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仍然继续着的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战争史曾是史学界的热中之热，作为“五朵金花”之首，怒放得令人眼晕。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政治需要和动机，在技术层面，也由于在这个领域，阶级分析的工具，比较容易施展拳脚。毋庸讳言，阶级分析观点在考察历史，尤其是农民战争史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作为分析工具，无疑也是犀利的。不过，一旦这种观点成为一种垄断性的话语体系，成为意识形态的帽子，在运用中难免就会变了味道，在具体的历史考察中，往往容易遮蔽了事实的另个方面。比如，洪秀全等人创立的拜上帝会，如果不是他们的客家身份，显然无法在广西的紫荆山区立足，而如果没有当地土客籍之间激烈的斗争，拜上帝会能否迅速演变成一个武装团体，还是疑问。况且，拜上帝会与当地乡团的冲突，带有明显的土客籍纷争的意味，正是由于土籍凭借官府支持使得冲突愈演愈烈，才导致了拜上帝会走向武装反抗清朝政府的叛乱。但是土客籍问题却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被有意忽视，人们看到的，多是地主和农民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连石达开、韦昌辉这样进入起义领导核心的客家乡绅，也一律被视为“受到排挤的一部分地主阶级成员”，“混入革命队伍”之后，也属于“阶级异己分子”，所以在天京事变中有不良的表现。又比如，苏维埃时期，江西苏区的土客籍问题相当突出，屡次出现在毛泽东以及红四军前委和后来的苏区中央局的视野里，井冈山根据地军队以客籍为主，地方党则土籍占统治地位，地方党主导的分田地对客籍农民不利，客籍农民就在军队的支持下再次重分，而土籍农民则在地方党的默许下集体瞒田不报，双方的冲突最后白热化，地方党乘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际，居然利用外来的彭德怀部队，以武力消灭了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大有功劳的客家领袖王佐和袁文才。显然，在有关苏维埃时期的中共党史和现代史研究中，这个问题也被忽略了。
　　刘平先生的著作《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二○○三年版)，考察的虽然是晚清广东土客大械斗的事件，但却为我们重新审视近代农民战争(包括红色农民战争)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在动乱非常时期，如何理解农民群体之间的纷争，以及这种纷争对农民战争走向的影响。
　　其实，何为土籍，何为客家，本是个学术界乃至海外侨界缠讼不已的问题。在南方具体的区域内，谁是客家，谁是土籍可能是清楚的，往往越是对立严重，壁垒分明的地方，土客界限就越是分明，但从族群的历史渊源上考察，则往往不会如此泾渭分明。土籍不过是先到了些日子，而客家则是后来者，其先后的界限往往不可能很清晰。土客籍的风习语言上的不同，其实往往是先有了族别的分立乃至冲突，然后才逐渐明朗化的。诚然，由于地域的分隔，跟原住民在文化和种族上的融合程度不一，土客籍之间在语言风俗乃至人体特征上是有点差异的，不过这种差异基本是文化上，而文化差异则主要是由于分隔对立的产物。对立局势形成之后，双方都需要某种文化标识，以示区别。
　　从本质上讲，土客冲突应该是族群之间实际利益的冲突。在经济上，先来的人占据了最好的位置，膏腴之地，而后来的人则只能在次等位置，贫瘠之地。在政治上，也是先来的处于中心，后来的处于边缘。这种资源占有上的主客地位，显然不可能是恒定的，一旦后来的客家通过其他变数和机缘，实力提升，后来者要求对资源重新分配，或者重新制定分配规则，双方之间的纷争乃至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刘平书中所提到的土客籍的学额之争(即生员，俗称秀才的名额分配)，客家要求落籍考试，在学额分配占一席之地，而土籍人则竭力阻挠，背后的意义是政治资源的争夺，大家争的实际上是各自绅士的数量，以及各自族群在官场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最后都会折合为具体的利益。此外，不仅田土，水源、山林之争属于经济纷争，就是坟山之争，实际上也可以化约为利益争夺，对于南方人而言，风水坟山的讲究从来都是持续不衰的风习，在过去的年月更是如此，已经把古人慎终追远的祭祖习俗，变成了某种宗教性的强固崇拜和借风水牟利动机的畸形结合，背井离乡迁徙南方的客家人，当然更热衷于通过祖先坟山风水的灵气，实现自身以及后代的发达，从而一举改变命运。在这里，坟山风水宝地之争，实际上具有牟取更大的长远利益的风险投资性质，风险固然有，但在这些争山的人的眼里，如果得逞，则可以获取无穷的未来收益。这种今人看起来好像无谓的非理性的争斗，在当时人那里却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从风水抉择的角度，客家的二次甚至多次葬，跟江浙一带的厝葬风俗本质上是一样的(死了人以后，其家族地位越是高，就越暂时寄放起来不下葬，非等到找到“好穴”而后已)，谈不上特别的怪异。
　　不过，说起来似乎有点奇怪，明白的利益之争，但在当事人那里，却更像是为因语言风俗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纷争，正如刘平书中所述，当时人居然有将土客之间的械斗称为“分声械斗”，即因言语的不通导致的械斗，所谓“彼此语言格，易失感情”所致。土籍人称客家话“南蛮舌”、“入耳嘈嘈”，认为客家“黠悍难驯”，“礼义罔知”，甚至认为客家人是异族，就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与獠(均为蔑称)，认为客就是的讹音，甚至在客家的“客”字上加上犬字旁。好像真的是因为讨厌和嫌恶对方的风俗习惯，才会大动干的。无独有偶，我发现其实在晚清民间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打教活动中，国人对西方人文化意义上的抨击，跟土籍人攻击客家人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洋人“半人半畜”，“猴形番兽”，说话“舌出音而笙簧若鸟”。看来，国人对于外来人的攻击，大体上是一个套路，总是先将之在文化上判定为异类，为非人，然后再开打动武，文战的声势为后来的武战制造理由，让大家打起来可以没有顾虑，放开手脚大干，一方面是整合内部，提高士气，一方面是制造舆论，争取奥援，归根结底是为自己的行动制造合法性依据。
　　其实，这种族群之间的文化性嫌恶甚至憎恶，往往是先有了矛盾和冲突，然后才连带着对方的一切表现都变得可恶，冲突越是激烈，可恶的程度就越高。当外来人进入的时候，在一般情况下，当地人首先是会对他们跟自己相异的穿戴举止表示好奇，而不是嫌恶，好奇之余，才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对人家做出有几分蔑视的判定，但仍然谈不上嫌恶。只要外来人跟自己人没有过节，没有妨害自己，国人倒是还有点容人之量(中国文化的融合能力强，往往体现在这些地方)。彼此相安无事的时候，别说土客之间这种一个民族内部的风俗文化差异，不至于因异而生忿，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也很少真的因风习的不同而动刀兵。
　　在晚清的民教冲突中(教民和非教民)，如果不是官方特别的安排，往往都是先有了利益上冲突，然后再找文化上的茬说事。这期间，乡绅们的文化和政治的权威受到挑战，以及具体的乡社利益受到侵蚀(从归还原来教会的房产，一般性的经济纠纷，以及乡社演戏，教民可以借口不拜偶像而不出戏份等等不一而足)，是冲突的关键性因素。民教冲突也往往找文化上嫌恶作为借口，而将真实的冲突原因隐藏起来，无论是打教的动员性揭帖，还是事后当事人法庭上的辩解，莫不如是。而且，跟刘平所说的咸同间的土客大械斗一样，双方大规模的冲突往往需要有外部动乱的大环境，特别是某些特别的动乱事件来诱发。如果没有广东大规模的洪兵(红巾军)起义，土客械斗显然不可能发展成跨县规模，同样，如果没有甲午战后，特别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特别紧张的关系和动乱的环境，以反教为主要目标之一的义和团运动也起不来。当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仇杀传染开来之后，有些平时双方并无仇怨的地区也同样被波及，我们在义和团运动过后，教会编辑的有关教民死难情况的《拳时教友致命》中可以发现，一些无赖只是觉得现在杀人可以不偿命，就杀开了头，然后逐渐整个地区都卷了进去，杀戒一开，仇怨立生，原来彼此文化上的差异，都成了杀人的借口，双方越杀，仇怨越深。
　　从本质上讲，晚清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只是外国教会势力进入后，形成的外来族群(教民)和本土部分民众之间的冲突，跟刘平所述的土客大械斗有差不多的意思。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和考察晚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时，要充分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不能以一概全。具体的史料告诉我们，即使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阶级之间的搏杀，也往往伴随着地域或者族群的冲突，同属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人们，在对立冲突的时候，同样是血腥和残酷的，不同阶层的人们有时的团结一致，也可能相当的牢固。我们可以看到，当土客械斗的时候，当事双方族群内部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高度一致；也可以看到，不同族群之间一些穷人对同样的穷人如何痛下杀手。其实义和团运动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高层的顽固派大臣跟拳民的团结一致，更可以看到穷苦农民只因为信教，如何被他们的同类剁成肉泥。同样，那种将中国革命看成贫苦农民被土地革命唤醒，从而群起响应，导致革命成功的看法，事实上也是将本来复杂的历史想像得过于天真了。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南方(粤、赣、湘、闽等地)土客矛盾较为突出，械斗不断，但实际上并不是土籍内部或者客家内部就没有矛盾冲突和械斗，甚至可以说，我们几乎不能用“土籍内部”或者“客家内部”这样的词，因为无论土客，事实上都不能说是一个统一的族群。凡是有族群之别的地方，无论大小，都可能有冲突甚至械斗，地域之间有械斗，族群之间有械斗，宗族之间更容易有械斗，从古至今，纷争和械斗从来没有断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大范围的所谓同类(比如土籍和客家)跟另一系统的人群冲突时，范围内的冲突往往会被人们有意识地遮蔽，比如土籍内部和客家内部不同地域和族群间的械斗很自然地会被忽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跨县规模的土客大械斗，其实，属于不同族群的客家，只有在离开当地，进入另一个环境里再相遇的时候，才会表现出真正的认同和亲和，在当地的时候，他们彼此同样是陌生甚至是可以出现敌对情绪的，土籍自然也不例外。
　　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限于南方。尽管我们说可能由于南方的多山地带，交通的不便，信息沟通较难，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比较容易被文化的差异所强化，械斗容易发生，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事情北方的平原上就没有。北方村庄之间，宗族之间，教门和帮会之间，冲突一直是有的，当政府控制力减弱(北方农村政府的控制程度一向高于南方山区)，大规模动乱到来之际，一样会演化成大规模的械斗。黑龙江的北大荒地区是个晚近才形成规模的移民区，但也有较早的移民(山东、河北移民)和后来的农垦移民的分别，据我亲眼所见，双方即使在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仍然时有冲突乃至械斗发生，在“文革”后期特别严重。我所在农场(当时叫团)一次和当地县里在林木的砍伐争斗中，双方都出动了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地方上拉来了几个民兵连，我们出动了武装营，两边都架起了机枪，如果不是双方的上级及时动用军队制止，还真不知道要死伤多少人。值得一提的是，在双方冲突平息后，我们农场内部各个连队，为了争抢地方人员留下的树木，竟然打了起来，造成数人重伤，但是这场械斗，却在当事人的记忆中被淡化了，以至于非现场看到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回事。
　　械斗，本质上是社会缺乏秩序(无论是法制还是礼制)的产物，也是资源匮乏的产物。当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方便地获取资源的时候(货畅其流)，当强力获取资源的成本大大超过人们所乐意承受的程度的时候，当社会秩序化程度足够高的时候，械斗就自然止息了。只是，现在械斗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历史上，尤其是历史上的变乱年代，族群和地域纷争和械斗更是扮演了一个历史言说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