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回眸七十年

　　我二十岁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社会学时，不懂社会学是讲些什么的，说实在的，现在还是说不清楚。回头想想倒是司马迁的古训很能说明问题，即察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了汉朝之前作为一个读书人应努力的一个方向，这句话里其实也包括社会学在内。天人之际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包括人在内，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包括自己在内。只要人和客观世界存在，人和自然就要发生关系，我们要研究人，也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麻烦就出在这里，人如何了解自己。
　　为了生活的需要，人利用自然世界造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世界，我们称之为人文世界的世界。人们从早到晚，每一天都要通过人文世界来经营自己的生活。人并不直接和自然打交道，而要通过一层人工的世界。人的衣食住行等各项生活都是在一个人造的世界中进行的。
　　我们要去了解人文世界，研究人造的为自己的服务的东西。这项工作还刚刚在开始，要想办法研究这个人文世界，人要用自己的本领，从自然中超脱出来，研究人、研究自然、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造的人文世界，一层一层的认识，以求得“自觉”，这正是人与动物不同之处。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回头去认识自然和人文世界。
　　从我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研究这个“天人之际”，已有七十二年了。我从燕大毕业后，吴文藻老师让我去清华，在史禄国老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了解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人的群体生活是怎样发生的？在燕大时，吴文藻老师把人类学方法引进了社会学，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请来了派克教授，从英国伦敦大学请来了布朗教授，从此奠定了吴文藻先生的思想基础，让社会学与人类学打成了一片。那时我只有二十多岁，进入社会学时，学会了实地调查，像人类学者那样去看人的生活，学习人们的生活是具体的社会学的内容。
　　我们要搞清楚社会学是什么和学习怎么样做这门学术，也就是了解这个学科的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什么？我把它们简单的概括为：对象是人文世界、社会关系，方法是实地研究的人类学方法。
　　社会学发展到现在还存在一个真正的科学方法问题。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用具和人的感情及认识，所以用人文世界里的工具去认识人文世界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人要自己研究这个既有生命又有生活的人的自己，并且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身的所作所为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有着感情和价值观念的东西，研究这些东西还要以“之际”即关系为出发点，首先是人和人的关系。从个人要研究到群体，因为人都在群体中生活，从小群扩大到大群，今天又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我说这种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要研究这些复杂的问题，要跟上这个变化的时代，我感到自己的知识太不够了。三年前我决定“补课”，从社会学基础学起，我找来了派克老师编著的社会学导论和他的传记，研究他的经历，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他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我写了《补课札记》，此文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师承·补课·治学》一书中，已经出版发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说明派克是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他还没有看到日本投降。他的文章还在写作过程中，但人生苦短，他没有能把话说完，他要说的正是人要认识自己，如何做到人能看人。
　　一切知识是从人的接触中得来的，在天天和人的接触之中出知识，但人往往不会自己跳出来看自己。人与人接触相互交换思想感情，首先是靠语言，但光靠语言不够，有很多一言难尽的东西。派克老师是想从这里深入下去的，但时间不够了，这就是作为生物个人的限制。
　　我就没想到自己会活这么久，文化大革命时人已不算人，当时的人出现两面性，一面是真的自己，另一面是给别人看的自己，也就是应付这个世界的自己，学社会学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什么样才算一个真正的人，怎样才能做到一个真正的人？我认为派克老师没能完成他对社会学的心愿，所以美国在二次大战时的社会学在他看来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
　　现在这个问题更严重了，人与人的关系面更广了，从亲属到邻里再到熟人，区分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已不够了。今后全世界要变成一个更大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如何去认识它？所以做学问很苦，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去解决，要寻求科学的方法，只认识自己还不够，还要去认识人自己所处的世界。譬如说恐怖主义问题，人生活中不会没有恐怖，但恐怖主义哪里来的，怎么产生的，怎么消除？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所以说社会学的内容广得很。我们只能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先有一个轮廓，有点认识，逐步地去扩展。
　　我们首先要搞好中国的社会学。其实我很怕见社会学，早年因为搞社会学，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尝到了做人被孤立在群体之外的滋味，对一个社会学者有这种亲自经历和体会，有机会参与观察，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我本人还算是个幸运者，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的右派问题算是已经改正，那时我已七十岁了。中央委托胡乔木同志来找我重建社会学，我心里真是想不能再搞了，所以开始没有答应，但乔木同志坚持要我做，我想这意外拾回来的生命，破釜沉舟，能再活上十年，争取再做点事吧。没想到现在还多活了不少年，看来还可以活些年，再做点事。
　　我们人的社会文化是有生物基础的，生物是有生有死的，但同一社会里的人的生与死却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文化可以离开生物基础而传下去，群体文化的存亡不决定于个人的生死，而在于可以传续的基础。中国有十几亿人当然不会同时死掉，它的文化是不朽的，而且可以有深厚的积累和传承，有子子孙孙不断在承继着，对于好的文化还可以吸收和扩大，这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体会。
　　自我七十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以来，做了几件事情，最重要就是重建社会学，不能说是恢复旧的社会学，当时虽则从外国引进了一些，但已提倡中国化、本土化，要植根于中国自己的土壤中。这方面我们老一代学者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他们联系中国实际，以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可惜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工作中断了。二十七年后才得以重建，重建后的二十年来，我们重新搭起戏台，培养了一个队伍，大家正在各显身手。他们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进程中，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不少材料。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尚未成熟，社会学的许多重要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大家一起发奋努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希望大家深入进去认识和总结。重要的是要思考，动脑筋想问题，看实际生活，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基础打的不够，没有能把学科建成，非常抱歉。当然外国也一样，西方的社会学也存在很多问题。从“九一一”事件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研究太少了，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今后会怎么样，现在还没有科学论据的答案来答复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我认为中国人的经验和文化中有和而不同的传统，经过再创造可能供全人类所用。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也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二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