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纪出版家

　　一位出版社老板的逝世能惊动一个国家，参加追悼会的除数十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外，还有地方、政府部门乃至国家最高首脑。媒体悼念文章把他的名字同他的国家并列，人们把他开始主持这家出版社的一九五九年，视为原联邦德国真正诞生之年，认为他的去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结束，他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该国某些总理和总统。这个人就是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老板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Siegfried Unseld，1924—2002)。
　　苏尔坎普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五○年，创立者彼得·苏尔坎普原来供职于菲舍尔出版社(Fischer)，在纳粹统治时期主持、拯救了这家出版社，二次大战后与流亡归来的出版社老板发生矛盾，为防止两位法西斯主义受害者之间矛盾激化，该出版社签约作家自由表决他们的归属，四十八位作家中的三十三名跟随苏尔坎普到他的出版社，其中有一九四六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尔曼·黑塞，还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马克斯·弗里施。尽管如此，新成立的出版社面临的形势严峻。就在这个时候，深感书籍、知识对人生极为重要的德国南方文学青年翁泽尔德，在图宾根大学完成了研究黑塞的博士论文，立志创办出版社从事出版事业。堪称其精神之父的黑塞劝他去帮助苏尔坎普，于是在一九五二年，翁泽尔德就成为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第八位成员，一九五九年初彼得·苏尔坎普去世，翁泽尔德继任主持出版社工作。
　　二次大战后的德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房倒屋塌、瓦砾遍地、家园破碎，更可怕的是人们的绝望和麻木，使思想和认识出现危机。不少人逃避到经济奇迹带来的福利社会中，或者到那些脱离现实的文学与戏剧中去寻找慰藉。一九六三年，一道彩虹出现在灰暗的德国上空，这就是翁泽尔德经过充分准备推出的“苏尔坎普版图书系列”(es)，他与图书装帧家弗莱克豪斯研究决定，这个系列的书封皮分别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单色，封面用正楷印刷体书写书名和作者，不同颜色的书排列在书架上就组成一道彩虹，因此人们称这个系列为“彩虹系列”。系列的第一本书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启发人们对于人和社会、知识与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思考。凭借对时代精神脉搏的敏感和快速反应，本着反映各种流派、通过展示矛盾促进发展，把“彩虹系列”办成文学思想论坛这一方针，推出了一批年轻作家，比如马丁·瓦尔泽、恩岑斯贝格、彼得·魏斯、彼得·汉德克、乌韦·约翰逊、托马斯·伯恩哈德等，他们的作品打破了思想沉寂、精神彷徨的局面，这些作家加上该社原来的作家弗里施、布莱希特等，组成了德国当代文学的前卫队伍，奠定了苏尔坎普作为现当代文学出版社在德国的重要地位。在彩虹系列作为展示德国文学新成就的平台，推出新作家的处女作和老作家新作的同时，还致力于出版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社科方面的力作，比如阿多尔诺、本雅明、布洛赫、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著作，这些阐述新思想、新认识和新精神的书可以装在钱包并不鼓囊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口袋里，为那些渴望知识的人提供精神大餐。一九七九年“彩虹系列”第一千本书问世，该书主编哈贝马斯邀请四十至五十岁这代作家和理论家以“时代的思想形势”为题发表看法，编成《民族与共和国》和《政治与文化》两卷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最初的几周就销售万册以上。关于彩虹系列，荷兰《德国图书报》曾评论道，联邦德国思想界哪怕是细微的变化都可以说是苏尔坎普出版社某些书籍直接影响的产物；反过来，在德语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不是经彩虹系列的“赐福”才有所作为的。这个熔豪华和激情于一炉的图书系列是德国口袋书的一次革命，自它诞生到二○○三年的四十年中，已推出二千三百多本书，销售量高达四千多万册，创造了严肃文学出版社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苏尔坎普出版社另一个重要图书系列是“苏尔坎普书库”。翁泽尔德一九五九年继任该社领导后立刻着手加强这一图书系列的建设，他更加明确和丰富了这个系列的主导思想：书库不随波逐流，选择的作品不一定是该作家最有名的，但一定是最富个性的，是经过过滤的现代的感觉、认识和思想。书库的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引起读书界的浓厚兴趣：比如第二百本《都柏林人》(乔伊斯)、第二百五十本《论确定性》(维特根斯坦)、第三百本《我的信念》(黑塞)、第四百本《阅读的日子》(普鲁斯特)、第五百本《青年》，这本书将沉寂多年的作家科彭(Koeppen)推到了前台。有评论说只要他决心开口讲话，德国文学就活跃起来。弗里施的《技术人》、汉德克的《守门员在罚点球时的恐惧》、魏斯的《告别父母》、伯恩哈德的《习惯的力量》，这些书名都成了时代特性的标志。第九百本《故事选》(马丁·瓦尔泽)说：“有一些故事现实不让它们发生，因为现实怕在故事里变得过分清楚。这样的故事就非要讲述不可，通过讲述也许会迫使现实承认：是的，这就是我。”翁泽尔德坚持以质量为标准的根本原则，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把德国和世界文学界、思想界的精英集中在这里，使书库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经典图书馆。在今天的德国几乎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没有受益于苏尔坎普出版社，他们或者感谢黑塞让他们懂得青春，布莱希特教他们认识世界，弗里施让他们明白生活的意义。或者心怀崇敬，因为本雅明教他们阅读，马尔库塞教他们思想，布卢门贝格教他们知识。也许有的人感到不快甚至于恼怒，因为他们似乎摆脱不了阿尔多诺、卢曼和哈贝马斯那紧密又结实的论证链条。
　　好书得有好的形象、好的包装。翁泽尔德于一九五九年全面加强“书库”建设时决定为书库设计新封面。他与设计家弗莱克豪斯的合作即从这时开始，按照新的设计，一条横贯封皮的粗线把封面分成正方形和长方形两部分。上面正方形里写作者和书名，下面长方形里印上出版社的名字，字体均用正楷印刷体，整个封面突出简单、实用、明确的特点，透露出理性和现代性，适用于书库的任何一部书，多本书放在书架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横线把书连接起来。从此这些所谓“线上书”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弗莱克豪斯完成的上述两个系列的封皮设计，为苏尔坎普出版社树立了独特的、高品位的视觉形象，也使整个德国图书装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除上面提到的“彩虹系列”(es)外，后来又建立了“口袋书系列”(st)、“社科口袋书系列”(stw)，以及在此期间也由翁泽尔德领导的岛屿出版社开设的岛屿出版社口袋书系列(it)，一九七九年在这些系列的基础上成立了苏尔坎普口袋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苏尔坎普建立了“德国经典作家出版社”，专门出版自中世纪以来德国文学，以及哲学、历史、政治和艺术方面的作品，由一流专家和学者从原版选编并撰写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评注，至今已出书一百七十三卷，包括三十九卷歌德全集、十卷莱辛全集、六卷艾辛多尔夫全集等。这个措使苏尔坎普由现、当代文学出版社朝着一个完全的、权威的德国文学出版社方向发展。
　　苏尔坎普出版社在翁泽尔德领导下发展迅速，一九六八年搬迁进坐落在菩提树大街的办公大楼，工作人员比建设初期增长了二十倍，营业额由一九五九年的八十万马克增长到今天的一个亿。设施简朴的、被工作人员以及样书、书稿挤得仿佛要爆炸的苏尔坎普办公大楼与法兰克福现代化国际机场、雄伟阔绰的德意志银行大楼一样，是法兰克福城市的标志。这个规模并不大的出版社却是获奖大户，出版社签约作家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十二名，获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文学奖的有二十多名。几乎世界各国文学和思想理论的精品都汇集在这里，从荷兰的诺特波姆(C.Noteboom)到秘鲁的略萨(M.V.Llosa)，从匈牙利的凯尔特兹(I.Kertesz)到墨西哥的帕斯(O.Paz)，从以色列的欧茨(A.Oz)到中国的鲁迅、沈从文，真可谓翁泽尔德的帝国太阳不落。
　　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出书，而是推出作家，并关注他的创作，这是翁泽尔德出版思想的核心。翁泽尔德在他题为《作者和他的出版社》一书中着重强调文学归根到底是文学家的造物，杰出的作家常常跟他们独特的作品一样脾气古怪，他们要求很多而对自己却很放纵，他们需要给以特别的关爱和呵护，整个出版社的工作都必须建立在这种认识上，寻找、发现和培养有才华的文学新人，联系和帮助有成就的作家、学者，是一个文学出版社的根本任务。有了作家才有作品，才有读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国内外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懂得这个道理，或者虽然懂得而为眼前的利益不愿付诸实践。翁泽尔德对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闻名于出版界，特别是托马斯·伯恩哈德和乌韦·约翰逊这两人，都是属于那种来无先兆、去无踪迹的天才，在德语文学界这样的作家还有毕希纳、保罗·策兰、迪伦马特和罗伯特·瓦尔泽，他们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富有个性的。翁泽尔德读约翰逊寄给出版社的小说稿《关于雅各布的猜测》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惊喜地发现这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行文不俗。果然这本书受到评论界异乎寻常的欢迎，其作者被称为“两个德国的作家”和前途无量的文学新人。但是约翰逊出了几本书后便陷入了创作危机，十几年过去他仍然无法完成《一年里的日子》(四部曲)。翁泽尔德耐心地等待着，给他资料让他编书，使他既有经济来源又能与读者保持联系。约翰逊没有辜负他的真诚帮助和期望，在一九八四年去世前终于完成了这部被誉为可同《布登勃洛克一家》相比的世纪之作。
　　翁泽尔德对思想文化发展倾向准确、敏锐的感觉，还体现在他对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认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翁泽尔德就发现当时在民主德国教哲学的这位教授，是一位后来人们称之为既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异教徒”，当卢赫特汉德出版社(Luchterhand)决定要争取布洛赫时，翁泽尔德口袋里已经装着与该作者达成出版全集的协议，以至于布洛赫后来在信中称翁泽尔德为“亲爱的胜利者”。
　　对那些曾经或者仍然蜚声文坛的老作家，翁泽尔德敬佩而又坦诚，关爱又不放弃要求。他敢于对五六十年代颇负声望的文艺理论家彼得·斯宗迪的专著《试论悲剧性》提出批评，作家愉快地接受了他直率、客观而又深刻的意见。六十年代初，在与闻名世界的剧坛奇才贝克特讨论出版德文版文集时产生意见分歧，翁泽尔德坚决不同意作者将有些材料删除。他顽强地坚持己见使作者长时间沉默不语，贝克特的法国出版人惊吓得颤抖起来，怀疑翁泽尔德是外星人。贝克特喜欢这个热爱文学和作家的德国人，有几年贝克特称自己患有思维瘫痪再也不能写作。翁泽尔德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激动地告诉贝克特，治好他的病惟一有效的药方就是坚持写作，再写作。看着他挥舞拳头的样子贝克特笑了。
　　如果说翁泽尔德对作者表现出同事般的理解、朋友般的真诚和慈父般的严厉，那么对读者他则坚持关心、引导和培养。翁泽尔德既热爱书和出版事业，同时又不乏商人的精明。一个出版社拥有好作者、好书至关重要，但这还不是一切，还必须拥有市场和读者。翁泽尔德认为拥有好作家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宣传、开发和利用这笔财富，是好书能否最终到达广大读者手中的关键。黑塞长期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作家，到一九六二年，他的书已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译本达一百七十多种，但在国内黑塞并没有很多读者。翁泽尔德坚持不懈地出版和宣传黑塞，到作家诞辰一百周年的一九七七年，出版社的努力达到高潮：推出八卷小说礼品套装书、多种口袋书、作品产生过程研究和作品评论书、零碎时间读黑塞、黑塞绘画珍藏本、黑塞年历书、黑塞明信片，以及举办研讨会、展览会等。不少人对苏尔坎普出版社的执著表示怀疑，但是一年下来黑塞的书销售达一百二十万册(套)。现在苏尔坎普关于黑塞的书有一套全集，四种选集，四十多种单本书，黑塞的书已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全世界印刷量超过一亿册，是二十世纪读者最多的德语作家。像黑塞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维特根斯坦这位哲学家，他的书六十年代进入苏尔坎普出版社时，人们看不到有成功的可能，但经过几年的出版运作，他的语言游戏就在德国广为流传。
　　苏尔坎普出版社与读者沟通、培养读者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是图文并茂的一年两期的新书介绍和出版社周年纪念专刊，苏尔坎普的书几乎每本的正文后边，都有作者书目和出版社书目的附录，或者书中夹着出版社新书目录折页，另一方面是借各种机会比如作家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或以不同主题、不同系列、不同装帧反复推出作家的作品，加深读者的印象，同时特别重视在书评中推出名家名评，比如布莱希特评论萧伯纳，说他是恐怖分子，他的恐怖所运用的不同寻常的武器是幽默，说萧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普通人平静、不容贿赂的目光更可怕，这种害怕是非常必要的。
　　翁泽尔德认为文学出版社也要出版社科理论著作，不仅因为两个方面通过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对建构出版社大文化背景很有必要，而且对提高出版社的思想水平，对培养读者的欣赏能力都十分有利。如果说这很可能与黑塞对翁泽尔德的影响分不开，翁泽尔德熟悉并深入研究过黑塞的小说，不论是《玻璃珠游戏》还是《荒原狼》都要求探索关于人生的新理论，要求密切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倒不如说这肯定与他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有关。阿多尔诺的社会批判是从艺术切入的，他的助手和继任哈贝马斯，翁泽尔德的顾问，更是一位兼收并蓄的学者，他的关于社会和人生的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
　　翁泽尔德能把一批文学和社科精英团结在自己周围，把这些通常孤独的、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吸引到他的出版社，经常在那里聚会和交流，显示了他的天才和胸怀，这种不寻常的交流集中地体现着苏尔坎普出版社精神，或者这就是美国文学理论家乔治·斯泰纳所说的“苏尔坎普文化”，人们不难理解汉泽出版社(Hanser)老板米歇尔·克吕格尔对翁泽尔德由衷的羡慕：一个出版人不仅不必追随任何时尚，而且他自己可以按着自己意愿设计和制造时尚。
　　翁泽尔德的出版天才来自于他对书和知识的爱，来自于与文学和知识的创作者打交道的喜悦，这种爱与喜悦促使他与时俱进，敢于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使他对赢得读者毫不怀疑。布莱希特的诗集他一次印十万册，剧本《伽利略传》十几年里印了二百四十万册。作为德国最成功的出版家，作为对共和国思想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翁泽尔德与哈贝马斯和莱希－拉尼茨基一起获得黑森州一九九九年度文化大奖。
　　(Suhrkamp Verlagsgeschichte 1950—1990，Frankfurt am Mai 1990；Suhrkamp Verlagsgeschichte 1950—2000，Frankfurt am Mai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