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慎重对待身体

　　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人埃莱娜·西苏创作了一出戏剧叫《西哈努克亲王忧患而失败的柬埔寨故事》。她是身体写作的倡导者，在其有关女性写作的论文之一《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里，她谈到这个剧本，谈她如何被那遥远的国度里的人民“完全占据”。仅就剧名看来，它似乎与我们所想像的身体写作毫无瓜葛。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些备受关注、争议的文学现象往往被冠以“身体写作”之名，如此称名的理由又常常归结为文本中身体的裸露或者性的活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女性先锋小说到世纪之交的美女写作，再到眼下的情色读物，以及所谓“下半身”诗人团体，莫不如此。考虑到本土女性文学研究，都将身体写作与西苏和伊利格瑞关于女性写作的理论主张相联系，这其中的粘连和差异是值得探讨的。
　　身体写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说，“整个写作史几乎都同理性的历史混淆不清”，贯穿其中的“是那同一种自我爱慕、自我刺激、自鸣得意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因此应该开创一种全新的写作，它出自妇女之手并且面向妇女，首要任务是使女性回到自己的身体，因为女性的身体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写作史上不属于她自己，而是被剥夺了，是“供陈列的神秘怪异或死亡的陌生形象”，女性只有在拥有自己的身体之后，才能“学会讲话”并“夺取讲话的机会”。回到身体是为了唤醒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这只是一个方面；女性写作需要身体，还在于它自身的实体性，“每个人的身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施放其无限的、变化的全部的欲望，而不按照任何模式或标准”，“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阐述的，它必须去感觉，它必须使自身被感觉到”。可见，身体在女性写作中具有多重性，写作者既要正视身体本身，正视女性自我的感觉、激情和潜能，还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对世界的认知，使世界正视女性的存在。因此，在真正的身体写作中，“身体”与“世界”必定是紧密关联的，“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必须高瞻远瞩，而不限于一拳一脚的相互交锋”。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的时候(《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西苏再次强调了身体写作，她说：“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Jouissance)一无所知。我无法去写一个没有躯体，没有快感的男人。”但她又解释了自己何以在戏剧写作中塑造男性形象：因为在性快感的范畴之外，男性和女性是以相同的心灵感受世界，而心灵是没有性别的，“这并不意味着戏剧中的人物们都是些腰以下残缺的造物”。西苏在这里以更具体的方式重申了上面的道理，一方面，写作活动中的身体——有快感的、觉醒的机体——使得女性主体能够摆脱男性中心的话语的控制，并且享受、陶醉于这个充满“狂喜”(类似于性的巅峰体验的愉悦感，即Jouissance)的文本建构，也是女性的自我建构过程；另一方面，性在身体中不是全部，“狂喜”也不只存在于感官体验之中，相反，性只是在激发主体的心灵和激情的时候，在重新发现历史、颠覆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意义。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与真正的身体写作要旨相去多么遥远：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已然脱离了具体语境，她们只是按照这一孤立能指所引发的习惯想像，制造着迎合人的窥视欲的躯体。因此，在这类“身体写作”文本中，除了身体的外观、行止符合并刺激着流行趣味，除了在讲述当下时所显示的生活事件本身的新异，此外其实并没有什么赶得上封建时代男性文人杜撰的市井和肉欲小说。而“下半身写作”，更是干脆将所谓“腰以下残缺的造物”变成了只剩“腰以下生存”的造物。差别还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来显示：当年，另一位身体写作的倡导者露丝·伊利格瑞在发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之后，被拉康所领导的精神分析团体逐出门外，原因是她的思想太激进，政治意味太浓厚；今天呢，写出的身体和身体写手们都受到市场的拥戴，成了消费者目光飨享的盛宴。这情形让人联想到波伏瓦曾经说过的话：“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她是指十九世纪法国女性主义运动兴起时的状况，当时，以女性自由解放之名行个人追名逐利之实，看似离经叛道实则与陈规陋俗、腐败之风沆瀣一气的现象也很常见，包括文学创作中的情色泛滥。我们今天的情景何其相似！也许，无论本土女性文学引不引进“身体写作”这个概念，都不会影响美女作家的弄潮风光。但是，当诸多颓靡滥情之作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身体写作的名义邀宠于市场时，不免令人沮丧：女性主义好比一片广袤大地，气象万千迷障重重，身体写作就是先驱者在探索旅途中插上的路标之一。可是，进入本土语境之后又被利欲操控的身体写作，就好比一块挪位的路标——人们把这块路标掮回了家，变成了值钱的古董。既已物化，就无论是谁都可以占有，于是身体写作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男人的拿手好戏——当美女作家浪潮汹涌的时候，美男作家如箭在弦上也不值得奇怪了。
　　那么，是什么使当初女性主义者寄予厚望、富有社会价值的身体，降格为公众视野中的刻板器官的？当然可以归因于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环境：消费的观念已然如此盛行，各式的享乐和超级享乐在日常生活中触目皆是而又遥不可及，当欲望一再地受到刺激(多亏日益发达的媒介和信息)而无限膨胀，满足欲望的条件又没有适时跟上(无奈人的实际创收能力毕竟有限)时，通达理想的路径就显得格外狭窄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叛逆姿态对抗话语霸权的身体写作转变成吸引眼球、在商品经济时代适者生存的身体写作，对男性中心的颠覆变成对男性窥视欲的迎合，一种性别斗争的方式成了个人推销自我的手段。
　　这样一来，似乎完全否定了本土身体写作。其实，林白、陈染等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些被称为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或身体写作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具备女性写作的自觉和潜能的，虽然当时招来众多非议，却也可以算是实现了写作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与变革”之一。所以，不能笼统地指责先锋女性作家和美女写手，都将作为灵魂居所的身体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这个说法本身潜藏着男性中心的话语模式贬抑女性的历史内涵)，但是，先锋女性作家似乎没有领会到身体在女性写作中的起点性质，反而把它当成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本土身体写作从一开始，就把一个社会性、政治性的身体观念转变为一种个人的身体姿态，把那干预现实的精进作风变成孤芳自赏的个人操守。结果，这种写作活动反倒成了西苏所批判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自我爱慕、自我刺激、自鸣得意”的女性翻版，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是由于对理论的误读造成的。人们看到，那些叛逆的卓尔不群的“身体”，仿佛处在透明的箱子中，箱子随着人的身体而运动，人始终与现实绝缘，她们就这样成了世人眼里的另类，成了供人打探的对象。如果说，当年常常有人越过这些女性文本，把目光投向作者及其私生活，是接受心理的幼稚和病态，那么今天的身体写作，则是写手们在培养和牵引着这样的目光。我们实在不应该让本土女性写作的先驱为当下的“身体”当道负责任，但是看到今天每况愈下的“身体”，又觉得她们实在难辞其咎，因为，即使我们不能强求“身体”承载那么多的社会使命和历史重负，可是，她们在把身体变成“微观政治”的领域时，也把身体变成了仅仅指涉自我的孤立“躯体”，为身体在后来的写作中蜕变为感官种下了祸根。
　　从身体写作理论源头来看，一些原则主张也有诱发歧义的因子。露丝·伊利格瑞曾经设想，女性可以把身体写作当做一种策略，以深入男性话语的内部，按照它所习惯的方式来瓦解它的霸权。她以为至少可以采取这么两种方式：一是主动迎合男性目光、满足男性的欲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取悦男人的方式来“消费男性”；二是通过双重滑稽，即把男权社会规定并强加给女性的形象——常常是夸张可笑的——以更加夸张可笑的方式表达出来，强化它的荒谬。显然，这后一种态度和方式在我们的女性写作中难得一见。而情色读物或许是第一种策略的演练，并且可以算是消费时代新女性的自我实现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本土，有很多人这样做了或者正在这样做着。可惜，不管这种做法有多么明确的目标和强烈的自主性，客观上都助长了男性中心的权威，也会继续培育社会性的物化女性的心态，并且，它也使两性关系重陷二元对立的窠臼。本来，露丝·伊利格瑞对身体写作的如此阐释，是为了促使现存秩序正确认识女人的“女性”、“母性”，也是在激励女性积极行动、改善自身处境。可是正因为她太注重策略，对男性中心的变革就可能变成西苏所说的“一拳一脚的相互交锋”。再者，当倡导者们一致认为，并一再重申女性要从男性话语的遮蔽中浮现出来，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依凭的时候，或许已经使人的注意力集中于身体本身的新异，而遮蔽了它的丰厚涵蕴，这似乎又显示出理论话语的不够策略。
　　因此，还是让我们重温女性主义赋予写作和身体的原初含义及使命：“写作是使我们记住那些曾经战斗的人们的一种方式，那些为拯救人类的食粮、草木、天空，为拯救真实事物的美或曰一切事物的真理——一切不同的美而战斗的人们。”写作还是抵抗邪恶、苦难对人的抹杀和扭曲的方式，像那些走向纳粹的死亡营的女子所写的日记那样，像那些在其他迫害中被迫隐去真实面目的人以诗的方式彼此支持一样等等。而身体，则促使写作者时时面对并慎重处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怎样去写那些不写作的人？”它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因为，除了湮没于男性中心的历史言说中的女性，现实里还有同样众多而又纷繁不一的人需要发现、需要倾听。“进入他人”，西苏说，身体之于写作主体，就像在舞台上塑造人物的演员：“真正的演员是这样一种人，他有着节制的、虚怀若谷的自我，足以使他人能够侵入并占据他自身，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他人保留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