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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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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沪申画廊落成感言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陈嘉映
期数
2004年07期
作品与话语有相通之处,都是让我们看到新东西。你告诉我江边的月圆了,你告诉我那个满口“五讲四美”的长官利色熏心,你让我看到我没看到的东西。有人絮絮叨叨,好说街上太挤、房价太高、他太聪明而世界太愚蠢,he speaks a lot but says nothing,因为他所说的,人人不用他说都看得一清二楚。
话语让我们看到新东西。但作品还不止此。你告诉我的,我没有看到,但若我刚从江边来,我也会看到圆月,若我和那个长官打过交道,我多半也会看到他利色熏心。作品则不然,一件作品让我们看到新鲜的东西,而且,非通过这件作品我们就无法看到。邓肯起舞,你看到人生的热烈和无奈交织在一起,舞姿时急时缓,热烈和无奈却越织越紧。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心中的某种东西,你只在邓肯的舞蹈中看到。所以,人们说,一件真正的作品永远是独特的。
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了平时我们在世界中看不到的东西。作品不是日常世界的延伸,作品展现了世界的另一种景观,非这件作品,这个景观就无从呈现。这是作品无可取代的存在。
二十世纪,作品的涵义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一切都天翻地覆,方方面面都天翻地覆。怎样以偏概全呢?柯瓦雷说:宇宙坍落;荷尔德林说:众神隐遁。
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如果非要找一个时间点,那让我们从伽利略在望远镜中看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开始。在古代,天和地是分开的,地上万物有兴衰生死,天上存在的则是纯精神的事物,谱写出来的是永恒的法则,用我们中国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希腊的宇宙,cosmos,意思就是以天地界分为主轴的万物秩序。但伽利略从他的望远镜里看到,月球、木星,乃至无比遥远的星云,都是一些像地球一样的物质实体,天上的星星和地上万物一样,服从同样的运动规律。不再有一道神力把天和地分开,此柯瓦雷所谓“宇宙坍落”。众神原本高居天界,天界坍落,诸神无所栖居,逐渐隐遁。
艺术和科学从相反的方向勾画出这一转变。物理和化学结合到一起了,宏观天体的演变和微观粒子的互相作用聚成了同一个理论,生理学也进入了分子研究的层次。林林总总的科学门类,正在合成“统一科学”。相反,在艺术领域,新主义层出不穷,新形式目不暇接。单看架上画,单看中国当代的架上画,罗中立和蔡锦之间,方力钧和丁乙之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且不说音乐、电影,且不说装置艺术、行为艺术。
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放在一起是一回事,把里奇腾斯坦(Roy Lichtenstein)、达利、莫里斯·路易斯放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十八世纪,艺术爱好者很可能喜爱当时各家各派的绘画,尽管他会有所偏爱,对各个画家有高低不同的评价。对音乐也是这样。今天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意趣(趣味、taste、Geschmack,我觉得都不好,不如“意趣”)回到了它原来的含义:意趣不仅有高下之分,也有趣向之别。各种意趣不再筑成一个金字塔,仿佛意趣只有高低之别、雅俗之别。品位还在,仍然,有些是高品位的意趣,有些是低品位的意趣,表现主义画家有棒的有差的,超现实主义有雅的有俗的,但我们没有同一把规尺来衡量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不是更像人生吗?仍然有善恶,仍然有高低,但在这个标准化的全球生产机器里,不再有一个标准体系来衡量人性的一切善恶,品格的一切高低。
其实,在其他领域里发生了同样的转变。黑格尔曾是哲学之王,是一切既有哲学思考的归宿,是一切新生哲学思考的标尺。然而,黑格尔始弃世,各种另类思想就丛生于世,把那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抛在一边。与其说尼采、克尔凯郭尔超过了黑格尔,不如说他们扭转了整个局面。哲学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思想的广大疆域里仍然漫步着三五退位的王者,但不再有一个王,不再需要一个王。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但且慢悲叹道术为天下裂。若没有这一裂,就不会有儒墨老庄的百家之盛。
何况,后世之人,也不见得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古典艺术、古典哲学,仍然高高耸立在那里。我认识的艺术家,尽管没有哪个仍在以古典方式创作,但没有一个不极口赞叹古典的辉煌。古典的成就不可逾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艺术只因黔驴技穷,在绝望中花样翻新来欺骗自己和别人。金字塔仍然威严耸立在沙原上,但我们不再建造金字塔,哪怕我们有这个能力。
杜尚成了传奇,但拿他来比拉斐尔这样的古典大师毫无意义,也非杜尚本人之所愿。我们干嘛非要拿“走下楼梯的裸女”去和西斯汀圣母像相比?它们是艺术的不同形态,坐落在不同形态的生活之中。
在我看,物理、伦理和艺术向之聚拢的核心已经爆裂,大爆炸已经发生,我们无可选择地跌入了一个膨胀着的宇宙,一个狂欢或癫狂的世代。物理真理像蛛网一样越织越密,越织越牢,小行星的碎片和SARS病毒,物无巨细,无一能逃脱科学知识之网,统统粘牢在上面。而我们对世界的观感,相反,挣脱开来、迸裂开来、飘浮起来、沉迷进去。现代艺术已经变得面目皆非,艺术圈内的人艺术圈外的人好多都不愿再叫它什么艺术,倒更愿意叫它反艺术;但是有一点似乎没变:艺术家仍然最敏锐地感觉着世界,展现着世界的实际现象:统驭万有的神明已经隐遁,精神要寻觅居所,只还剩人的灵魂,人的纷繁多样的灵魂。艺术不再吁请神明,它直接向个人发出召唤。
艺术类型的多样化和艺术接受的个人化却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困境。科学、艺术、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曾是受教育阶层交往的共同平台。就说科学吧,十六七世纪新科学兴起的时候,多一半科学讨论不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而是在沙龙里进行的。气压计流体的高度取决于外部压力,这样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懂。为了展示大气的压力,盖里克可以在马格德堡向公众展示他的实验,两个半球套在一起,圆球里抽空了空气,十六匹马也拉不开这个圆球。今天,如果不是苦学过十年物理学,你就别想知道粒子对撞机里发生了什么。
科学最早成为专家的事业。的确,科学从一开始就希望把我们从直接的感觉引开,进入客观的世界,一个越来越纯客观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我们不再有所感觉。我们普通人只能通过科学技术的果实知道科学的存在,日常如塑钢门窗、移动电话,不日常如核电站、载人飞船。我们享用科学的成果,但我们不再理解科学。
科学把我们从纷繁的感性世界引开,把繁复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成分,然后用这些简单的成分重新构造世界。人生的意义在分解中失去了,而且也无法通过重构召回——生存的意义无法从粒子的互相作用推论出来。这个重新建构起来的世界由粒子的基本力量统制着,这里,一切都是铁一般的客体,这里没有主体。把主体漂洗干净而专骛客体世界本来就是科学的职责。
然而,艺术也可以这样吗?艺术,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无论前卫的还是好莱坞的,不能不直接诉诸我们的感性。只有可感的,才是有意义的。不仅是诉诸感性,而且是诉诸我们的感性,普通人的感性。科学可以只有科学家才懂,它还可以通过生产和我们联系,艺术却不能成为只有艺术家才懂的东西,艺术所“生产”的,本来就是和我们直接联系着的意义。
创造必然超出既定的规度。创作是一种冒险,从不确定的可能开始。不过,创新不仅仅是发生,创新是劳作,作品创造出来,落在现实之中,落在我们的感性之上。我们的感性是由作品参与塑造的现实,有待作品重新开启的现实。作品先行到未来,在未来与受众见面,让由它本身敞开的心灵来对它进行评判。今天与从前一样,艺术创造不可能只是对传统的盲目反抗,更不会“无论什么都行”。
作品之先行到未来,与进步史观无涉。进步史观中的未来是无论如何都会实现的东西,未来的人们将从什么东西顺应了历史必然性来评判它的优劣长短。创作却不是从铁的必然性推论出作品,它把未来作为一种可能性开放出来。因此,创作是一种冒险,索求牺牲。不过,未来将不在意谁顺应了历史的必然性,未来将依照未来的善恶美丑法度来品评前人的作品。作品由此葆真——管作品所从出的世界已经逝去,作品仍然屹立在那里。善恶美丑永远不是用谁顺应了历史来衡量的,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为艺术潮流将涌向何处来指引自己的创作。我们在未来之中回顾,真诚的失败者就像成功者一样得到纪念。
作品的意义只能由作品本身展现。我们只有站在作品面前,才能了解作品全部丰富的存在。我们厌倦了道听途说地谈论作品,我们期待谁来给我们开辟一个与作品共在的场所。
当代作品五花八门,很容易让我们头晕目眩,良莠莫辨。滥竽充数、浑水摸鱼者自古有之。由于不再具有统一的标准,今天来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会比以往更加容易。贡布里希大概是对的:“文艺复兴时期有差的艺术,但现在差的艺术更多。”不过,现在的艺术不都是差的。由于作品直接和个人的灵魂交涉,我们往往无法判明那是一件于我陌生的作品抑或是一件低劣的作品。作品在那里,我们毫无感觉,甚至感到厌恶,但我们不要轻率加以判断。我们尤其不可以某件作品来概观整个当代艺术。没有哪件作品代表当代艺术。在集体信仰的时代,我们需要集体的艺术,在个人面对自己灵魂的时代,我们渴望与我们的灵魂直接呼应的艺术,骚动的、厚重的、飞扬的、绝望的,与其去指摘与你无缘的,不如虚怀以待那和你呼应的。
就此而言,沪申画廊将在较宽幅度上展现中国的当代艺术,宁不让人期盼!它将有助于消除时人对当代艺术的偏见,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让艺术回到普通人的现实中来。中国一两百年来民生艰难,政治成了当务之急,说到公共空间,说的差不多总是政治空间。但政治不是惟一的公共关切。全球化机器轰轰隆隆转动,我们渴望一角安静的所在,心灵能在那里娓娓交谈,或者,沉默着互相欣赏,又有什么不好?
我是新近从乡下来到上海的移民,尤有理由感激这个画廊的出现。因为长期以来,上海的民间文化实在有点儿萧条。上海雄心勃勃,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文化都市,据说上海政府已经为此做了不少规划。上海人善于规划,在经济规划上也颇为成功。但我对文化规划却心存疑窦。文化或culture,讲的是“化”、“培养”,这和“建设”、“规划”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建设”“文化规划”“文化战略”是近乎自相矛盾的用语。上海在经济上生气勃勃,但在文化领域却远不足与北京相比,余秋雨、陈逸飞、上海宝贝卖得很火,但那还是该算作经济事业的一部分,和文化艺术关系不大。我相信,都市文化的生命来自边缘、来自专精,要是没有边缘的专精的来提供养分,通俗文化慢慢就变成庸俗文化了。还得说北京是文化之都。搞现代艺术的,到北大蹭课的,小酒馆里的大作家,各色人等,雅的俗的,规矩的放浪的,于是就有意思了,有文化了,这些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弱智都知道,艺术、学术、文化上的事情,只有民间能办得好。沪申画廊其所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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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邵东方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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