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华故事与香港历史的书写

　　还是在二十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之时，正亡命于日本的梁启超就已预言这个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民族主义勃发和民族国家建立的世纪。在一九○二年撰写的《新史学》一文中，他特别强调史界革命，主张效法“泰西之良史”，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以促进全体国民民族精神的振兴。如果确如许冠三所言，这即为现代中国新史学诞生的标识(《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1—7页)，那么它也宣告了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史学之开创。
　　就相关的民族主义史学来看，建国以后单一的“革命叙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国家置换了(displacing)民族想像；甚至，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近代化范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革命”，但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富强作为最基本的价值预设，民族国家仍是最主要的叙述线索，并有相当的一致同意性(consensus)。就如向来不多关于香港、台湾、澳门以及离散中国人群的研究，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际，作为主流学术期刊的当期《历史研究》令人可喜地开辟了“香港史研究专栏”，但三篇近代史方面的文章都与民族国家相关，谈及孙中山的香港之行，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早期努力，美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作为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很难说是香港人在香港生活的香港叙述或香港历史。
　　问题在于，殖民话语中的香港华人也没有自己的历史。长期以来，香港历史被视为西方历史的一个部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牛津大学出版的《香港史》还称香港真正的历史开始于一八四一年英国人的抵达(G.B.Endl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香港的自由和繁荣也被认为是殖民统治的结果，作为“他者(the others)”的华人的历史被蓄意湮没和覆盖。然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洗玉仪的《权力与善行——东华医院早期的历史》讲述了拥有共同文化、历史和族群认同的华人历史。在她的东华故事中，华人是历史的开端，即“一八六九年东华医院的出现是香港医疗、社会和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7页)。具体来说，鸦片战前香港的华人原住民已有五千人左右，一八四四年华人人数增至一万九千余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则增加到十万左右，其多数充当建筑工人、石匠、手工艺者、家佣、苦力、小商贩和娼妓，收入极低，生活环境恶劣。以居住条件为例，同时期的广州，每间屋子一般不超过九至十人，但在香港一间不足三十六平方米的房屋却要挤进三十至五十名华人，人均面积一平方米、或不足一平方米，低于港英当局法定的十二平方米的墓穴面积。而且，室内光照不足，通风不畅，缺乏起码的卫生设备，再加上没有排水系统，垃圾山积，华人聚居区成了香港的“疫病温床”。统计数字显示：一八八一年香港华人死亡者的年龄平均在18.33岁，其中年逾二十岁的成年死者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三岁，而在一八四○年，即四十年前的苏格兰，以上两类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二十九岁和五十五岁。所以，东华医院除以中草药免费为贫苦华人进行门诊治疗之外，还承担了收养病茕、施棺掩埋等诸多慈善事务，成为最贴近普通华人日常生活的社区组织。
　　中国社会向有自治传统，相对于自上而下任命的政府官员，民众更习惯听命于拥有地方威望的个人，如乡村耆硕、宗族领袖、行会头目和地方士绅等。在香港，随着大量身无分文之人，如被绑架或被骗的苦力、被卖的妓女、未通过医疗检验而不能移民以及因船难滞留和犯事潜逃者愈来愈多地到来，华人社区最紧迫之事就是帮助这些人活下来。既然东华医院已提供了慈善医疗服务，那么再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也义不容辞，其职能也就很快扩展到种痘、阻止解剖和切除手术、防范台风、街道照明、市容维修、移民接待，直至妓院管理、禁止赌博、处理通奸和民事纠纷调节等诸多社区和市政行政事务。再就殖民当局的态度而言，香港此时虽已沦为英国殖民地近三十年，但最初的殖民者却由于不了解华人和华人社会，很难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就如香港早期警察主要为欧洲人和印度人构成，他们既不会说中文，也不理解华人的行为习惯，担任中文翻译的又主要为葡萄牙人，多不能正确阅读中文书面语，因而殖民统治方面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作为华人社区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中介。加上此时(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年间)华人行商数量增加了一倍，并主要经营进出口委托业务，并逐渐转向工业、金融业以及贸易服务性行业；在此后的七十至八十年代，华人商行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里，税收的90%也由华人承担，殖民统治者不能不承认东华医院作为华人意志代言人的历史存在(第43页)。
　　作为华人意志的代表，东华医院对殖民统治并不总是妥协与合作，在维护华人利益、制约殖民权力扩张方面确有不少值得浓墨重书。例如，早在一八四二年十月，殖民当局规定华人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外出必须携带灯笼，十点之后则禁止外出，至一八七○年该项禁令以法令的形式正式通过，引起了华人社区的愤怒，东华医院委员会即向殖民统治者提出了抗议，力争华人夜间外出享有与欧洲人和其他外国人同等的待遇。虽然，要求被当局驳回，但相关的抗争却一直持续到一八九五年(第92页)。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八九四年香港爆发鼠疫时东华医院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言，每逢危机，诸如洪水、战争、经济崩溃、传染病到来之时，由日常生活中各种常规支撑起来的理性面具常被撕得粉碎(第159页)。这具体体现在当时诸多标榜理性和客观的西文报刊中，鼠疫一开始就被定义为“华人的”，不仅指其源于云南、传至广东，再传至香港，而且还指其缘于华人的肮脏、贫穷及各种西方人不能理解的生活习惯，却独不检讨近半个世纪以来殖民当局对华人社区卫生的改善无所作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殖民当局颁布的防疫法令主要针对华人，即派遣军队进入华人居住区，逐屋检查，被怀疑为感染者送至“海之船(Hygeia)”隔离，尸体葬在郊外公墓，房屋被焚毁，华人居住区实行戒严，街道被堵塞，四周布满了哨兵，甚至包括华人不得进入欧洲人居住区的种族隔离措施。至于被送到“海之船”上的患者，治疗不过是灌杯白兰地以做镇定，然后在头、胸、脚处置放冰块，接着就是静静等待死神的降临。尤其让华人难以忍受的是，殖民者派来逐屋搜寻的防疫队员多非医疗专业人员，而是一批临时征调来的士兵和水手。为确保人们在家，他们通常在晚上开始行动，在华人照明极差的住宅里，没有患上瘟疫的人也常常被带走，隔离在死亡率为92%的“海之船”上。所以，这些看似文明的防疫措施不仅造成华人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还粗鲁和野蛮地践踏他们的尊严。对此，东华医院向殖民当局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挨家挨户的搜查，允许病人返回自己的故乡，所有“海之船”上的病人和今后所有的病人都应送到华人自己的隔离病院。
　　传统华人社会类似医院的机构，诸如收养盲人、老年人、孤幼、麻风病人或其他残疾人的善堂和义祠，更多是救济而非医疗。虽然，城镇中能够提供大夫出诊的药店有时也被称为医院，但功能上不像近代医院那样为病人提供病房和看护，与今天的诊所更为接近。这也可以认为，作为专门和长时间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在当时还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不过，十九世纪中期的华人普遍认为自己与外国人有不同的身体构造，患病时更愿意接受中医药的治疗，任何将西方疗法施加给华人的企图都被视为一种入侵。再说，此时西医药也没有到达十九世纪末微生物学、化学革命的阶段，针对具体疾病的疗法很少，医院的管理很差，对卫生学的无知普遍存在。具体来看香港的情况，当时尽管乙醚(ether)和氯仿(chloroform)已应用到手术中，但对感染的不加防范限制了外科手术的成功率，极少使用外科手术的华人发现中医的保守疗法还不至于让患者因感染而死亡。尽管殖民地的公立医院建立于一八五○年，并在一八六八年左右治疗付费的病人，但是年这家医院治疗的欧洲人和印度人有八百三十四人，华人则只有二百二十八人，此时香港华人人口已是所有其他民族总和的十五到十八倍之多。当然，除对中医药的信赖，华人就诊人数之少，原因还在于留医的医疗费用约每人每天一元左右，当时华人大多数月薪不过十二至二十元，苦力则不足十元。这样的一个就诊数目，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像一道法令有效地将华人拒之医院门外”。相比之下，东华医院以低廉的价格，或免费提供中医药的医疗，承担了众多华人的就诊和治疗。统计显示：至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五年间该医院门诊量平均每年为十一万六千人次，几占当时二十四万华人人口中的一半。所以，在医院这一概念上，东华医院来自“西方”，但具体实践则为“中国”，这种西方形式和中国内容的相加，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经典范例”(第52页)。
　　重要的是，与华人传统的行帮、会馆、善堂、街坊、庙宇的组织形式有较大不同，东华医院的中国传统只留在对董事会元老的尊敬上，实际运作则较多引入了西方近代意义的组织模式。具体来说，章程规定凡有华人血统的人捐献不下于十美元，就可列入普通成员名单(第58页)，如在香港还可赋予对董事会的投票权。这样一来，委员会成员不仅在香港，而且遍及澳门、中国内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关医院的事务几乎都由投票决定，普通捐献者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包括董事会成员和每位医生、工作人员的任命和使用。此外，附近华人居民只要对公共事务有兴趣，无论有无十美元的捐献，都可参与医院的活动。在医院的会议大厅里不仅讨论医院，而且还讨论整个华人社区的事务。每一位来访者都可直接向董事们提建议或问题，如果董事们觉得这些建议和问题可以讨论，董事会一定为此召开会议。会议议程往往提前张贴出来，以确保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出席旁听。同样，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被滥用，四名董事和十二名相关委员会的成员是会议的法定人数，并有严格的会议记录和时间规定。如果一个颇富争议的提议投票通过，缺席成员对此若有异议，还可请求再次召集会议进行辩论和投票。这也难怪每当有重大议题讨论和决定时，医院会议大厅总是人满为患，好几百人在此驻足聆听，由此当可认为东华医院超越了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地缘、族缘、语缘乃至行业局限，成为香港华人民族认同的象征。需要一提的是，一九三一年东华医院合并了建立于一九一一年的光华医院和建立于一九二九年的东方医院，成了东华医院集团。尽管此时西医药早已拥有了至高无上的霸权，中医药则日益被边缘化，但东华医院仍继续为华人提供十分需要的医疗和慈善服务。不过，在那个主义盛行的年代，随着华人人群中革命/反动的两分，对东华医院的评价也有相应的变化。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罢工，殖民政府又一次请求医院出面调解，罢工组织者则认为东华医院名义上是一所医院，实际上却是听命于帝国主义的洋奴组织，结果使这次调解无功而返。这样一部跌宕起伏的东华故事，就又可视为整个近代中国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生成和演化的历史缩影。
　　当然，民族历史的书写也有自己的问题，即作为部族叙事人(astribal storytellers)如何确保历史的真实。就此，一九九五年六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专门有篇访谈，讨论了职业历史学家和部族叙事人的区别，认为这里存在着对历史不同的态度，以及不同的历史真实，即前者在于知识上的发现和突破；后者则在价值上传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两者原无高低优劣之分，难就难在个人治学中何以鱼和熊掌兼而得之。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史学首倡之人梁启超曾为之苦恼，其后学术三变——二十世纪初以致用为先，至二十年代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但到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则强调征实传信为体，益世明道为用，就是想尽最大可能将这两种史家融为一体。再看洗玉仪的东华研究，作为部族叙事人，极为感人地讲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下华人的共同经历；但叙述中以大量资料，尤其是以不少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作为支撑，又显示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以实事求是的严谨。寻求二者相得益彰，作为历史学家的一个高贵梦想(a noble dream)，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拳拳之心。
　　说到资料收集，这里又有太多感慨。记得二○○一年十二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做短期学术访问，曾专门到上环普仁街东华医院博物院查阅资料。不巧，正逢档案管理人外出，由于我很快要返回内地，只得将想看的档案篇目列出来，请另一位管理人员转告档案管理人，帮忙将这些文件复印后寄到我供职的机构。作为偶尔来访的过路客，原本对此没抱多少希望，但没想到不久就收到该博物院寄来的厚厚一摞复印资料。对比之下，我所在城市也有一座国家档案馆，收藏民国政府各部门档案，但如果想查阅所需资料，且还是目录册中列出的，则很可能遇到不容分说的礼貌拒绝。所以，当坐在阅卷大厅里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馆领导陪着一些深目隆准之人前来向管理档案之人打招呼，这也许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公众档案馆中都无法见到独特风景。当然，毋庸抱怨具体工作人员和部门负责人，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举不胜举。就如出国时的出关入关，别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本国人优先，外国人老老实实排队等候检查；而到了自己国家则相反，外国人优先，本国人老老实实排队等候检查。对此，日本汉学研究开创者的内藤湖南早有嗟叹，即一八九九年他访问天津时，看到租界公园的告示上写有，不能入园者一为华人，另一为狗。然而，让他最震惊的是，威风凛凛的巡查者却都为华人，“守护园门，阻挡其同胞进入园内”(内藤湖南：《燕山楚水—鸿爪纪余》，转引自《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第81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职业历史学家与部族叙事人实在不能两全，那么为了今后更多人能为学问而学问，现在宁可再多几位部族叙事人。
　　(Elizabeth Sinn，Power and Charity，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Hong Kong，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权力与善行——东华医院早期的历史》，徐艳译，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