学信仰就不可避免地衰减，文学与电视共存的能力就不那么可能了”(《垃圾文化》，33页)。当然，究竟是电视取代文学，还是文学更多地以电视的方式存在，目前还辨析不清，但必须注意的是，以往文学体裁形式的嬗变，都是在文字文本系统的内部，而这一次却从文字变成了新的媒质——影像。此一形式的变迁所带来的可能就是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阿尔文·卡尔南高度评价“电视不仅是干旧事情的新方法，也是看世界与解释世界的全新形式”(《垃圾文化》，32—33页)，尼尔·波茨则警告：“如果以为某种东西的表达形式发生改变时，它原有的意思、肌质和价值能够不发生重大改变是极其幼稚的。”(《垃圾文化》，31页)应该说，我们对现代大众文化的探索，还任重而道远，理查德·凯勒·西蒙的著作给了我们一种积极的启示。新的艺术带来新的课题，而新的课题又需要新的方法。传统或经典当然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我们似乎应该想一想，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为什么较少来自大众，来自艺术界，而更多来自文学研究界和社会学、哲学领域？此中是否有大众文化的深度缺乏、意义丧失使得依赖理性语言，惯于寻找、指向“意义”的他们多少有些无所适从、无“的”放矢的不适与不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