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学改革　路在何方？

　　六七月间，北京大学改革方案在校内外引发激烈的争论，有关争论的情况《读书》杂志在上一期刊登了综述。七月十五日，《读书》杂志召开了“大学改革座谈会”，邀请部分大学教授和学者就大学改革的目标和方式进行讨论。北大改革使大学理念、大学教师的责任和权利等等问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这使我们回想起二○○一年德里达教授在《读书》的一次演讲主题，他反复强调的是大学作为一个无条件追问的场所在今天社会中应该负起的使命(见《读书》二○○一年第十二期)。我们也有必要追问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中国的大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李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尽管以十分边缘的方式参加了改革方案的制定，但今天希望以一个社会科学学者的身份谈几个问题，一是关于公共政策决策方式的问题，二是关于大学理念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这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讨论过程有可能开启一种公共政策决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先提出一套方案，然后交给大家讨论，不仅仅是闭门讨论，而且是公开辩论。辩论的过程，是一个集思广益，寻求较完善方案的过程，也是各种利益冲突并实现某种平衡的过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这种公共政策决策的方式对决策者与批评者都是一种新的挑战。对于决策者而言，随着整个社会言论的开放、舆论监督的增强，决策者们恐怕不得不学会利用讨论的方式、也就是说服的方式进行决策与沟通，而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命令的方式决策并要求人们服从。另一方面，这种公共政策决策模式也对公共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方式提出挑战。我自己作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方案讨论的学者尽管对所有批评都感到由衷高兴，但对那些包含建设性建议的批评更感到感激与钦佩。有的学者倡导大家在讨论中运用公共理性，我对此深有同感。
　　其次，我想集中谈谈大学理念问题。这次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出乎意料地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学理念的讨论。不少批评者认为改革方案违背人文精神。何为人文？从批评者的众多文字分析，似乎至少有几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其二是人文精神问题；其三是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视野问题。
　　第一，关于人文学科。不少批评者强调人文教育、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近些年来整个社会乃至大学对人文教育的轻视，考虑到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与弘扬中华文化优秀内涵的重大意义，我完全同意今天应该着力强调人文教育的地位。不过，我也想指出两点，第一，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仅仅涉及教师职务的晋升，方案本身不涉及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问题。事实上，北大近几年实施的一些改革，特别是在通识教育方面的改革，都是希望在本科教育中引入更多的人文教育内容。第二，我觉得在强调人文教育重要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大学理念的其他方面。有的批评者将大学理念归结为人文精神与公民教育，我以为是不完全的。从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最早的意大利大学主要是职业性教育机构。后来，牛津、剑桥等大学以绅士教育为特征，是典型的人文教育。但大学地位的真正提升是洪堡式的德国大学，它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的核心地位，强调知识的创新，从而使德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在短期内突飞猛进。十九世纪末，美国人引进、借鉴德国大学模式改革美国大学，创造性地融合了不同的大学理念，发展出具有特色的美国大学。美国大学模式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是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二是“巨型大学”的理念。“巨型大学”体现了大学内部结构与目标多元化的特征，使大学避免了追求一种特定模式所产生的弊端。具体而言，大学的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人文教育，其二是科学研究与创新，其三是社会服务。美国大学发展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启迪。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态度。美国人在十九世纪十分虚心地学习德国大学的制度，当时那些改革的先行者颇有言必称德国的味道。其次，美国人十分巧妙地将德国的研究生制度与从英国继承而来的本科生学院制度结合在一起。再次，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使他们的大学制度容纳了社会服务的功能，这在当时欧洲大学并不多见。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时，也应该借鉴美国人那种将创新与传统、理想与实用相结合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点，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强调人文教育的同时仍需大力强调科学研究。今天，一些熟稔西学的年轻学者喜欢将人文教育与古希腊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倡导所谓公民教育。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修齐治平是一套相当完整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韦伯在描述中国的士人阶层时写道：“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这种人文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士”的阶层，而且造就了“士”这一阶层的独特政治责任感。但是，这种人文教育在面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冲击时显得不够有力。鸦片战争时，西方的船坚炮利着实让中国人领教了一番。所以，自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追求“科学”。五四时期的两个口号，科学与民主，十分精确地概括了在中西碰撞中彼之所长，我之所短。当然，将科学绝对化，导致科学主义是有问题的，但科学本身的价值决不能贬低。今天，我们面临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大任务，发展科学仍然是大学的核心任务。
　　第二，我希望简单谈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问题。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大学教育应该包含深厚的人文教育内涵，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关于人文精神的价值，我觉得讲得最好的是民国时期的潘光旦先生。他指出，科学好比是一把刀，如果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缺乏人文精神，就会导致“童子操刀，其伤实多”。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大学的人文学科研究也需要科学精神。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不仅指出人文主义的贡献，而且分析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描述了人文主义衰落的原因。我理解，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后来出现了分化：一方面，从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了科学探索，导致后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固守人文主义理念的学者从十六世纪开始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的影响。原因是：其一，人文主义学者满足于阅读经典、模仿经典，丧失了创造性；其二，由于人文主义不接受任何“科学”的标准，学者之间往往无原则地互相攻击，影响了人文主义的声誉。
　　今天，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衰落的原因我们应该记取。事实上，今天大学的人文学科就其基本特性而言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当然，不是英文中的“science”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德文中“Wissenschaft”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种科学的内涵是追求韦伯所谓的“理性化”的知识。这种理性化的知识是一种可以积累、进步的知识，是一种可以由客观标准评价的知识。
　　第三，关于人文学科的国际视野，引起很多讨论。改革方案的第一稿中有一条，“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任教授应有能力用一门外语授课”。这一条引起不少批评，有的批评将这一条进一步引申为要求人文学科用外语发表文章，甚至引申为人文学科将不分青红皂白地只聘任美国大学东亚系的毕业生。由于有这方面的引申，所以有不少讨论强调我国的人文学科已经是世界一流，美国大学的东亚系无法相比。
　　对于这些批评，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第一，我以为，方案原文的含义是强调对大多数学科而言，今后的教授应该有能力用一门外语讲课。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北大的课程全部或主要用外语讲授。在我看来，不仅中国文学、历史等不应用外语讲授，就是关于西方的课程，也要视情形而定。即以我本人讲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例，也应该用中文讲。一方面，母语交流对教师和学生都来得容易、自然；另一方面，用中文翻译、讲授的过程也是西方理念中国化的过程。但是，随着外语教育水平的提高，北大将来多数学科的教授应该有用外语讲课的能力。除了北大教学自身的需要外，对外交流也是重要的考虑。北大不少教授有到外国访问讲学的机会，如果在东亚系之外的学科讲学，恐怕需要用外语授课。此外，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我们有许多外国短期留学生，需要用外语授课。这些年，欧洲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大学为了吸引国外留学生开设不少用英语授课的课程，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理会这种全球化的趋势。老北大不少优秀的学者，包括人文学者，都有良好的西学与国学根底，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第二，不少人提到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相比，中国的人文学科已经是世界一流。我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不仅中国人文研究，而且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有西方学者无法匹敌的方面。尤其是在资料的掌握以及对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妙的体会方面，我们有外国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我们是第一流的。以历史研究为例，黑格尔讲，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第一层次是资料功夫，后两个层次是解释。我们不必完全接受黑格尔的说法，但历史研究中的解释与分析的确很重要。在这方面，西方的汉学研究也有很了不起的贡献。我自己研究过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在这一领域，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等学者的著作不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十分优秀的，至少和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同样优秀。更何况，我以为，在我国经济、社会逐步开放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应当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超越西方汉学的水平，而且应该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领域为参照系，看看我们在研究自己文化、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时是否达到了他们研究自身问题时所达到的水平。这样一个目标当然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关于北大改革的论争，有的牵涉教育理想，有的针对具体方案。前者玄虚，但立意高远；后者激烈，但不无互相妥协的空间。我关注的是，为什么需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之所以吵得很凶，有些是方案本身的问题，有些则是主事者在对方案进行解释时，用了很多不太恰当的比喻，越说越乱。修辞学是双面刃，不善用的，很容易伤及自身。我算是研究大学多年，对目前北大以及其他中国大学的困境略有了解，深知主事者创新之艰难，因而，即便有所批评，态度也都比较温和。争论的双方，一般都承认，北大必须改革，关键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北大百年，有过很多改革，有的改好，有的改坏。但以往，无论改好改坏，都是学校以及上级领导拍板做决定，与教师学生无关，我们只能当“事后诸葛亮”。这次不同，学校在制订方案时，让大家参与讨论，这很好。一方面是校方的心态在改变，另一方面也是互联网起作用。我感到高兴的是，校内校外，这么多人都来关注北大的改革，并进而讨论所谓的“大学之道”，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一点，对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将起很大作用。看了很多报刊文章以及网上的帖子，确实有些意气用事的，但总的来说，讨论很认真，也在逐渐深入。这点很不容易。我甚至认为，也只能是北大，才有这样的局面：包括校内激烈的争辩，公众参与的热情，以及传媒的推波助澜等。在其他学校，即便想这么做，也没这个效果。很可能是，一说改革，天经地义；方案一出来，就这么推行下去，有问题以后再说。北大的争论，起码让我们明白，在大学里，利益是多元的，文化背景是多元的，学科背景以及价值取向也都是多元的，不能要求广大教师“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在我看来，不管反对的声音多么刺耳，当领导的，都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
　　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开始没有人文学科的教授参与，我觉得是很大的遗憾。同样是文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文化情怀与学术理念也有很大差异。至于普通教授与行政管理人员，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以前可能是很好的教授，可你当了校长、部长、院长，屁股决定脑袋，思考问题时，必然注重行政管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承认各自利益以及立场的差异，这样才有对话与协商的必要。不是说服，也不只是征求意见，而是对话与协商。不能说提意见的，就是“搅局”；更不能将反对者说成是害怕竞争。大部分参加讨论的人，都不是考虑自己会不会被淘汰出局，而是争一个“理”者。他们关心的是，这样改，对还是不对。
　　关于北大的改革方案，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以美国为榜样；以市场为取向；以管理为中心。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整个中国大学，目前都在走这条路。这条路表面上很正、很直，但有好多陷阱，我在文章中已经略为涉及，今天不再重复。我介入这场讨论，是想追问，有没有更好的路，能否回避目前就能看得见的陷阱。
　　我知道，北大校方有其难处，只能在现有体制及框架内修修补补。目标太大了，牵一发动全身，不可能有惊天动地的举措。要说改革，其实不少学校走在北大前面。举个例子，今年七月九日的《人民政协报》上，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一篇是专门介绍东北师大推行了三年的“教授治校”，其中有这么一段：“保证学术自由的制度的核心就是‘教授治校’：尽可能避免非学术因素对学术活动的干预，保证学术活动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保持学者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学科带头人引导群体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的或主导性的作用，学校的行政机构起服务与辅助作用。”具体措施是否真能落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起码在指导思想上，东北师大的“教授治校”，不同于北大准备设立的起咨询作用的“教授会”。另外一篇是采访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他在今年的“两会”上提议案，倡议将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大学彻底转制民营，一来减轻国家负担，让其腾出手来解决中小学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难题；二来吸引民间资金，让民办大学尽快成长起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使高等教育多元化的企图，不管能否落实，单是议案本身引起广泛关注，就足证中国的进步。在我看来，这些努力，都比北大目前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要激进得多。如果成功，其意义非同小可。北大属于敏感地带，众目睽睽，人多口杂，过于前卫或风险太大的改革，都很难实施。因此，如果你关注中国大学改革，不要只把眼光盯在北大。真正的大学精神创新或大学制度改革，很可能不是发生在北大。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最初的感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赞成、愤怒、失望。赞成是说，这次改革所致力的竞争机制，是我们现在大学体制中所缺少的，是我们将来无论如何要走的路，这个方向没有错。中国高校中的积弊已有经年，革除这些积弊是人们翘首以盼的。人们也知道，无论是从什么地方入手，中国大学体制的一场剧烈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愤怒的是有关方案的说明，明显地表现出行政本位下的管理层对教师的蔑视。我同意一个说法，论证比方案本身有更多的问题。这次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支持者，确实是在不断重复这个论证方式，即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从改革者的角度来看，也许是一种争取学生支持的策略。但认真地说，这种评价是非常轻率的，甚至会对学生产生有害的误导。
　　据我所知，其实这个说法过去是经常挂在北大教师的嘴上的，这表明他们对自己不满足或不满意。这是一种自责或自我激励。我们不能将其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但这次令我吃惊的有两点：第一，这次是由学校的领导人说出来的。我想，在世界上，一个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校领导能对他的两千多名教员做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罕见的，也可以说是不慎重的。第二，由学生之口在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再次将这个话传播开来，是一种非常不得体的行为。
　　北大的学生是不是一流？当然是。这指的是智力和高考时的成绩。那北大教师的智力和素质是几流的？应当承认，那也绝对是一流的。因此，可以说，作为改革方案前提的基本判断是有问题的。
　　但我也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北大的一些人文学科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哲学思想，你当然可能是最好的。但这和世界一流的标准不是一回事(如果有这个标准存在的话)。看一种具有很强特殊性的人文学科在整个学科共同体中的位置，不应当只是看你的具体研究内容，而是应当看你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整个学科的贡献。比如，法国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历史学中有很大影响的学派，并使得法国历史学在史学界站在前沿位置，并不是因为它把法国历史搞得比别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更清楚，而是因为它提出了把握历史的新理论和方法论，这个理论和方法论影响到许多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的方式。
　　概括地说，我认为，如果评价北大教师，应当承认这样三点：第一，北大教师的素质是一流的，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第二，在教学和科研水平上，与世界的最先进水平相比，确实存在很大差距；第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流智力和素质的教师为什么缺少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要说改革的方向，必须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基础上。究竟是他们的素质不行，还是素质行但不努力，还是在他们本身之外的其他原因？有人用下面的比喻说明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状况：中国的高校教师就像是长在盐碱地里的麦子，历尽艰辛，虽是矮秆，但终于达到了亩产二百斤的产量(不可否认这里有稗草，也有一穗结二百粒的好麦子)，可美利坚的良田沃土里的麦子却是亩产一千斤。于是仁人志士捶胸顿足，痛斥自家小麦品种之不良。殊不知，就这块贫瘠的盐碱地来说，达到亩产二百斤的自家品种其实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品种之一了，如果不说是最好的话。这个比喻可能比北大的改革方案更涉及到了问题的要害。
　　失望是说，对于解决中国大学的积弊来说，这个改革方案所触及的是敏感的但远非是要害的问题。现在大学的根本问题是行政本位，加上不良学术评价体制。长期的行政本位，使教学和科研成为行政的附庸，教师与行政是依附关系。八九十年代，学校没钱，体制的弊病还不明显，但是这几年，体制内的资源在迅速增加，动辄几百万，上千万。资源增加了，但是分配资源的机制没有改变，所以搞出各种各样的考核评比。我们不是反对竞争，关键是竞争的规则是什么？资源分配的权力问题不解决，竞争再惨烈，也不可能是促进学术的竞争。公正的学术评价很难吗？只要你在一个系随便找十几个学生，很容易将好老师差老师分出来，很容易评价出谁的学术和教学水平是如何的。但问题是，我们掌握着评价权力的行政领导和专家往往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学生与评价对象没有特殊关系(在这方面，研究生因为有导师的关系，评价就可能不如本科生客观)，而领导和专家们往往受其他种种考虑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作为前提，竞争的效果就很可能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
　　因此，我觉得现在在北大首先不是大张旗鼓的改革问题，而是为改革创造一些前提性条件。首先是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教授的尊严。具体说，是首先清理教授队伍，使教授成其为教授。据说北大现在有八百教授。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年老而有成就者；二是其他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三是官员和思政、管理学教授(有的就是行政人员，但与前面的官员不完全重合)。具体做法可以考虑，一是将第三类剔除出教授队伍，这样也许可减少教授一二百人。在剩余的教授中，分离出一部分专门的教学岗(可结合自愿的原则)，估计也可分离出一二百人，为了容易接受，可将其称为教学教授。这样，就可以减少教授二三百人左右。空出大量教授岗位，在此基础上谨慎进人。
　　第二，建立校级教师遴选委员会，负责本校教员的职称提升和进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遴选委员会一定要放在校级，而不能放在院系。遴选委员会只负责程序和组织。
　　由考核委员会(按学科组成)来做决定。但考虑到在中国学术界中权力和关系的作用，可实行如下原则，一是本校副系主任以上职务者不得担任考核委员会委员；二是三分之二以上委员由校外人士担任；三是不固定人选，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第三，要形成一种机制，使校内配置资源，特别是课题经费的配置，能真正到优秀的学者手中。其实，现在的方案对于真正的优秀者也是起不到激励的作用的。对于真正的优秀者，要解决的是他们要有必需的资源，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行政权力的优秀学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其实，一个大学能够保障几百个优秀的学者出成果，就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现有副教授和讲师的问题，我觉得，算了，别想方设法折腾他们了。北大教师说起来两千多，去掉官员不足两千。三万左右的学生，教学还得靠这些人。而且总的说，他们的素质和水平不错。
　　赵晓力(北京大学法律系)：我谈一下方案涉及到的法律依据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甘阳提出来的，方案的第二稿(修改稿)考虑到这个意见，加了一些条文和说明，张维迎的说明中最后也提到。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二○○二年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任制的意见》要求尚未实行聘任制的事业单位实行聘任制，而北大至少在一九九二年就开始对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了聘任制，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应该说在十一年前就跨出了。那么，如果现在要改革人事制度，我们是否应该做一个经验研究，为什么这十一年的聘任制并不成功？按照理论设想，跨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就应该势如破竹，为什么这种情况十一年来都没有出现？按照现在的改革方案，不晋升，就解聘，教师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法律关系中。因为职称评定在我国是行政性的，评定结果全国通用，而聘用则是学校和教师之间平等自愿的劳动法律关系。本来是否晋升与是否聘任之间并不互相替代。北大改革方案以单方面的行政决定来确定应该平等协商的劳动关系是否成立，这对劳动关系的双方都是不利的。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教授这样一个行政性的职称就要求终身任职，这同样不利于校方的契约自由。另一方面，一个教师如果在有限期次内没有得到行政晋升就被解雇，这会使他处于一个比国企职工还不利的法律地位，因为法律上你不能说一个锻工多少年内没有获得八级锻工就必须解雇他。如果现行法律不改变，推行这个方案会导致严重的不公平。另外，《劳动法》第二十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高法院二○○一年的解释说：“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续签书面合同，合同关系依然存在，其他条款按照原合同执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的长期合同，这很明确，不是所谓“隐性合同”。如果你要撕毁这样的合同，你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合法性是可以用违约金买到的，这没有错，但是钱买不来学术自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北大改革会成为全国大学效仿的对象，这个头一开，结果变成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北大改革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一是在大的制度框架不改变的情况下，大学制度改革能否先行？二是能否用企业改革的模式改革大学？我觉得这两点都不可能。在现有体制下，根本无法建立公平的正向淘汰机制，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目前高教大跃进的情况下提出这个改革，不管你有怎样的苦心，我担心会引起一场灾难。因为这种改革不改大学行政导向的弊病，反而强化，即使从企业化的角度也很可能是没有效率的。行政强化加企业化的模式，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洋务企业就是这样的。一边是管理层面的衙门化，一边是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企业化、市场化，其效率如何，历史早已验证。
　　李陀(《视界》主编)：我觉得，改革的关键还是大学的理念。张维迎好像是方案主要起草人，而值得注意的是，张维迎是个经济学家，这好像是个细节，但值得追问。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整个大学改革方向的文件，为什么由一位经济学学者主持？这不是偶然的。近些年，在中国的大学中，商学院、管理学院等实用性学院的地位普遍被提得非常高，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要和国际接轨吗？可在世界各国，大学的核心都是文理学院，而不是商学院、法学院或医学院等等这些以培养专业实用人才为目标的大学边缘“学院”。美国文理学院里面的经济系，也跟商学院完全不是一码事，它是培养学者和理论家的地方，而商学院只是培养企业人才。在大学，文理学院才是真正生产知识和传承知识的地方。可是现在国内很多改革方案，明显有把大学变成企业的倾向，这与我们近些年不适当地把商学院这类东西的地位抬得太高有关，也是在学界流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说法的一个曲折的体现。大学里可以引进竞争机制，但是大学里的竞争与企业的竞争不能等同，学校不能简单引进市场竞争那一套，如果把教育产业化，会带来不可挽回的严重灾难。当然这种想法和做法也其来有自，近些年美国出现了一种倾向，有人企图按照大公司的模式去管理大学，可是因为那里的大学毕竟有很深厚的人文传统，所以这种做法遭到极大的抵制，也引发很大的争论。何况，即使美国大学确实有好的经验，我们是否也要谨慎，认真分析究竟哪些经验适合于中国。另外，这次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大学的色彩太重，欧洲大学的理念很少，其实欧洲大学有更悠长的传统，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不一定要全盘美国化。
　　于江生(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搞理科的教师对学术自由也有深刻体会。记得陈省身先生回忆说，当年西南联大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在美国开设的新课，在西南联大也能自由开设。而如今的北大没有给教师提供自由选择课程和开设新课的机会。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环境下留在高校里的年轻人大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尤其是搞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十年磨一剑”，对待这些人如果不给他们时间潜心做学问，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做二流三流，对学科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北大的改革如果从点滴小事做起，慢慢形成良性循环，比这样一刀切式的要更容易接受些。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环境系)：改革是好事，所以大家都关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这么热烈的争论。但其间并没有改革和不改革的对立，问题是改什么，立什么。在现在所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中，有不少内容与大多教学科研一线的老师们认为要赶快改掉的东西不同。对一线的老师，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反而径直将他们看成一个“问题群体”。这样的方案，当然会激起千层浪。
　　建立竞争机制，没错，但竞争的内容是什么，方案中没有说，而关键正在这里。如果比字数、比经费、比英文(看谁用英文发表的论文多)、比得奖(现在评奖活动频繁得令人反感)、比上镜、比坐不住的浮夸之风不改，空谈竞争有什么用。真正的改革，要拿出端正标准，端正学风的有效措施，风气正，一切都好说，风气不正，标准不正，越竞争越乱。
　　在所谓多年酝酿出来的方案中，有些是很轻率的东西，比如用英文讲课这一条。在中国的大学，多难的学问，多复杂的想法，最终也要能用中文表述，这才是发展中国的科学。中文的科学表述水平与最先进的科学水平同步发展，这是必须要做到的，我赞赏一代代学术翻译家的工作，这种工作是赶超世界水平的根本办法之一。不能说同一个意思，用英文说比用中文说高，其实是相反，能用中文讲福柯比用英文讲福柯水平要高得多。现在的风气是英文高于中文，一句日常的话，比如“再见”、“问题提得好”，在时髦的人那里，好端端的中文不用，却故意讲英语(“bye－bye”，“good question”)。看描写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如果出场一位先生满口“密斯脱”，我们都会笑，时代过去了，我们都很清楚，救中国的事情并没有靠这些满口英语小话的先生。
　　现在的改革舆论造出一股声势，似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是科教救世军，所以在改革后的教师比例中，规定要有大比重的“海归”(或纯正老外)。这里面的实际可能性姑且不说，我们应当看到，今天的留学生与钱学森那一代已经大为不同了。过去是少而精，现在是多而杂。对现在的出国留学和留学生，我们都要有个平常眼光。把留学生放在本土学者的前面，普遍列为上乘，是不合今天实际情况的。现在的留学生群体，高素质人的比例比以前小得多。不少人其实都很平常，可能外语练得多一些，但外语不是学问本身。反之，本土学者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高素质、高水平、外语好的人不少，他们的眼界其实很开阔。比如在地理学界(我从事的专业)，新一代本土学者就很优秀，对国内外的情况也很熟悉。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组织出版地理学译丛，以本土学者为专家组主体，在世界范围挑选名著，没有什么遗漏。很多本土学者，把握国内科研脉络，深知紧要所在，而又能放眼世界，与国外学者进行持续性、实质性、针对性的交往，这样的本土学者比又生又愣、蛮干蛮说的“海归”，要更有价值。至少，我们应当平等相待，彼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论人之道一焉，不必在“海归”与“本土”之间硬划一条线，一方是资源，一方为对象。积极吸引留学生回国，没错，但仍要有选拔淘汰，就像对本土学者一样。“海归”与“本土”同为资源。
　　现在的改革方案是只论教员，不碰管理，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既然说北大管理是“三流”的管理，那么管理改革就不能从缓。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问我：“你们北大是办大学还是办公司？”我回答是办“大学公司”。公司机制在北大越来越强，在学校体制中，钱的管理运行备受关注，已成为比教学科研更硬的道理。我们希望通过改革，使北大校园少一些铜臭气，多一些，再多一些诵读之声。
　　刘北成(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次看到北大改革引起的讨论，感到很高兴。在这个“咸与维新”的时代，是不是凡是自称“改革”的就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在北大的这次讨论中，这种绝对正当性被消解了。改革应该合理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不管是什么样的改革方案，任何一方尤其是弱势群体从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作出的反应，都有其正当性。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有些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可能连话语权都没有。这次在北大，这个问题被激发出来，利益受损或者受到威胁的一方显示了某种集体谈判的权利和能力。第二稿可以说是“谈判”的结果。这样的讨论能够出现，也确实显示了北大的某些优良传统。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在多种改革方式中，应该和能够选择民主的改革方式。也就是说，在改革的过程中承认和尊重各方面的权利，使改革的过程也同时成为民主的实践。
　　有人说北大的改革是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是，大学市场化，即使在美国也有一个限制，就是终身教职，而终身教职保证的是学术自由。美国的教师试用也有明确的合同，完成合同的人都可以拿到终身教职。如果既规定期限，又规定名额，二桃杀三士，教师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把握，惶惶不可终日，反而没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且不说对学术发展的影响，这恐怕也与一些改革者的基本理念相违背吧。
　　有的人认为，北大应该集中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教师。(张鸣：那是一种办翰林院的心态。中国的大学应该不应该有竞争，或者允许竞争？)如果是一个小国，只办一所大学，可以这样考虑。中国是一个大国，东西南北都应该有一批优秀的大学，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优势和风格。也应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好大学。所谓好大学涉及到各个大学以及各种不同层次大学如何定位，如何面向中国的社会发展、当地的社会发展，而不是以大跃进的心态都去争办什么什么一流。这样才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
　　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的北大，问题很多，但这次的改革方案，却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不对症。北大教师队伍的现状，是由很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这次改革方案只拿教师开刀，是治错了地方，没治到根子上。因此，对北大的现状应该有一个对症的分析。北大的问题，首先是出在办学的观念上。北大现在的“管理”，就管理的强势而言，完全是“一流”的，在学校里，教师完全是处在被管的位置上。举个例子，教师要开新课，教务部门说是不行，要提前一学年写申请，不然没有课号，原因是电脑管理如此，不能改，非常可笑，他不是论证课好不好，而是要服从电脑的管理。现在行政管理强势的趋势越来越严重，表现在科研上，教师自主决定做什么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小，你要得到经费资助，你就得去申请那些由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所谓课题，不管这些所谓课题有没有价值，行政部门就用这样的办法实现对学术研究的管理。在学校里，各种经费的使用完全不公开，黑箱操作，普通教师完全无权过问。可是钱花掉了，该办的事却没办，就拿教师说事了，这是不是不讲理？所以，强势的管理，压制创造性，挫伤积极性，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是靠强势管理“管”出来的呢？创造性劳动怕的就是管。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北大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刚才有人问，北大老师想要什么？其实要的东西并不多，就是要学术研究的自由，不要管。如果要想做真正的改革，就校方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观念的转变，把“管理”中心的观念转变为“服务”中心。我曾经在北大的一次讨论加强管理的会上唱反调说：提加强管理不如提加强服务。这个意见在当时就不合时宜，不过我现在仍然坚持。“管理”中心还滋生腐败，行政权势和学术权势都会滋生腐败，这方面的事例多了去了。还有，这次的方案还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考虑大学之根本。大学的根本是什么？是育人！如果不育人，办大学干什么？多办几个研究所不就行了？这方面的问题同样很多，不说了。当年吴祖缃先生曾说北大是“衙门”，现在衙门的特点改不掉，如果再加上“养鸡场”的属性，那北大将变成什么呢？
　　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是北大副教授，是这次改革的对象，但我对它的关心，却主要在如改革的理念等较务虚的方面，而不是裁多少人之类具体数字、做法。我想这次改革(其实应为“改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其制度创新的理念，这与中国当代思想最核心的部分有关系，与我们能否正视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改革意识形态”的弊端有关系。也就是说，时至今天，我们是否还要简单地因循“马胜利”、“年广久”式的改革思路，不惜牺牲更重要的长远利益，不择手段地谋求什么“跨越式的发展”，而不做整体性的筹措？第二是大学该怎么办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是否可以“跨越”中国的发展条件和现实？中国大学的问题，在更为要害的依附“官”(和将要依附的“商”)的问题没解决前，难道仅凭人事管理的苛刻化、饭碗抢夺的惨烈化就能够改观吗？在有关讨论中，我以为甘阳引进“华人大学”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他看出了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的整体起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北大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要出现两所、十所乃至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与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中华文明要成为世界最先进文明之一的目标相联系的，因此北大改革的思路中必须有这个维度，不能过于浮躁和急功近利，念念不忘什么“跨越式发展”、“迅跑”之类。倘若主导方面消减贪功冒进之心，而实实在在揪住要害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一二，我看其功即使不比蔡元培，也可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一笔了。第三是与公民权利有关的制度保障问题。北大改革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北大改革的问题也凸显着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多年以来，“改革的傲慢”与由政府主导改革的“权力的傲慢”几乎成为同义语，野蛮的丛林法则成为“改革意识形态”的核心，一方面特权者、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和利益在制度创新时被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相对于权力或制度而言)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利益不断被盘剥和削弱，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这次北大改革不仅看不到对这一倾向的警惕，反而将其粗鄙、野蛮的一面尽情暴露，我以为主导者一方应该反省一下。
　　我听说这次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效法斯坦福、奥斯汀、香港科技大学等大学，不知为什么没参考一下老北大的做法。北大现在的“改制”，我看有必要把老北大的好制度先恢复起来再说。用人的原则也好，裁人的规矩也罢，那都是不仅早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而且也主体性地进行了消化改造的先进设计。北大其实早有足够好的东西，比如独立的校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感时忧国、常为先锋的精神等等，对中国来说，这是比“世界一流大学”之类更宝贵重要的东西，只是它往往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要遭受不断的摧残和改造，不能发扬光大而已。北大的校园也是一个例子。北大校园是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一塔湖图”是其中的精华，可是自从百周年校庆以来，却被改造得毫无格局。校园改坏了还可以重建，但是精神、传统、风气呢，败坏以后还能再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