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聚焦“九三年”

　　……在这辆不知为何把他们从议会大厦拉往别处的警车里，他都听到了，一切都看见了，同时也看到了粗蛇般翻滚的黑烟，从议会大厦窗口沿高高的外墙缓缓向上爬去；他看见从加里宁桥上开火的坦克；街垒旁像甲虫一样横冲直撞的装甲车和随处可见的尸体，离尸体不远处有人用喇叭喊道：“优待俘虏！”他还看到混乱的街道，广场的墙上溅着鲜血，冲锋枪在那儿恶毒地射击，街心花园的地上躺着一个哥萨克小男孩，每次射击过后男孩的身体都痛苦地抽搐着。
　　这是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长篇小说近作《百慕大三角》中的一个场景。小说的劈头一句话就是：“这是九三年的十月”。“九三年”这个特殊的年头，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在各国作家的笔下，让人们惊叹唏嘘？
　　我关注“九三年”，实出偶然。一九九五年末，奉谢冕先生之召，我承担了“百年中国文学书系”最后一卷的撰写工作。按照谢冕的设想，这套分为十余卷的丛书，仿照《万历十五年》的写法，每一卷分别选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年代，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展现该阶段文学的来龙去脉和基本风貌。这样的构想，吸引了我的兴趣，立即着手进行相关资料的阅读爬梳。在我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审视中，我将自己的着眼点聚焦在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南巡所掀起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对文学的激荡，作家们对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形势的思考和回应，引发了文坛论争和作家群体的分化，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价值观的碰撞，于斯为盛。大批文学刊物顺应市场需要纷纷改头换面为大众读物；全民下海和作家经商的是非；深圳的作家手稿拍卖(如今官司缠身的刘晓庆就是将只有一个书名的选题卖出一百余万，让众多作家自愧不如)和北京的“周洪卖身”；上海学人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围绕《读书》展开的关于“躲避崇高”的争执；陕军东征和《废都》、《白鹿原》风波；顾城事件和《英儿》出版；以“财经小说”为独特标记的“梁凤仪旋风”席卷中国大陆……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描述和评说，对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走向的思考，构成了我的《一九九三：世纪末的喧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一书的轮廓。
　　在撰写此书时，我引述了不久前去世的公刘先生的杂文集《不能缺钙》中的一篇《九三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数十年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作为富有思想和激情的著名诗人，公刘先生在文中表达了他对于时下“金钱取代了精神”、“消化打败了文化”的担忧和愤慨。在公刘这篇立此存照的文字中，历数同年文艺界的种种新闻：“‘快餐文化’行世，良莠不齐的白话版经典新译、世界名著缩写和泥沙俱下的爱情诗选、散文选、情书选，以及意图暧昧的禁书大观，趣味不高的幽默笑话，纷纷出笼。”“由于个体书商的全力豢养，同时由于部分作家的加盟，出现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写字儿的’。因之，地摊上有了坚决拒绝降温的老‘热点’(色情、暴力)，也有了不断变换的新‘热点’(武侠、演义、玩股、逃税、风水、看相、卜卦、人际关系、特异功能、高层秘闻、社会黑幕等等)。‘写字儿的’一族已然成了气候，他们的座右铭是，‘一瓶胶水一把刀，抄了剪，剪了抄，红蓝墨水舍得浇。’”南京的渡江胜利纪念馆开了棋院和舞厅；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一度举办名犬展览；中央乐团已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人员出国；北京演出莎翁名剧《李尔王》，扮演国王的某著名演员，发现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演员均为三十七人，他演不下去了，老泪纵横地当众跪倒，叩了一个响头……公刘总结说，“精神产品被要求无条件物化，除了少数特例，一般又得不到与包含同等劳动量的物质产品相近的报偿，这时，文化的堕落就必不可免了”。今天回首，可能感觉不到公刘所提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一九九三年的文化危机，如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王晓明等所言，人文精神丧失在“旷野上的废墟”，确实是不容乐观的。什么农业大学“教授卖馅饼”，北大拆南墙办公司，北海南海的炒地皮卖批文，股票市场的发财神话，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的兴起等等，对教育文化事业的冲击几乎势不可挡。
　　“九三年”，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上，经常是充满了喧哗与骚动，以至杀戮和血腥的。果真有一种宿命般的“世纪末”吗？公刘在其文字中就提到了法国大作家雨果的《九三年》。雨果的这部名作，深刻显示出人性与泥沙俱下、玉石俱焚的革命的冲突。它描写了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一七九三年，在反动贵族势力猖獗的旺岱地区，一场平息贵族武装叛乱的血腥战争。革命军将领郭文，与自己的叔叔老侯爵朗特纳克率领的叛军浴血作战，终于把朗特纳克围困在一座熊熊燃烧的房屋中，老侯爵也着实了得，死里逃生，却又去而复返，为从烈火中救出几个幼小的孩子，宁肯自己冒死落入革命军手中。在阶级大搏杀中冷酷无情的朗特纳克，却在孩子的生死面前显示出舍己救人的侠义。郭文为此陷入思维的迷乱，不知如何判断叔叔的善恶本性，最后的选择是利用到狱中探望的机会，与老侯爵换了衣服，放叔叔逃走，自己被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国民议会在革命军中的全权代表、曾经把对贵族的刻骨仇恨灌输给郭文的早年老师西木尔登，在执行了对这位弟子的死刑后，自己也发生信念危机，痛苦地自杀死去。
　　雨果对革命的质疑令人深思。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黎人民的英勇起义，街垒里的殊死搏斗，予以非常生动的描述和充满激情的赞扬，他的立场选择了最终失败的民众一边。他曾经说过：“我们不要弯背折腰、低头屈膝的和平，我们不要在专制、棍棒和权力统治下的和平。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为了这个解放，无疑地需要革命。”雨果的睿智在于，爱而知其恶，他警惕着革命的变异和无限膨胀，反对将革命暴力神圣化绝对化。在《九三年》中，革命势力与反动贵族胜负易位，强弱转换，雨果的立场也发生了微妙的转移。用雨果自己的话来说，“革命是百分之百地正确的，但是，在百分之百地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着百分之百地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革命至上”的许多年头，雨果的这种评判在中国大陆受到许多指责，被指斥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但是，回想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历程，那种“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一次次严酷清洗，“以革命的名义”对人的基本权利乃至生命的无情剥夺，不能不感叹雨果的先见之明。
　　雨果的《九三年》是将对待孩子的态度看作人性最高的判决标准，无独有偶，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最惊心动魄的一笔，也是关于一个哥萨克男孩的。邦达列夫的名字及其《最后的炮轰》、《热的血》，作为“战壕真实派”文学的重要代表，对于走过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人们，并不陌生，其跨越战争和仇恨的断裂深渊，架设跨越意识形态鸿沟的和平之桥的长篇小说《岸》，因为同名电影的缘故，更扩大了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度。《岸》中的一个核心情节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柏林郊外有一群德国少年持枪坚守在一座堡垒中，胜利大反攻的苏军战士看他们年幼无知，没有把他们作为真正的敌人，在接受他们的投降时，却遭到出尔反尔的德国少年们突然开枪而伤亡惨重。作品的主人公，一个年轻的苏军中尉尼基金，后来发现了这群德国少年中的一个，却意外地宽恕了他和他的姐姐艾玛，并且与艾玛产生了爱情。作品的起始，就是多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尼基金到联邦德国访问，旧地重游并与艾玛见面，引发他对这段往事的深切回忆。对待孩子、哪怕是罪错在身的孩子的态度，在作家心目中，成为衡量善恶美丑的最高尺度。
　　《百慕大三角》中的哥萨克少年，其悲惨命运格外令人心悸。本文开头的那段引文，就是作为记者的安德烈，在现场采访一九九三年十月发生的叶利钦下令攻克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的事件，亲眼目击的一幕幕惨剧。请注意，这位哥萨克小男孩，不是死于流弹的误伤，而是遭受兽性的虐杀：一名参与进攻国会大厦的疯狂的警察，以摧残折磨孩子为乐事，在孩子的“您为什么要这样？叔叔，为什么？……”的祈求声中，不慌不忙，一枪一枪地依次打断他的手臂和双腿，让他遭受加倍的痛苦直至死亡，残忍程度令人发指！目睹这样的一幕，近在咫尺却无力营救，从此永远地铭刻在安德烈心头，安德烈自己也随即被抓到民警局去，遭受严刑毒打，还是一位崇拜他作为著名画家的外公的警察，酒意醺醺中大发慈悲，放了他一条生路。
　　通过作为记者的安德烈的眼睛和他手中的笔，作家为俄罗斯的“九三年”立此存照，在作品中记录了当时俄罗斯的政要人物关于调动军队镇压议会反对派的言论，听来让人毛骨悚然：
　　“这简直不是人，是野兽！没什么可谈的！……应该把这伙暴徒统统消灭光！”——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
　　“这是一伙共产法西斯匪徒！”——前总理盖达尔；
　　“正义，真理——这都是《圣经》中的信条。现在没有这些观念了，也不会再有了！”——俄联邦第一副总理舒梅科；
　　“进攻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假如发给我一支枪，我就会亲自把他(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干掉。”——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
　　“我发布一道命令：‘干掉所有穿制服的人！’”——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在攻占了议会后他要求，把倒戈站到议会一边的一些官兵干掉。
　　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语，表现出政治斗争的冷酷和血腥。安德烈的外公杰米多夫则是用自己浓重的画笔，展示那动荡恐怖的一页：“燃烧着的白宫，滚动的黑烟从窗户里向四处弥漫，就像阴郁的十字架形状，透过滚滚浓烟看得见某种白色的、勉强捕捉到的、悲伤的、仿佛是基督的朦胧面容；下面一幅画是桥上停着无数辆坦克，仰起的炮身喷出火舌；人们急速地涌向一个方向，惊恐万状，义愤填膺地顺着血洼穿过街垒，经过被密集的子弹射杀得体无完肤的死者身旁……”与这种写实风格相异，杰米多夫的另一幅名为《灾难》的画，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意蕴，画面上是一幅乡间公路上意外车祸的景象，画家尽力渲染的那种绝望和恐惧，似乎与这车祸没有太大的关联，却让人联想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这幅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创作的油画，历经五六年，在杰米多夫生前一直没有完成，杰米多夫经常在修改这幅画，就像邦达列夫自己，写作《百慕大三角》历时数年几经修改，从一个时间跨度较大的将历史与现实交融在一起的“半当代”的历史长卷，到预期中删改为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十余年间俄罗斯的社会变迁的作品，直到改为描述从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六年三年间祖孙两代人的非常经历，几番修改显然用心良苦，杰米多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邦达列夫的精神化身吧。
　　自从遭遇那个血腥屠杀的场面之后，安德烈的人生每况愈下，逐渐陷入绝境。一方面，一九九三年的梦魇紧紧地纠缠着他，让他紧张地思索着，与《圣经》慈悲宽恕的教谕、与托尔斯泰的不抗恶主张、与康德的哲学思想、与外公和他的朋友们激烈地争辩着，怎么办，选择什么样的手段进行抗争，他苦于百思不得其解，痛苦而迷惘。一方面，安德烈爱他的外公，爱意外邂逅的“爱幻想的女孩”塔尼娅，也非常珍重困难中的友谊。他忧伤地爱着这一切。孰料，安德烈所在的杂志社濒临倒闭，高傲的他不肯趋势媚俗地给一家“专为富人办”的杂志写稿，只好做一个失业者，生计大成问题。他暗恋的姑娘塔尼娅恋慕虚荣，参加了一个模特训练班，从此却坠入黑暗的泥潭——这个模特班实际上是向外国富翁提供卖淫女郎，痛苦的塔尼娅后来又染上严重的毒瘾，几近死亡，要想得到救治必须有大笔金钱。安德烈的外公，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画家杰米多夫，不肯趋附时世和流行的画风，在时代巨变之后备感失落，于寂寞和坚守中抑郁死去，他留下的大量画作却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人们的算计和洗劫，安德烈没有守护住这宝贵的也是他仅有的财富，最终才发现，欺骗和盗取外公遗产的竟然是他最为信任的好朋友，借着帮助他摆脱困境而给他设陷阱的老同学斯皮林。愤激之中，在两个人和两支枪口的生死对峙中，安德烈枪杀了奸诈阴险的斯皮林，他自己也负了伤，并且被送上法庭。
　　邦达列夫在《岸》中，曾经呼唤国际间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和平和对话，在《百慕大三角》中，面对衰落的俄罗斯以及相应的国际地位的衰落，和咄咄逼人、一家独大的美国势力，他却掩不住发自内心的敌意和憎恶。当一个美国画商将他的那幅《灾难》命名为《俄罗斯之覆灭》，并且提出要将其买走时，杰米多夫勃然大怒，他声言俄罗斯是不会覆灭的，他倒宁愿看到“美国惨叫哀号着轰隆一声崩塌的那一天，而且是彻底崩溃的那一天！”他怒斥说：“就是你们美国，一个强打精神和满是没有头脑的工作狂的国家，——就是你们国家卑鄙下流地搞垮了俄罗斯！再加上我们内部背叛的民族败类，正如您所知道的，就是第五纵队！”
　　杰米多夫所指责的，美国处心积虑地搞垮俄罗斯，在历史上如何充分证明之，要留待给未来，不过，美国也曾自豪地承认，当年曾经用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拖入了军备竞赛的巨大深渊，给苏联经济造成致命的伤害。九十年代，俄罗斯经受了一个又一个屈辱，在科索沃战争中，他们无力帮助自己的斯拉夫兄弟，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美国的武装势力开始进入格鲁吉亚等邻国，北约的东扩则逐渐推进到俄罗斯的边境。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初期推行的仿照美国经济学家为波兰设计的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号称民主自由之堡垒的美利坚，也不会为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买单，却在两极对立的均衡被打破之后，捞足了好处。我想，杰米多夫所言，至少是代表了一部分俄罗斯人的仇美心理吧。
　　安德烈和外公经常讨论的，是俄罗斯茫然的未知的命运，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感笼罩着全书，作家的悲哀，显然是要超过杰米多夫的——在作家看来，神秘而险恶的“百慕大三角”，成为今日俄国的命运象征。这鲜明地表达出邦达列夫对九十年代俄罗斯现实的态度，表明这位老作家毫不含糊的政治立场——或许，我们无法无条件认同邦达列夫的爱憎，或许，在经过痛苦而血腥的涅?之后，俄罗斯会在新世纪再度崛起；对那里发生的一切，在信息严重匮缺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是静观其变，而无法简单表态；但是，出自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作家之手的《百慕大三角》毕竟是当下最及时最富有感情冲击力的历史折光，让我们窥见了今日俄罗斯人生活的一角。
　　不过，在更年轻的作家眼中，“九三年”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历史意义的，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历史已经是可以将其置之不顾的了。这就是被认作是新一代先锋小说家的鲁羊的《九三年的后半夜》。这里的“九三年”，完全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是一个信手拈来的时间能指。作品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应该认为，其实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呢，我是这个世纪末后十年内必然出现的白痴。屁股下面的大柴垛，高耸而不稳定，冷风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或者调转方向，反正白痴是必然出现的。光阴所剩无几，总得有个凭据，不然怎么讲话。”一个故事，通常总会有其时间背景，那么就姑且设定一个年份“九三年”，这是为了有个“凭据”好“讲话”。“我觉得九三年的后半夜，是这样一种时刻，人类或仅仅个人的真正境遇在此刻更深刻显示出来。”作者的用意，显然是要讨论“个人的真正境遇”。反复出现的“九三年的后半夜”成为鲁羊这篇小说的许多段落的引语，描述出作品主人公“苏轼—白痴”的生存境遇。
　　这是一个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命名，也没有寻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的人，他陷入的是多重的困境：在一个层面上，他因为被起名为苏轼，于是就和上千年前那位写过“大江东去”的宋代文豪，被林语堂在苏氏传记中描述为“快乐天才”的东坡先生产生了一种迷离恍惚的联系，产生了认知混淆，人我莫辨，不知是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在他经历了很多人生坎坷之后，他又因为失去发声能力被认定为白痴，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又是一个没有心灵皈依、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流浪者。“我是世界上有过两根脐带的怪人，我先后有两根脐带，我先后两根脐带都已经断裂，我两度失去母体，我是真正的碎片和像碎片一样飘零不定的老游子。”他曾经在乡村中生活和成长，后来到一个名叫“落城”的地方去读大学、谈恋爱并在那里定居。在和女友紫云保持长达数年或者十数年的灵肉纠葛之后，两人之间发生法律纠纷，“苏轼”在法庭上败北，然后又在一种被毁容的幻觉中失声，被作为白痴遣返回故乡。在第三个层面上，则是更深刻地质疑存在与语言的关系、虚构性的小说与真实性的生活的关系。仅仅因为失去了语言能力，一个思维能力健全的人就被视作白痴，身为白痴，他却一直在追究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语言后面隐藏着什么，“没有名词。我认为所有的名词都是代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有真实的名词吗。九三年，紫云，后半夜，大柴垛，天空，灯火，阶梯教室，大铜盆，长竹梯，灾祸和幸福，还有在叙述文字中频繁闪现的苏轼，我自己，我找不到它们作为名词的依据”。这里的种种名词，都是在苏轼—白痴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对这些词的实质的取消，也就是对主人公的生活的再一重取消。在这重重叠叠的幻影和虚构中，人的真实存在是什么？幸福又是什么？标志生命终结的死亡，从而确证生命曾经存在过的死亡又是什么？
　　他面临着全世界最深邃的空洞。他面临这个空洞，就同时面临了两个词：幸福和死亡。他感到幸福和死亡，听起来完全不同的两个词，竟是同样的空洞、幽暗、无限深邃。
　　因此，这位端坐在大柴垛上的白痴，在九三年的后半夜，被父亲等人抬了下来，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生存状况和智力程度，想尽了种种办法都徒劳无功，在几十天后，九三年的另一个后半夜里，他再一次重返大柴垛，端坐在那里，就像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佛祖一样，鸟瞰着尘世间的芸芸众生，让自己的灵魂在古往今来之间自由变换，这个白痴，成了红尘中人的一面镜子并对其构成一种嘲弄，智慧地超越了人间疾苦，难怪他会联想到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那个以自己凄厉的尖叫震碎玻璃门窗、改变事物形状的小奥斯卡，只是他更加迷离恍惚，或者用作品中的叙述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寓言中人”，是一种虚构的幻影呢。
　　从一个虚拟的句法开始，描述一个孤独的失语者的哀伤，鲁羊的小说似乎与前述诸位作家描述历史风云的作品相去甚远，但是，当我们读完《九三年的后半夜》，掩卷凝思，却发现了二者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描述人的生存的悲剧性的，是对“人类或仅仅个人的真正境遇”的沉痛书写。前述几位作家对人类的悲剧状态，是置放在特殊的剧烈动荡的历史情境下展开，讨论人与历史、人与革命、人与文化等重大命题，换言之，是在弱小无助或者思想情感陷入绝境的个人与难以应对的险恶环境之冲突上用力气，鲁羊对“人类或仅仅个人的真正境遇”的描写，却是淡化和模糊了作品环境的具体规定性，在鲁迅先生所言“近乎于无事的悲剧”中，揭示当代人在历史的缠绕与环境的错谬中，在田园的远逝与城市的冷漠中，在积郁满腹的烦恼苦痛与无法表达的失语状态中，在母亲的关爱和悲伤与父亲的权威和武断中，所陷入的无法自我确认的悲剧情境。有人曾经断言，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历史终结了，在跨世纪的中国，我们也看到了古老大陆摆脱了百余年来“十年一大变，五年一小变”(李敖语)引起的一次次社会动荡与破坏的历史怪圈，或者如李泽厚所言“告别革命”而进入了经济建设的常规轨道，赢得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少有的稳定祥和和社会生活的张弛有致。但是，人类的悲剧性生存，却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以另一种状态继续与人们纠缠不休，而且，或许正是历史语境的淡出，使得这种悲剧失去了其戏剧性冲突和因果性链条因而变得难以描述，“苏轼—白痴”不但是面对外部世界面对他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甚至在自我内心倾诉中也只能散珠碎语地、断断续续地呈现出一个个破碎的情景，考验读者的阅读耐心和理解能力。聚焦“九三年”，就这样从人与环境、人与他人的冲突转移到了人的心灵世界，而且那样难以诉说，难以言传，让人感到了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悲凉之雾。
　　(《不能缺钙》，公刘著，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百慕大三角》，邦达列夫著，外国文学出版社二○○二年版；《九三年的后半夜》，鲁羊著，载《中国先锋小说20家》上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