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拿破仑的教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当今加拿大最负盛名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二○○○年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的得主。她三月五日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一八一二年序曲>可作为今天的警钟？》
　　她说，在中学音乐欣赏课上，同学们听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都很喜欢它，因为他们可以分辨出一些东西：大炮齐鸣、钟声响起、国歌回荡，结尾还有一阵令人满足的喧闹。
　　“我们被告知，柴可夫斯基这首乐曲，是庆祝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但我们没有被告知拿破仑是谁，或他到底在莫斯科干什么。因此，万一你也有同样糊里糊涂的音乐欣赏经验，这里提供一点深层背景知识。”
　　拿破仑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他在一个动荡和流血的时代像泡沫一样扶摇直上，打赢很多战役，因此得以攫取近于绝对的权力。他控制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和西班牙。他自封为皇帝，取代法兰西共和国。
　　阿特伍德语带暗示，她写道：“拿破仑有值得称赞的动机，至少他的舆论导向是这样说的：他要和平与公正，以及欧洲的统一。但是他觉得，如果废除其他国家那些令人窒息的宗教活动并以他的政治制度取代它们的政治制度，对它们来说将是一种解放。为了这个目的，他铲除其他国家的国王，立了新国王，这些新国王碰巧是他自己家族的成员。”
　　她想谈谈拿破仑的两大错误。第一是西班牙。拿破仑奸诈地取得西班牙。他有一个协议，根据协议他的大军可以取道西班牙去攻打葡萄牙，后者令他恼火，因为他对英国实施贸易制裁，而葡萄牙却来妨碍他。当他的军队进入西班牙，他却接管了那个地方，他的军队则一如既往骚扰牧师、抢劫教堂，把漂亮的东西和艺术品转移到其他地点保存。
　　她说，拿破仑的大错是低估了西班牙人的宗教感情，他们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以为他们会欢迎“解放”，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非常忠于自己的信仰。当整个民族憎恨你，并且疯狂地憎恨你，那是很难统治的。
　　“当前的领袖们请注意：永不要低估宗教热情的力量。还有：你那个认为对他们有益的版本，可能不对他们的胃口。”
　　拿破仑的第二大错是入侵俄国。这次入侵没有一个明白的解释。俄国并没有袭击他，尽管过去曾有过，将来也可能有。也许，他只是想把它加进他的版图。不管怎样，他入侵了。
　　当时打仗，意味着迫使你的对手挺身迎战，最后分出个胜负。但是俄国人只是一味撤退，一边走一边烧掉庄稼，引诱拿破仑不断深入辽阔的俄国大地和可怕的俄国天气。希特勒也败于同样的环境下。
　　当拿破仑抵达莫斯科，他以为他已经“赢”了；但是俄国人烧掉莫斯科，再次撤退。拿破仑在余烬中闲逛，期待沙皇来求和，但是没有消息。于是有那次撤退，有那首《一八一二年序曲》，以及“大军”几乎全部覆灭。后来其他人都吸取了教训，要击败一支不露面的军队是非常困难的。
　　阿特伍德说：“有人提议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日本，作为占领伊拉克的榜样。这不是一个有益的比较。首先，日本军队的宗教热情，是忠于天皇，因此天皇有权下令投降。伊拉克没有这种惟一的权威。其次，日本是一个岛国，不可能有俄国式、阿富汗式的撤退。第三，日本人没有分享他们的宗教观点和可能提供协助的邻国。他们只有两个选择：死或民主。
　　“伊拉克则有很多同一宗教的邻国，它们将同情伊拉克，不管它们以前对萨达姆多么反感。一次外国占领——不是即刻，而是长远而言——不大可能像麦克阿瑟在日本，而是较有可能像拿破仑在西班牙。”
　　《一八一二年序曲》的那一刻——之后拿破仑急转直下，法兰西帝国解体——是十九世纪剩余年份转变的关键，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转变的关键。

梅勒：得到帝国，失去民主

　　已届八十高龄的老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一向以反建制闻名，但他并不是激进者，甚至自称偏向保守派。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他在洛杉矶人文研究所的演说之撮要，题为《得到帝国、失去民主？》。抄译如下：
　　布什政府在准备攻打伊拉克时，所作所为都有一个潜台词。我的假设是，布什总统和很多保守派已得出一个结论，也即他们能够挽救美国和使美国摆脱目前的滑坡的惟一途径，是成为一个拥有更大军事存在的政权，并朝着建立一个帝国的方向驱进。我担忧的是，在这过程中美国人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民主。
　　我所说的滑坡，不仅是指公司丑闻、教会丑闻和联邦调查局丑闻。在保守派眼中，这个国家已经有点儿疯狂了。另外，孩子们不再阅读了。尤其是对保守派来说，文化已变得太肉欲了。
　　伊拉克是走向帝国的一个藉口。按他们原初的设想，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将是一个迅速而有效的步骤，使他们可以控制近东，把它当作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强大基地——部分原因是那里有石油，还有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
　　布什政府还期望给这个地区带来民主，并相信这本身将有助于减少恐怖主义。但我预料事情刚好相反：恐怖主义者对民主没有好感。他们厌恶它。他们是最根本性的原教旨主义者。近东的民主越成功——在我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就越会激发更多恐怖主义。
　　在布什心目中，朝着帝国驱进的惟一重大障碍是中国。
　　展望未来二十年，布什政府意识到有一天中国的技术优势将压倒美国。当这一天来临，美国也许就会对中国说：“让我们合作”，我们将做罗马人，而你们做希腊人。你们将成为我们出色的、极有教养的奴隶。但别试图支配我们。那将是你们的灾难。这就是一些最聪明的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情形。
　　我的猜测是，不管喜不喜欢，不管想不想，美国一定会开战，因为这是布什和他那班人可以看到的惟一解决办法。
　　因此，我们面临的不祥前景是，美国将会成为一个超级的香蕉共和国，军队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将越来越多地覆盖美国的制度。而在它全面覆盖之前，高贵而美好的民主可能要让路。我对人类本质的长期体会——我现在八十岁了——使我相信，实际情况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而非民主。
　　事实上，民主是一种特别状态——一种我们将在未来日子里被召唤去捍卫的状态。这将是无比困难的，因为公司、军队和国旗的完全授权，加上吸引大量观众的体育运动，已经在美国创造了一种法西斯主义来临前的气氛。

品特：美国政府是一头嗜血野兽

　　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去年初刚动了一次癌症大手术。手术及其副作用像一场梦魇。他感到自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幽深、黑暗、没有尽头的海洋的水底下挣扎。“但我没有溺毙，我很高兴可以活下来。”
　　他于去年年底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题为《美国政府是一头嗜血野兽》。他说：“想不到我刚摆脱个人的梦魇，立即就陷入一场更加无穷尽地到处弥漫的公共梦魇——美国的歇斯底里、无知、傲慢、愚蠢和好战的梦魇；这个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是在对所有其他国家开战。”
　　他说，美国此刻正在发展各种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系统，并准备对它认为合适的对象使用它们。美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同类武器加起来还多。美国退出有关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国际条约，拒绝允许检查美国自己的工厂。美国的公开声明和行动背后的种种伪善，已近于笑话。
　　“美国相信只有纽约那三千名死者是真正的死者，是事关重大的死者。他们是美国的死者。其他死者是不真实的、抽象的、无关紧要的。
　　“阿富汗的三千名死者从未被提及。数以万计因美国和英国的制裁、得不到基本药物而死去的伊拉克儿童从未被提及。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带来的恶果从未被提及。伊拉克的辐射水平可怖地高。婴儿出生时没脑、没眼、没生殖器。”
　　在品特看来，“九一一”恐怖袭击是意料之中和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种报复行为，报复美国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持续地、有计划地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
　　他说：“事实上，对伊拉克的战争计划，显然是要预先谋杀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以便将他们从他们的独裁者手中拯救出来。”
　　“我相信美国这样做不只是想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还因为美国政府现在是一头嗜血野兽。炸弹是它惟一的语言。我们知道，很多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的姿态感到恐惧，却似乎无能为力。”
　　文章最后说：除非欧洲找到团结、智慧、勇气和意志，挑战和抵制美国的强权，否则欧洲本身将会应了亚历山大·赫尔岑那句断言：“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是疾病。”

勒卡雷：美国已经疯了

　　阿特伍德温柔敦厚、梅勒冷静沉痛、品特激昂愤怒，而以写间谍小说闻名的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le C a r r e)则冷嘲热讽。他于一月十五日在《泰晤时报》撰文，题为《美国已经疯了》。他说，美国已进入一个疯狂时期，比麦卡锡主义还糟，从长远而言有可能比越战更具灾难性。
　　他说，美国对“九一一”的反应，超出了奥萨马·本·拉登在最卑鄙的梦中可能希望的范围。“就像在麦卡锡时期，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羡慕对象的各种自由，正遭到有计划的侵蚀。顺从的美国传媒与公司既得利益混合在一起，再次确保把一场原应响彻每一个城镇广场的辩论，限制在东岸报章那些傲慢得多的专栏里。”
　　这场临近的战争，早在本·拉登袭击前几年就已经计划好了，但是本·拉登使它成为可能。“布什及其军人集团”如何把美国人的愤怒从本·拉登转移到萨达姆·侯赛因身上，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公关魔术之一。美国公众不只是被误导。他们正被吓唬，并被蒙蔽在无知和恐惧的状态中。这种经过精心组织的恐惧症，能使布什及其合谋者顺利地进入下一次选举。
　　那套要把美军送去战场的宗教辞令，也许是这场将临的超现实战争最令人厌恶的一面。布什劫持上帝。而上帝有非常特别的政治见解。上帝委任美国以任何适合美国的方式救拯世界。上帝委任以色列充当美国的中东政策的纽带，任何人想搞乱这种关系，就是一、反犹；二、反美；三、站在敌人一边；四、恐怖主义者。
　　萨达姆·侯赛因的不幸是，他刚好坐在世界第二大油田上。如果萨达姆没有石油，则他可以随心所欲折磨他的国民。其他领导人每天都在干这事。
　　勒卡雷将笔锋一转，指向英国首相布莱尔：“不管有没有联合国授权，他都会把我们拖入一场如果肯下功夫去谈判就可以避免的战争；一场在英国、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有经过民主程序辩论的战争。如果是这样，则布莱尔将会使我们与欧洲和与中东未来几十年的关系发生倒退。他将助长挑起难以预测的报复、严重的国内动荡，以及中东的地区混乱。”
　　最坏的可能性已经发生了。

总统在伊拉克的真正目标

　　本文发表在去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亚特兰大宪法日报》，作者杰伊·布克曼是该报社论版副主编。文章不是评论，也不是争辩，甚至不是讲道理，而是全部以摆事实来勾勒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真正用意所在。文章最初并不大受注意，后来越来越显示其重量。从近期美国不少报刊有关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分析文章中，都可隐约见到本文的影响。下面是文章的摘译。
　　在伊拉克问题上，官方的解释总是不合情理。布什政府一直设法要把伊拉克与“基地”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联系总是给人一种设计和人工的感觉。事实上，很难相信布什政府里的聪明人会根据如此不足信的证据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
　　最近，一些碎片终于开始各就各位了。原来，真正的意图不在伊拉克，也不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恐怖主义，或萨达姆，或联合国决议案。
　　这场战争如果爆发，其意图是要表明美国作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全球性帝国的正式崛起，独揽全球警察的责任和权力。这将是一个历时十年甚至更久的计划的高潮，执行这个计划的人相信，美国必须抓住取得全球支配地位的机会，哪怕这样做意味着成为“美帝国主义者”——一个我们的敌人老称呼我们的名字。
　　一旦明白这点，其他谜底便自己解开了。例如，为什么政府似乎不关心一旦萨达姆被推翻美军将如何撤退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会离开。征服了伊拉克之后，美国将在伊拉克建立一些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从那里支配中东，包括伊拉克的邻国伊朗。
　　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星期五接受访问时否认这种说法，指出美国不觊觎别国的领土。这也许是真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五十七年了，而我们在德国和日本仍有重要基地。在伊拉克，我们也将这么做。
　　为什么政府不选择遏制和威慑伊拉克，就像我们对苏联采取了四十五年的遏制和威慑政策那样？因为，即便遏制和威慑产生效力，也不能使美国扩张势力。此外，我们将作为帝国君临他们。罗马不屈尊来遏制；它征服。我们也该如此。
　　这一未来美帝国的设计师，包括一个由有才干且有权力的人士组成的团体，这些人士现时都在布什政府中身居要职：他们设想建立和加强他们所称的一个世界性的“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或称“美国的和平”。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人民并不欣赏这种野心的实际广度。
　　这野心的一部分，见于《国家安全战略》，这是一份每届政府概述其保护美国的立场的文件。布什政府这个方案发表于九月二十日，标志着明显背离以前的立场。文件将这个转变归因于“九一一”袭击。
　　为对付恐怖主义威胁，总统这份报告设计了一种进攻性的军事和外交新政策，主张对认定的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它以率直的措辞谈到它所称的“美国国际主义”，谈到如果符合美国利益就不必理会国际舆论。该文件断言：“最好的防御是采取出色的进攻。”
　　文件把威慑斥为冷战遗物，并主张“说服或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主权责任”。
　　实质上，文件设计了一个计划，以便美国军事和经济长期支配全球每个地区而不受国际条约或问题的约束。为实现这个计划，文件要求我们大肆扩张在全球的军事存在。
　　然而，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立场，显然并不是受到“九一一”事件的启发。此文件的许多说法，都可以在“新美国世纪计划”于二○○○年九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找到。“新美国世纪计划”是一个由保守派干预主义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对美国可能正在丧失建立全球帝国的机会感到愤慨。
　　这份两年前的报告说：“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国际安全秩序如此有助于美国的利益和理想。这个来临的世纪的挑战，是维护和加强这种‘美国的和平’。”
　　总的来说，二○○○年这份报告读起来就像是布什当前防卫政策的蓝图。它的主张，布什政府都努力要付诸实行。例如，这份报告促请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和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导弹防卫系统。布什政府已采取了这条路线。
　　该报告建议，如果在全世界调动足够的力量来加强“美国强权下的和平”，美国就必须将防卫开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增至多达百分之三点八。翌年，布什政府提出三千七百九十亿美元的防卫预算，几乎一点不差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八。
　　该报告促请研制“用于瞄准我们很多潜在的敌手正在地下深处建造的坚固工事”的小型核弹头。今年，由共和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向五角大楼开绿灯，允许研制这种叫做“强力穿地核弹头”的武器，但迄今仍遭参议院阻挠。
　　考虑到参与出台该份报告的人士目前占据的职位，现行政策紧跟其建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保罗·沃尔福威茨如今是副国防部长。约翰·博尔顿是副国务卿。史蒂芬·孔博恩是五角大楼计划、分析与评估室主任。艾略特·科恩和德文·克罗斯是为拉姆斯菲尔德提供建议的防卫政策委员会委员。刘易斯·利比是副总统切尼的主要幕僚。多夫·扎赫姆是国防部审计官。
　　由于作者们在二○○○年还只是普通公民，故这份方案报告可能会比他们在起草《国家安全战略》时更坦率和较不讲究外交策略。远在布什总统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之前，他们已于二○○○年清楚地将这几个国家当成主要的短期目标。在报告中，他们批评这样一个事实：在针对朝鲜和伊拉克的战争计划中，“五角大楼过去的军事演习很少或完全没有考虑到不仅要挫败一次袭击而且要除掉这些政权所必不可少的军事需要”。
　　报告说，为维护“美国强权下的和平”，美国军队需要履行“警察职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并说此类行动“要求美国而不是要求联合国担当政治领导角色”。
　　为履行这些责任，以及为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挑战美国，该报告主张除了现时美国已在约一百三十个国家部署的军队外，还要大大增加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
　　具体地说，需要在中东、东南欧、拉美和东南亚那些尚未有永久军事基地的地方建立永久军事基地。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九一一”之后的反应的另一个谜团，即布什政府迫不及待将美国军队部署在格鲁吉亚和菲律宾，以及我们急于要派遗军事顾问到陷入内战的哥伦比亚提供协助。
　　这份二○○○年的报告直接承认受惠于一个更早的文件，它是在一九九二年由国防部起草的。该文件也曾把美国设想成一个骑跨在世界身上的巨人，强行施加其意志，以及通过军事和经济力量维持世界和平。然而，定稿草案被泄漏出来后，该倡议备受批评，于是匆匆收回，并遭到老布什总统的驳斥。
　　一个“强权下的美国和平”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
　　其中之一是对我们的盟友的影响。一旦我们行使单方面的权利充当世界警察，我们的盟友将迅速退入背景。最终，我们将被迫花费美国的财富和美国的鲜血来保卫和平，而其他国家则会重新安排他们的财富，用于诸如他们自己的国民的保健。
　　耶鲁大学古希腊史教授和一种更进取的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唐纳德·卡根——他是二○○○年那个“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共同主席——承认这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的盟友)想搭免费车，它们可能会搭，我们不能阻止，”他说。但是，他还争辩说，考虑到我们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除了行动别无选择。
　　“你看过电影《高月》吗？”他问道。“我们是格雷·库珀。”
　　接受库珀这个角色，将会使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以及我们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活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候选人布什肯定不会以这样的转变作为竞选政纲。那不是他敢于诚实地与美国人民讨论的事情。相反，布什与阿尔·戈尔辩论外交政策时，明确主张一种更谦逊的外交政策，一种精心计算、用来讨好那些警惕军事干预的选民的立场。
　　基于同样的理由，卡根和其他人避免使用诸如帝国这样的词，因为他们知道其言外之意。但他们也争辩说，拒绝历史赋予我们的角色，将是天真和危险的。例如，卡根就积极支持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将在战后的伊拉克建立一些永久军事基地。
　　“我想这是非常可能的，”他说。“我们很可能需要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把大量兵力集中于中东。这必须付出代价，但也要想想不这样做的代价。当我们出现经济问题，总是由我们的石油供应中断造成的。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有一支军队，石油供应就不会中断。”
　　拉姆斯菲尔德和卡根相信，一场成功的对伊战争，将带来其他好处，例如儆戒伊朗和叙利亚之类的国家。有鉴于他所处的敏感位置，拉姆斯菲尔德说得比较温和。他说，如果伊拉克发生政权更迭，则其他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将领会到拥有他们……会引起不利和无益的注意”。
　　卡根则更坦率。他说：“人们很担忧阿拉伯街头将会如何反应。嗯，我看到，自我们开始出击以来，阿拉伯街头一直都非常、非常安静。”
　　这样一种全球承担的代价将是巨大的。二○○○年我们的军事开支是二千八百一十亿美元，比继我们之后的十一个国家的总数还多。二○○三年，我们的开支将会升至三千七百八十亿美元。换句话说，我们的防卫开支从一九九九年至二○○三年的增幅，将比我们下一个最大竞争者中国的总年度开支还多。
　　帝国的诱惑是既古老又强大的，在过去一千年来它驱使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犯下可怕的罪行。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消失，一个全球帝国基本上已匐伏在美国的脚下。令某些人恼怒的是，我们当时竟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主要原因是美国人民从来就不喜欢自己成为新罗马。
　　现在，十余年后，“九一一”事件使那些主张建立帝国的人重新获得机会来催促一位新总统成全此事。因此，当我们辩论是否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辩论美国未来几年和几十年要扮演的角色。
　　在美国领导下，通过寻求强大盟友和国际共识来达到和平与安全是不是最好的？或者，采取一种更单方面的立场，接受和加强在某些人看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全球支配角色是不是必要的？
　　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如果我们决定得到帝国，则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个决定。维持一个帝国的代价永远是高昂的。
　　(黄灿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