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欧洲热闹非凡，成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先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于五月三十一日联名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解放报》发表文章《论欧洲的复兴：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
Der 15.Februar oder：Was die Europ
er verbindet.－Pl
doyer für eine gemeinsame Auβenpolitik－zun
chst in Kerneuropa)，他们身先士卒，率领一批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呼吁欧洲人尽快行动起来振兴欧洲。接着，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担任主席的欧盟制宪委员会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和“讨价还价”，终于完成了欧洲未来的宪法草案，使得欧洲的国家化由“空谈”和“梦想”变成了指日可待的“现实”。而且，知识分子复兴欧洲运动和欧盟制宪这两件事之间自始至终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看以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为首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掀起的复兴欧洲运动。据哈贝马斯介绍，他和德里达联名发表的文章由他本人执笔，德里达应邀署名。众所周知，作为批判理论和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作为当代德国和法国的两大思想家，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由于在现代性范畴的分歧长期处于交锋状态，一直被认为是“冤家对头”。这次两个人联手行动，则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用西方媒体的话说，“标志着批判理论与解构主义的全面和解”。
作为行动纲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文章简明扼要，共分四个部分，即“前言”、“核心欧洲”、“欧洲认同”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根源”。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思路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即“后民族格局”，由此对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进行批判，对欧洲的未来地位进行阐述，以及对世界的未来秩序进行规划。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文章的重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用所谓的“核心欧洲”范畴对抗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老欧洲”范畴。众所周知，由于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致使美国没有能够拿到北约和联合国的动武许可，对此，美国一直耿耿于怀，先是拉姆斯菲尔德公开批评说：“德国很成问题，法国很成问题……这是一个老欧洲”。后有赖斯扬言要报复“老欧洲”，“隔绝德国，惩罚法国”。美国总统布什更是不择场合，要么从出身上贬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要么从理论上嗤笑他们是“修正主义者”，不足与谋。一时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一落千丈，气氛异常紧张。
面对美国的巨大压力和不断挑战，“什么是欧洲”这个问题日益严峻地摆到了欧洲、特别是所谓“老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面前。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下，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才挺身而出，“充当急先锋”，试图从学理上给出一个答案。现在看来，他们的答案还是比较明确的：所谓欧洲的，就是非美国的。由此，他们详细列举了区别于美国的欧洲认同的基本组成要素：诸如世俗化、社会均衡、生态主义、怀疑技术、规避强权以及国家优先于社会等。
为了响应或策应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以及美国本土的五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艾柯(Umberto Eco)、瓦蒂默(Gianni Vattimo)、萨瓦特(Fernando Savater)、穆希格(Adolf Muschg)以及罗蒂(Richard Rorty)在同一时间内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于欧洲定位和世界未来的理解。
穆希格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的瑞士作家，他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核心欧洲：论欧洲认同》(
Kerneuropa：Gedanken zur eu-rop
ischen Identit
t)。文章抓住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核心欧洲”范畴，朝着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大肆发挥。在理论维度上，穆希格认为，欧洲的认同不能证明，只能逐步培养。因此，欧洲在建立认同过程中千万不要人为地给自己设定界限，换言之，欧洲认同必须对自我和他者、对历史和未来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状态。而在现实维度上，穆希格拿自己国家做“现身说法”，他认为，即便东欧(包括西班牙)不愿意或不同意，“核心欧洲”也是值得捍卫的：“由于出现了欧洲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极端局面，暂时退缩一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目前格局而言，一种独特的历史意志正在不断打破民族语言的障碍，比如我的祖国。而这才是未来欧洲的核心成就。”
《新苏黎世报》在为穆希格的文章配发的编者按语中，对穆希格所发挥的“核心欧洲”的范围做了大胆的猜测：
那么，这个核心欧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从这些文章的发表地点来看，它至少波及到马德里、巴黎、法兰克福、慕尼黑、苏黎世、都灵和罗马等。当然，它的范畴肯定比我们猜测的要广远得多。不过，尽管罗蒂加入了这场运动，但我们还是很难确定，核心欧洲是不是可以也把美国纳入其中。
《新苏黎世报》可谓猜测到哈贝马斯他们心坎上去了。既然他们是要通过明确欧洲与美国的关系来定位欧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同行的意见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罗蒂戏剧性地出场了。作为一个美国人，罗蒂在《南德意志报》上的文章《侮辱还是团结》(
Demütigung oder Soli-darit
t)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核心欧洲”是不是会把美国纳入其中的问题，但从侧面剖析了欧洲与美国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强大的“核心欧洲”是必要的，不但对于欧洲自身和世界格局非常必要，对于美国也是大有必要：
欧洲掀起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潮，而且充满了理想主义，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凡响，不管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是在巴西和俄罗斯，都会是这样。它会把我们从目前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也是眼下惟一一个能发挥如此巨大影响的事件。……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人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作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已经醒悟过来的美国人有必要运用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以便让他们的同胞也认识到，布什把他们的国家引上了一条歧途。
艾柯是一位杰出的符号学家，也是一位颇有特色的后现代小说家，《玫瑰的名字》和《福科摆》这两本热门读物使得他的大名在汉语世界早已广为人知。艾柯这次的文章发表在意大利《共和国报》上。值得注意的是，艾柯没有一上来就冲着美国抱怨或发怒，而是比较平和。他所担心的，不是欧洲外在的无力，而是欧洲内部的堕落。他认为，北约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保证欧洲能够保有一种一体化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特别是在涉及到欧洲自身特殊利益的时候，北约就更不能成为欧洲人的指望了。换言之，欧洲的一体化既不能用军事手段来加以维持，也不能指望美国而得到维护。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基础究竟在哪里呢？艾柯说，欧洲的一体性应当存在于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传统之中。因此，艾柯最后强调指出，美国不是欧洲的敌人，也不是欧洲的“他者”，而是干脆就和欧洲没有什么瓜葛。
艾柯不想把欧洲的复兴与美国拉扯到一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变相地亮出了自己对待美国的不屑态度。同样是来自意大利，瓦蒂默则显示出了另外一种风格。作为一位来自都灵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我们对瓦蒂默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其实，作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理论的传人，瓦蒂默在所谓“现代性/后现代性之争”中曾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因“反对简单地用后现代性来克服现代性”而名噪一时。
需要强调的是，瓦蒂默也是这批人物当中惟一一位有着政治身份的，因为他是欧洲议会的议员。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瓦蒂默对美国的批判政治味十足，而多少缺乏学术味。瓦蒂默的文章直奔主题，猛烈攻击美国总统布什，还点名道姓，强烈谴责拉姆斯菲尔德。他认为，欧洲人无论在对待存在问题上，还是在对于“好的生活”的理解上，都必须另辟蹊径，而不能跟着美国人一条路走到黑。他还不无幽默地说，欧洲在未来倘若真的能够实现复兴，那还得好好感谢华盛顿的那帮政客们，因为，要不是他们管不住自己的臭嘴，不断地侮辱欧洲，欧洲还会继续沉睡下去而难以醒悟。很显然，瓦蒂默的加入给这场复兴欧洲运动增加了许多的政治色彩和幽默情趣。
来自意大利的后现代小说家和后现代哲学家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文章写得也比较活泼，充分显示了意大利人开朗的天性。相比之下，西班牙作家萨瓦特就要沉闷许多，加上语言的障碍，使得他的影响力更是打了不少折扣。不过，话说回来，萨瓦特这次文章的立场的确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评述的地方，无非是在竭力附和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呼吁。但我们如果因此而彻底否定萨瓦特在这场运动中的特殊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原因很简单，在西班牙，萨瓦特是一个传奇人物，政治上趋于左翼激进，被誉为“西班牙的萨特”；著述上侧重伦理学，极端高产，出版有数十部学术著作；因批评极端民族主义一度曾成为一些极端组织的眼中钉，被认为是“西班牙的拉什迪”。我们知道，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西班牙的表现像个小丑，暗做手脚，“出卖欧洲”，让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他们大跌眼镜，他们两人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对此表示严重不满，认为这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错误的历史契机。因此，作为西班牙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左翼知识分子，萨瓦特只要大胆地站出来，加入到反对美国霸权的队伍中来，就足以说明许许多多的问题。至于他说什么或怎么说，似乎无关紧要。
哈贝马斯他们的这些文章一发表，旋即在全欧乃至全球掀起了一股反思美国霸权和重建世界格局的热潮，同时，也引来了诸多的揶揄、讽刺和质疑。贡特·霍夫曼(Gunter Hoffmann)是德国《时代周刊》的资深记者，也是柏林记者站站长，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欧洲问题特别是欧洲一体化问题。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特殊身份，短短几天内，他连续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批评立场。他认为，哈贝马斯他们所谓“欧洲一体性”受到威胁、欧美关系出现破裂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他反复强调，欧美关系的确一度出现波折，但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正常路线上，不久前在法国埃维昂举办的南北首脑会晤上，欧美之间频繁而友善的外交活动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德国外长菲舍尔就有亲密接触，布什总统和施罗德总理的会谈时间更是长达数小时。最后，霍夫曼得出结论，美国没有抛弃欧洲，美国也离不开欧洲。哈贝马斯他们因为欧美关系的一时误会而呼吁什么复兴欧洲，实在是杞人忧天，毫无意义。
针对“核心欧洲”的说法，霍夫曼指出，哈贝马斯他们在阐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把欧洲给绝对化了。因此，霍夫曼呼吁一种相对主义的欧洲观念，他指出，一国的不同党派，不同国家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乃至民众，对于欧洲都有自己的特殊理解，这些理解的特殊性应当得到理解，也必须得到尊重，比如，波兰历史学家格莱梅克(Bronisaw Geremek)就曾从他自己国家的处境出发，提出了一种“强大欧洲”的观念，强调欧洲的核心范畴应当是公正和自由。
霍夫曼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新闻记者，非常善于利用国际关系做文章。具体到复兴欧洲事件而言，霍夫曼比其他人更进一步的是，他抓住了所谓“核心欧洲”概念的模糊性而动员有被排除在“核心欧洲”之外危险的东欧知识分子，起来一并反对哈贝马斯他们。
匈牙利作家Peter Esterhazy就是响应霍夫曼动员的一个代表。首先，在对待美国的立场上，Peter Esterhazy认为，哈贝马斯他们所宣扬的反美情绪既不是出发点也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种示威行为，只能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美国不是欧洲的敌人，也不是欧洲的对头。而对于作为欧洲人的“东欧人”来说，美国还有一个优点值得铭记，那就是把东欧从极权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其次，就“核心欧洲”范畴而言，Peter Es-terhazy指出，不管哈贝马斯他们如何解释，他们在潜意识里实际上已经把欧洲划分了等级，那些等待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被列为次等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对于哈贝马斯所列举的欧洲认同要素，Peter Esterhazy也表示不敢苟同，比如，在对待国家问题上，他认为，哈贝马斯强调国家优先于市场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东欧国家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因为“国家至上”。
最后，Peter Esterhazy认为，哈贝马斯他们口口声声要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一种“后民族格局”，而按照他们的设计，他们所建构起来的不过又是一个超级大国(欧洲国)，一个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民族国家”，因为随着欧洲的一体化，欧洲各国都要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建立起同一的欧洲认同，这当中，最可怕的一点是，必须要有同一的政治认同，说白了，就是必须要有共同的敌人。
无论是霍夫曼还是Peter Esterhazy，由于他们的国内政治立场或国际政治立场，致使他们的批评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在某种意义上抓住了哈贝马斯他们的弱点，最终都没有击中要害。关键时刻，还是迪特·格林(Dieter Grimm)显示出了他的过人之处。作为联邦宪法法院的大法官，德国当代著名的公法学家，格林按照《法兰克福汇报》的预告，如期于六月十六日发表了他的争论文章，把这场知识分子复兴欧洲运动提高到法哲学的高度加以批判，同时也把这场知识分子复兴欧洲运动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欧盟制宪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甚或是因果联系揭示了出来。
早在一九九五年，哈贝马斯在“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这个问题上就曾和格林有过激烈的交锋。哈贝马斯主张，欧洲必须在建立同一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宪法，为欧洲的政治一体化提供保障；格林则认为，欧洲的国家化没有意义，欧盟的宪政化也是不切实际的。
格林这次在文章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而是重复和强调了他的一贯立场，反对欧洲的国家化，尤其是反对欧洲按照美国的模式实现国家化，认为一部宪法对于欧洲没有任何意义：
人们所提出的欧洲国……其实并没有脱离旧有的模式。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认为，欧盟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创造。因为欧盟并没有用它那不可替代的合法化资源和协同性资源消灭各个民族国家，而是充分利用民族国家，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那些超出民族国家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欧盟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体能够成为也正在成为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
在欧盟制宪问题上，哈贝马斯一反常态，不吝笔墨，也不厌其烦，曾连续三次以同一个标题(《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撰写文章，反复申明自己的立场。今天，德斯坦所提交的欧盟宪法草案已经获得通过，哈贝马斯总算可以引为宽慰了。但格林的反对意见也不能不提醒注意，“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虽然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欧洲制宪就会一帆风顺。换言之，“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而是被悬搁或转换了。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以及“欧洲需要怎样一部宪法”，将成为欧洲知识界和政治界关注的一个新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的前提依然还在于欧洲究竟应不应该实现一体化，如果应该，那么，又如何才能实现一体化。
可见，欧洲知识分子所鼓动的复兴欧洲运动与欧洲政治家们所推动的欧盟制宪运动不过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互为表里，互为依靠，前者是在为后者制造大众舆论和提供理论支援，后者则是为前者施展政治理想提供想像空间和表演舞台。但仅仅是欧洲范围内的反对声音就足以说明，无论是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还是对于欧洲政治家，欧洲在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他们理想中的伟大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三年六月十八日深夜写于北京
附：论欧洲的复兴
德里达 哈贝马斯
引言
哈贝马斯和我联名撰写这篇文章——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呼吁，我们俩都很看重这件事。我们认为，不管过去有多大的分歧，德国思想家和法国思想家现在都有必要共同发出声音。大家很容易看出，这篇文章出自哈贝马斯之手。出于个人原因，我自己没有单独再写一篇文章，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但我还是向哈贝马斯提议，和他一起署名，共同发出呼吁。我非常赞同他的权威性的前提和观点：从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定位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从康德哲学传统出发，重新确定和改进国际法及其相关制度，特别是联合国，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权力分配机制。此外，哈贝马斯的意见在许多问题上和不久前我在《流氓——理性二论》(Voyou——Deux Essais sur la raison)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有着一致的地方。过几天，美国将出版一本哈贝马斯和我合写的书，收有我们两人“九一一”之后在纽约各自所做的访谈。尽管我们的理论和论证中有种种明显的区别，但我们在这里对国际法制度的未来和欧洲新使命的看法是相当接近的。
——雅克·德里达
有两个日子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不应该忘记那一天，报界告诉了惊讶的读者，西班牙总理背着其他欧盟国家，邀请支持战争的欧洲国家向布什表示忠诚；同样不应该忘记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伦敦和罗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柏林和巴黎等地分别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美国的突然袭击。这些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二战”以后规模最大的，它们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现在看起来，这标志着欧洲公共领域的诞生，并将被载入史册。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那沉重的几个月里，伤风败俗的道德分工激起了人们的复杂情感。一边是积极备战，军事行动一触即发；一边是各种人道救援组织异常活跃。二者犬牙交错，密不可分。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发生，然而人们却无动于衷，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主动性都被剥夺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牺牲者。毫无疑问，情感的力量将欧洲的民众召唤到了一起。但是，这场战争同时也使欧洲人意识到了他们共同外交政策的失败，而这一点早有显示。像世界各地一样，对国际法的大胆践踏在欧洲也激起了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争论。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有分歧的论据。
众所周知，围绕着这场争论，分歧越来越尖锐。对于超级大国的作用、未来世界秩序以及国际法和联合国的重要性等，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立场，从而使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欧洲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以及“老欧洲”与东欧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之间的鸿沟都加深了。大不列颠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绝不是无可非议，但这种关系在唐宁街高层那里始终占据着优先的位置。东欧国家虽然力求加入欧盟，但尚未准备好让它们刚刚赢得的主权重新受到限制。伊拉克危机只是催化剂而已。在布鲁塞尔的制宪委员会当中，也显示出了两类国家间的对立，一类国家想要深化欧盟的改革，另一类国家则坚持目前这种跨政府的管理方式，最多同意做一些表面的改进，很显然，它们这样坚持是有它们利益上的考虑的。现在这个对立再也无法掩饰了。
未来的欧洲宪法将会带给我们一个欧洲的外交部长。但是，如果各国政府不达成一种共同的政策，这样一个新的职位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即便费舍尔的官衔变了，他也会像索拉纳那样无能为力。眼下可能只有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愿意赋予欧盟一定的国家性质。如果只有这些国家能够共同明确它们“自己的一致利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欧洲不想分裂，这些国家现在就必须使用在尼斯(Nizza)会议上确定的“加强合作”的机制，以便在一个“有着不同发展速度的欧洲”着手建立共同的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和防务政策。由此会产生一股吸引力，长期下去，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欧元区的成员国是经不住它的吸引的。在未来欧洲宪法范围内，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分裂主义。前进并不意味着排斥。走在前面的“核心欧洲”不能把自己限制为一个“狭小的欧洲”；它必须不断地充当火车头。合作越来越紧密的欧盟成员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将会敞开大门。核心欧洲越早对外有行动能力，用以证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不仅有分裂，同样也有谈判、关系和经济利益等软力量，受到邀请的其他国家就越早会跨入这扇大门。
在这个世界上，把政治推向极端，单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这既愚蠢，又得不偿失。欧洲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和在联合国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以便制衡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在世界经济强国峰会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中，欧洲应该发挥它的影响力，设计并建立起一种未来的世界内政。
可是今天，欧盟进一步扩大的政策，一直是在行政调控手段上遇到了极限。迄今为止，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域和货币区域的功能性要求在推动着改革前进。但这种推动力已然穷竭。要想采取一项建设性的政策，不但要求成员国消除竞争障碍，而且要形成一种共同的意志，而这就必须依靠公民自身的动机和信念。只有当处于劣势的少数派团结一致时，多数派在确定有深远影响的对外政策方向时才能指望被接受。但这首先要求在政治上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各国民众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他们的民族认同，增加欧洲这一维度。国民团结今天已经非常抽象，它仅限于一个国家的成员，而我们必须在未来把它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国民。
这就涉及到了“欧洲认同”的问题。一种共同政治命运的意识和对共同未来的信心，足以阻挡落选的少数派干扰多数派的意志。原则上，一国公民必须视另一国公民为“我们中的一员”。离开这一点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从而给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机会：是否存在着一种历史经验、历史传统和历史成就，能让欧洲民众意识到，他们曾经有过共同面对的政治命运，他们还有需要他们共同塑造的政治命运？关于未来欧洲，会有一个观点非常吸引人，也很有感染力，但这个“观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今天，它只能从一种令人忧虑的情感当中产生出来，因为我们觉得无所适从。它也可能会迫于环境的压力而产生出来，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欧洲人必须依靠自己。而且，它必须要在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当中清楚地表达出来。如果这个主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那我们知识分子可就失职了。
欧洲认同的隐患
不承担义务的事是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我们所有人脑海中都有一幅关于欧洲的图画，充满了和平、合作，对其他文化开放并积极进行对话。我们欢迎这个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成功解决了两大问题的欧洲。今天的欧盟已经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在后民族格局中会自成一派。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也一直都具有典范意义。今天，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已经陷入了被动。但是，未来把资本主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政策，也不能不遵守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所确立的社会公正准则。欧洲既然能解决上述两个广大范围内的问题，为何就不能接受进一步的挑战，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捍卫并推动一种世界大同秩序呢？
当然，欧洲范围内刚刚展开的讨论必然会遇上一些现存格局的约束，而这些现存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等待一个具有推动力的自我理解进程。似乎有两个事实与这个大胆猜测形成了矛盾。欧洲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不就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取胜才失去其建立认同的力量吗？一个地区如果比其他所有地区都更加强调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之间的持续对抗，那么，这个地区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呢？
由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资产阶级城市的生活方式、民主和人权、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已经扩展到其他大陆，因此，这些不再是欧洲独享的特质了。扎根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当中的西方精神，的确具有一些特有的东西。但即使是这种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行动主义作为表征的精神习性，也是欧洲国家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所共有的。“西方”作为精神概念不仅仅只包括欧洲。
此外，欧洲是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这些民族国家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才划清界限。民族意识集中体现为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历史，一直像炸药一样一触即发。当然，为了应对民族主义的破坏力，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立场，在非欧洲人看来，这些立场确实给予欧洲一种独特的面貌，在文化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显得无与伦比。若干世纪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的冲突，由于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冲突，由于政治统治和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使得欧洲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都更加四分五裂，因此，欧洲文化必须在痛苦中学会如何才能把差异协同起来，如何才能使矛盾制度化，如何才能使紧张局势趋于缓和。承认差异性——相互承认他者身上的他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共同认同的特征。对此，我们可以举两个最近的例子：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国家主权在欧盟范围内实现了自我约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在铁幕的这一边——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说——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从那时起，一种共同的政治习性已经显示出轮廓，以至于其他地方的人认为我们不是德国人或法国人，而是欧洲人——不仅在香港是这样，甚至在特拉维夫也是这样。
的确，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相比而言要更进一步。这里的人们更多的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政治和宗教的越界。欧洲人相对来说也比较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而对市场的功效保持怀疑态度。他们对“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
rung)”有着深入的领悟，对于技术进步并非始终充满乐观和期望。他们更加倾向于福利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倾向于团结的规则。相比之下，欧洲人不能容忍对个人行使暴力。他们一方面想要建立一个多边而合法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则希望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
世界格局使得养尊处优的西欧人在冷战的阴影中培养出了这样一种心态，但世界格局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开始瓦解了。然而，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发生的一切则表明，虽然产生这种心态的环境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心态本身却还依然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老欧洲”由于结盟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而发现自己受到了挑战，以及为什么欧洲这么多人把萨达姆的倒台视为一种解放并加以欢迎，而他们同时又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军事干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干预是单方面的、荒唐而没有任何根据的。可是，这种心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牢靠的呢？它是否深深地扎根在悠久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当中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许多在自发的外表下要求权威的政治传统其实是“创造”出来的。与此相反，一种在公众领域当中诞生的欧洲认同，从一开始就是建构的产物。但是，随意建构起来的东西会具有任意性的瑕疵。政治-伦理的意志是在对自我沟通过程的解释当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不是一种专断意志。我们愿意继承的遗产和我们想要拒绝的遗产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我们吸收遗产的方式有着审慎的了解和果断的抉择。历史经验是为有意识的吸收而准备的，如果没有这种有意识的吸收，历史经验就不会获得一种塑造认同的力量。最后我们就对这些“候选的历史意识”扼要加以论述，因为，欧洲战后的心性结构就是依靠它们才有了一种比较鲜明的轮廓。
政治形态的历史根源
在现代欧洲，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两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南北以及在莱茵河的东西都各有不同。国家权力在世界观上保持中立，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呈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法律形态。然而，宗教在公民社会当中各处都采取了一种相似的非政治的立场。即使我们想从不同的角度对信仰的社会私人化表示遗憾，这种社会私人化对政治文化也还具有一种值得发扬的结果。在我们这个地区，很难设想有个总统，他以公开的祈祷开始每天的公务，并把自己的重大政治决策与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
公民社会从一种绝对主义政体当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并不是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与现代管理国家的普及和民主转型联系在一起。不过，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光芒照遍了全欧洲，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在这里获得了两种积极的形态：既作为保卫自由的一种手段，同时又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反之，资本主义在推广过程中则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这种历史记忆阻碍了对市场的公正评价。对政治和市场的不同评价，可以加强欧洲人对国家的建构力量的信任，而且他们还期望国家能修正“市场的失灵”。
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政党制度不断被复制。但是，政党制度仅仅在欧洲有助于意识形态的竞争，这种竞争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病理学后果在政治范围内不断受到估价。这就促使公民对进步的悖论保持敏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权衡以下两个方面：究竟是由于需要受到保护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所带来的损失高于一种充满幻想的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呢，还是创造性的破坏进程给明天带来希望的得益高于现代化失败所造成的痛苦呢？
在欧洲，阶级划分长期以来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当事人都把这当作一种历史命运，认为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摆脱这种命运的束缚。因此，在工人运动与基督教-社会运动传统中，一种强调团结、追求平等、“更加主张社会公正”的斗争伦理战胜了以成就论公正的个人主义伦理——这种伦理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极度的社会不均。
当代欧洲的典型经验是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和大屠杀——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纳粹政权同时也把被占领的国家纳入其中。对过去展开自我批评，让我们回想起了政治的道德基础。对侵犯个人人格和身心完整保持高度的敏感，则具体表现为，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已经把放弃死刑列为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
一段好战的历史曾经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血腥的冲突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从针锋相对的军事动员和思想动员当中得出教训：必须要发展一种新型的跨国合作形式。欧盟的成功历史加强了欧洲人的如下信念：要想使国家的暴力机关在运行过程中有所节制，在全球层面上同样也要求互相对主权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
每个欧洲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力的顶峰，我们当下处境中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帝国灭亡的经历中领悟些什么。这样一种“走下坡路的历史”在很多情况下是与殖民帝国的灭亡联系在一起的。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复返，欧洲的政权也就得到了一个机会，与自己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这样他们就能学会从战败者的视角来认识他们作为胜利者的可疑角色，而战胜者是要对一种没有根基的被动现代化承担责任的。这可能会有利于抛弃欧洲中心论，加快实现康德对世界内政的美好期望。
(曹卫东根据哈贝马斯教授提供的手稿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