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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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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第一位关注环保的经济学家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秦胜军
期数
2004年06期
《读书》二○○四年第一期、第二期分别刊登雷启立先生《坚持一种可能》和王诺先生《“生态整体主义”辩》的文章。两文介绍的均是从生态、环保角度反思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著作。雷文介绍的书的作者是一位中国学者;王文则在自己书中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关注生态的学者的观点做了简介。可见,从一九六二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生态、人类生存环境逐渐成为东西方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东西方学者终于走到一起。不过,两文均没有提及一位最早反思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西方学者,其他类似的著述也常常忽略这位倡导环保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他就是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处于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十九世纪的一位经济学家竟然反对经济的无限增长,反对人们对奢侈豪华的物质生活的追求,这的确令人疑惑。但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他的经历,他的社会理想,也许就不再感到费解。
关注生态环境的经济学家必然热爱环境、热爱大自然。密尔正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密尔对自然的热爱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是父亲詹姆斯·密尔影响的结果。密尔在《自传》中说,父亲不仅亲自教授他各科知识,还在自己很小(七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四处远足旅行,教他学会领略大自然的美(John Stuart Mill,
Autog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6.)。密尔对自然的迷恋在他十四岁游学法国时得到加强,法国南部的自然美景给密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给在异国他乡独自求学的密尔以心灵的慰藉。其次,密尔二十岁时那次“精神危机”的解除有自然力的襄助。密尔从小接受边沁功利主义的教育,他坚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条。但密尔在二十岁时突然怀疑自己的信仰与理想。这部分是他父亲只注重“智性”教育、忽视“情感”培育的结果。此时,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中描述的自然美景和沉醉于美景中的情感唤醒了密尔的生命力,这是密尔从危机中得以渐渐解脱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经历使密尔认识到情感培育在人类幸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大自然在培育情感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密尔对自然的热爱终其一生。在不算长的一生中,他游历过许多地方,英伦三岛的景区自不待言(密尔写了大量的游记),密尔还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法国、意大利、希腊、德国都遍布他的足迹。
密尔对生态的关注和保护、对自然的爱体现在他的具体行动上。密尔的一位传记作家兼密友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记述了几件密尔的轶事,表明密尔对自然真切的爱。其一,密尔曾惟恐下院关于圈地的法律会损害自然景观,会减少风景旅游区的面积。这是密尔改革土地法“五点”主张之一。其二,他曾在一八三六年写文章表明:过多的铁路建设会造成英国乡间风景的大破坏(他父亲也持这样的观点)。另外,一次伦敦市一条街道要拓宽,需砍伐格林公园(Green Park)的一排树。密尔闻讯后,立即介入此事,经过有关方面的斡旋,大树最终得以保存。
不过,密尔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信念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虽简洁却更为有力的体现。
在其几乎影响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四编第六章中,密尔专门论述了一些“著作家们所惧怕和嫌恶”的所谓财富与人口的“静止状态”。密尔说,人们所谓社会的经济进步通常指的是资本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生产技术的改进。前两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经济进步会有终点,“人类工业的水流最终将不可抗拒地汇入表面平静的大海”,他们认为这是个令人不快的、使人沮丧的前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总是把经济上美好的东西同、而且仅仅同进步状态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学家中甚至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密尔说,他则不“以厌恶的心情看待资本和财富的静止状态”。他指出,毫无疑问,如果生产技术进一步得到改良,资本继续增长的话,整个世界的人口,就仍有大大增长的余地。但即使人口增长是无害的,也没有理由再让人口增长。密尔认为,现在,在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口密度都已达到使人类能够从合作与社会交往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限度。即使人人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和衣物供应,人口仍然有可能过分拥挤。接着,密尔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人挤人、人碰人的状态是不好的。孤独,即人能经常一个人独处,是思想深刻和性格沉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美和壮丽,则是使人产生思想和抱负的摇篮,具有思想和抱负不仅对个人是有益的,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他说,一想到世界将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景象,变得一片光秃,每一寸能为人类种粮食的土地将被耕种,每一块长满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将被耕翻,所有野生禽兽都将因与人争食而灭绝,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将在农业改良的名义下被当作野草而予以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就叫人不舒服。密尔的这些预言很不幸地变成了当代的现实。密尔进一步说道,如果仅仅为了使地球能养活更多的而不是更好、更幸福的人口,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将消灭地球给我们以快乐的许多事物,那我则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子孙最好能早一些满足于静止状态,而不要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满足于静止状态(《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
密尔持这样的“异见”的原因还在于,他相信当时的技术已能够使人类免于匮乏,一部分人(如工人阶级)的贫困在于缺乏公平的分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持续增长不过使有事可做的富人变成“无所事事的富人”,穷人则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由此可见,密尔对建立良好的分配制度以使物质财富惠及所有人的强调,也与当代环保主义者对穷国富国间公平分配财富以保护环境有共通之处。
由密尔所引发的保护自然、热爱自然的清风,现在已掀起巨大的绿色潮流。我们希望这潮流有助于遏制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贪欲,使人类对“发展”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一些,使当代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从大自然中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时,能更多地获得精神方面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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