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的学者谈论鲁迅，言及对京派文人的看法，以为他是看不上书斋里的人的。其例子是，鲁迅曾嘲笑过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的书斋化，觉得他们不知外事，骨头是软的。其实鲁迅对专心于学问的人，并不都是嘲讽，像王国维这样的人，他就颇为敬佩，还赞扬过他的著述。他在晚年与曹聚仁的信中表示过，想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在他看来，中国的学问，应重新整理者很多，许多领域的问题，尚待开发。但因为那时，鲁迅关心的大多是当下问题，学问的梦，终未实现。倘若真的抽暇从事这一工作。中国的学术史，当会多一些话题吧？
鲁迅的讨厌京派学人，大抵因了其间的士大夫气，以及学识浅薄者的故作高雅，在先生眼里，除周作人外，其他的弄文学与古董的教授，视野与境界，均有问题，不足为观。但对那些朴实、态度平和的人，却并不挖苦其治学的水准高低，有时甚至鼓励其为学术而学术。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就说：
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兄蛰伏古城，情状自能推度，但我以为此亦不必侘傺，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即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
他的劝台静农潜心治学，且以此自娱，也证明了并不反对学者生活。其实鲁迅的一生，时常有一种矛盾心理。是作自由撰稿人呢，还是从事学术研究？二者皆爱，又不能兼得，便只好牺牲了学术，走出象牙塔，在人间世苦苦地走着。创作与治学并驾齐驱，在那个时代，确是大难的。
考察二三十年代的文人，追随鲁迅的人，大致也有类似的困顿，在创作与治学中徘徊着。谈及这个现象，我总想起台静农先生，其一生的足迹，可总结的颇多。台先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安徽，一九二五年随同鲁迅组织了未名社。那时候他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便很快被吸引了过去。台先生的走入文坛，始于小说创作，因了小说集《地之子》与《建塔者》，名声大噪。但后头洗手不再涉足于文坛，潜心做了学者，与作家们倒隔膜了。
台静农最初的写作，是模仿鲁迅的，连句式、格调，都颇为相似。《地之子》大多是写乡土生活的，情境暗暗的，有一点压抑，作者借用了鲁迅的某些笔法，站在都市的角度，苦涩地打量乡下人的世界，且将己身的苦楚，糅于其中，读了不禁周身寒彻。那时的作者，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正在苦闷的年头。加之又受到了鲁迅的暗示，作品自然没有什么光亮。但它真实、透彻，至今的乡土研究者，还有感怀于他的。另一本小书《建塔者》，成就似乎不及《地之子》，小资的调子浓了，也证明了作者视野的窄。不过它的惨烈、低回和无边的痛楚，倒是写了人性的一面。难怪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录了台氏的四篇作品，在那书的序言里，鲁迅说：
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这样的评价，十分中肯，倘读一读台氏的作品，大约可以感受到此点。他的小说很有味道，像《天二哥》、《拜堂》、《吴老爹》等，都隐隐地含着凄苦，是绝望者的泪光，给人以悠远的哀伤。台静农的文笔殊佳，只是编故事时，稍显简单，精神不及鲁迅幽远，所以那些作品再版机会很少，遂不被后人明了了。
查鲁迅日记，与台静农的通信近五十封，但信的内容，大多非文学创作之类，而是学问之类的东西。到了三十年代，二人交往中，学术的话题多于创作，说明台静农的兴趣，已转移到治学中去了。鲁迅与台静农，都喜欢汉代的艺术，台静农还专门托友人拓印了二百余幅南阳汉画像，赠送给鲁迅。他们的性格里有桀骜不驯的一面，想来也是一种必然。二人均钟情于汉代绘画的宏阔气象，因为那里绝无宋代文人的猥琐、小气。台静农的字与文，就分明有汉代余绪，这固然受到了鲁迅的暗示，实则也是与古人心有戚戚焉。十分有趣的是，台静农也喜欢魏晋文人洒脱的一面。其撰述的《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嵇阮论》诸文，颇有见识。看他的论文，也让人想起鲁迅，似乎那思考的背后，也有着鲁夫子的投影。鲁迅也好，台静农也好，都看重魏晋文人放达的精神，台氏在《嵇阮论》中谈及嵇康、阮籍时，有别人少有的体味，或许正是民国间的战乱，使其与鲁迅一样，看到了士大夫苦苦挣扎的内因。以己身的体验而切入历史，自然就有了别样的气韵。作者写道：
嵇、阮所生的时代，刚刚跨着两个时期，即汉魏之际和魏晋之际。前者在朝的党锢，在野的逸民，他们的抗争与危惧，无疑的给少年嵇、阮以深刻的印象；当曹氏父子打着尧舜禅让的幌子，夺取了刘汉的政权，这又给少年嵇、阮以深刻的认识。后来司马氏重演曹氏父子旧戏，而司马氏的狼顾狐媚、猜忌残忍，又远在曹氏父子之上。阮籍与嵇康虽说没有如何效忠于旧朝，但不是绝无其政治关系及政治的意识，一旦屈膝于司马氏的新朝也非所甘心。在当时知识分子的人望同时又是朝士的人物，遇到新旧政权代替的时候，历史所留下的路，不作臣仆，便是抗拒，或者隐遁起来，可是这都不是两人所能走的路。因为作司马氏的臣仆，决不可能；抗拒呢，更无此力量；隐遁呢，则一时人望，忽然隐藏起来，那野心家的猜忌又必然的随之而至。正值历史的路不能再走的时候，刚刚形成的由何、王代表的新思想的潮流却给了他们一线生机……他们与何、王不同，宁可戕贼自己，而以放达的生活，嘲笑礼教，冷视权威，同时他们借此伪装以保全生命；那么，他们的颓废行为，是武器，也是烟幕。
台静农从社会政治变迁看文化的发展以及文人自我意识的形成，思路与鲁迅庶几近之。他的研究汉代乐舞、简书，以及魏晋士风，都非“纯粹的审美静观”。其冷静、沉着的笔触，是只有经历过“五四”低潮、且看够了政客文化后的一种心灵闪动。台静农一生不太热衷政治，但对政治文化的负面因素，颇有体会。他后来在古文与书画间徘徊，实在是一种无奈。在对学问的态度上与鲁迅接近，也是其友谊能久久持续的一个原因。从鲁迅与台静农的风骨里，能读出现代史的一道流脉。可惜研究者对此一深层问题，大多回避了。
读台静农的随笔集《龙坡杂文》，见其在丧乱年代的特立独行之迹，不禁生出感叹。他和“五四”的先驱者们，有许多是朋友。像胡适、陈独秀、沈尹默，与其均有交情，有的关系甚密。比如与陈独秀，就亲密得很。不过台静农和陈氏的交往，不谈政治，专事学术。陈独秀晚年潦倒的时候，台静农倒是常常出现在他的身边，并将其旧作《中国古史表》转交编译馆油印。台静农对陈氏的政治选择，很少表态，但对其学术中的锐气和新鲜思想，颇为赞许，以为独立精神，是人间的至宝。将“五四”的精神实质，内化到学术思考里，是台静农后来的自觉的选择。他读古书，但不滞溺；弄书画，却无老气。鲁迅晚年与他频繁通信，且畅所欲言，或许是有感于台氏的真挚。这样的友人，对鲁迅而言，是较难得的。
台静农一生，大多时间在大学任教，曾先后任职于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四川白沙国立女子文理学院。一九四六年，应许寿裳之邀到台湾大学工作，后做中文系主任多年，一九九○年十一月在台北病逝。他在大学教书，一直过着寂寞的生活，自云“教书匠生活，僵化了，什么兴会都没有了”。但偶尔写下的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文章，却出笔不凡。而他的书法，风靡台湾，影响广大。所写的《两汉乐舞考》、《智永禅师的书学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天问新笺》等尤见功力。他的书法，一直被世人称道。启功先生说“他的点划，下笔如刀切玉，常见毫无意识地带入汉隶的古拙笔意”。董桥有一篇文章，夸赞台静农的字“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都是发自内心的誉词。由作家而成为学者，其间有许多外人不知的故事。台先生在生前不太喜谈自己，许多事情，遂淹没于时光的空洞中了。
我每读他的文章，都感到有种浑厚冲荡之感，字里行间，有着别样的意味。他的学问非道学气，亦无旧式学人的拘谨气。他谈及明清之际文人创作，勾勒“五四”文人如陈独秀、沈尹默等，洋洋洒洒，有回肠荡气之志。先生崇尚汉魏文风，文字与书画，流着逆俗气息，一看便有狂放色彩。一个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人，由创作走向书斋，不仅无丝毫老态，且气韵生动，于旧学之中散出宏阔的气象，便也证明了其不失鲁迅遗风。台静农深味小说写作甘苦，又精研书画玄学，彼此融会，且放浪形骸。他一生看重大气的学人，以狂放为美。虽深隐书斋，而奇气动人，如《大千居士画学》一文，虽系张大千的评述，实亦看出他内心的本色。借着对象世界，也感受了自己的存在，真是不可多得的妙文：
大千近年破墨诸作，瑰玮奇异，尤前无古人，下开百代，举世震骇，群伦慑服。所谓破墨者，或云出于唐人王洽泼墨法，米元章曾用之，王洽之画已佚，元章之画犹存，据此以观，知非大千之破墨法也。余以为始参破墨法者惟石涛和尚，虽然石涛知之而未能至，世人昧昧然又不明其意，待三百年后大千之破墨出，方知石涛之说非玄解。其言曰：“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又曰：“笔与墨会，是谓絪缊，絪缊不分，是谓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得笔墨之会，解絪缊之分，作辟混沌手，传诸古今，自成一家。”石和尚之言如此，大千之破墨如此，起和尚而问之，其必合十欢喜叹曰：大千居士真个辟混沌手矣。试观大千破墨，笔耶非笔，墨耶非墨，虚兮若虚，奇诡倜傥，变化无常，非能与造物者游，安得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吁，伟矣，圣矣。今大千皤然一叟，系天下艺坛重望，而神明未衰，益复清健，运思不穷，寄兴高远，万类毕罗，荒唐姿纵，老子其犹龙乎？
观台静农的一生，忧世很深。他的埋入古董，精研旧学，并非外人以为的那么悠然自得，其间的苦楚，是很深、很深的。《台静农书艺集序》云：“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可见其心的苦楚。他在大学教书多年，专著甚少，写作的欲望亦稀，有时万念皆空，枯坐书房，有着难言的哀凉。晚年在致友人李霁野的信中，曾谈到对生的绝望，那文字倒让人想起鲁迅，彼此之间，确有相近之处。不过有深浅之别罢了。“五四”之后的文人，有许多始自于隆隆，终至于默默。这里有逃逸人生的一面，也有精神枯竭的一面。台静农说不上是一个思想者，但却是一个高人。他的读史、看事，都有卓识，识人亦泾渭分明，有斗士风采。但不愿意写出，任生命的慢慢消磨。我看他的遗文，隐隐地觉出苦楚难排的心境。人的一生，有时不需写太多的文字，台静农深味于此点。比如吧，他与鲁迅通信多多，却未写过注释这些信件的文章，一些重要史料，便无人知晓了。惟一九二六年编的那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序中，曾零星地写了对鲁迅的一点看法。那序文说：
最使我高兴的，是陈源教授骂鲁迅先生的那种“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我觉得，在现在的专爱微温，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急进的中国人中，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
此后不再见他谈及鲁迅的文章，也很少再见其谈及自己的文字。好像人的一生，所做的已经完结，有鲁迅的文章在，别人再置喙，大抵是多余的了。
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龙坡杂文》，台静农著，北京三联书店二○○二年十二月版，11.60元；《台静农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二年一月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