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为中华词苑保存一代文献

　　继朱彝尊《词综》、丁绍仪《清词综补》(原名《国朝词综补》)之后，另一部以“词综”为系列的大型词总集《当代词综》，最近出版。
　　此编精装四册，全编凡六卷，汇辑词作者三百余家，词作品三千余首。三百词家，包括王允皙、廖恩焘、沈轶刘、张伯驹、夏承焘、俞平伯、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丁宁、陈家庆、缪钺、吕贞白、宛敏灏、吴世昌、钱仲联、沈祖、万云骏、何之硕、吴则虞、黄墨谷、茅于美、张珍怀、王筱婧、怀霜等。港台地区及海外的赵尊岳、梁实秋、李祁、饶宗颐、琦君、罗慷烈、阚家、叶嘉莹等，作品也均采入编中。此外，若干长期退居乡里的无名词人，其佳作亦网罗在内。卷首附有夏敬观、徐行恭、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梁实秋、李祁、饶宗颐等人手迹，并有凡例及前言，卷末则有后记。编纂者首先正名，树立标准，设立体例，列述百年词之发展历史及未来展望，然后编排作品，其目标明确，体制完备，是一部极具文献价值的词总集。
　　至此，三部词总集——《词综》《清词综补》及《当代词综》，共同构成了由唐、宋至明、清，以至当代词作品的一个完整系列。按照凡例所说，此编之以“当代”名集，除了标榜其为词总集之系列，还为着突出“今天”。编纂者认为：这是真正今天意义上的当代。其名义之确立，主要依据作者创作活动及词业建树之所属年代，看其是否在一般意义上的当代社会中生活。时下确立的“近代”、“现代”、“当代”云者，其依据是历史上若干重大政治事件，而此编之所依据，曰创作活动，曰词业建树，则皆为文学之所有。其对于百年词历史的认识以及有关作者的评价和定位，进行的是文学自身的思考，这是一种观念以及识见的体现。
　　卷首所附的一篇具探讨性的前言《百年词通论》当中，编纂者通过三个时期的划分，对于百年词进行了宏观的展示：
　　一、清末至民国初期；二、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三、新中国诞生至开放、改革新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旧交替的时期。《前言》称此为转折时期。一方面，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以及文廷式，将经过浙、常二派所开创的词的复兴事业，推至高峰；另一方面，王国维《人间词话》及《人间词》之首现词坛，预示出一种崭新的发展前景。但这一时期的词创作，内容形式仍然守旧，四大词人及文廷式，仍然占居领导地位。
　　第二个时期，是重要创造时期。由新诗(白话诗)开始，中国诗坛发生了巨大变化，千年词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前言》将大约四十年间的词作者，划分为三派：解放派、尊体派及旧瓶新酒派。解放派首领胡适首倡以白话入词，突破词之固有框架，但应和者寥寥无几。尊体派队伍庞大，以谭祖任、汪曾武、朱祖谋、夏敬观、叶恭绰、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等人为首的大批词家，集结词社、创办词刊、编修词集，基本上是此一时期的一支主力军。以毛泽东、陈毅等为代表的旧瓶新酒派，则融会前两派之特长，尝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新思想，对于以后数十年的词业活动，影响甚为深远。
　　第三个时期，属于新的创造时期。半个世纪以来，几经周折，道路殊不平坦。《前言》认为，这一时期的词业建设，除了词学校勘、词学论著以及创作以外，还有两个转变值得称叙。其一为对于词体的认识，逐渐由外部转向内部；其二为词的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至此，词坛的繁荣局面业已形成。
　　在这三个时期中，词的发展逐步推进。前言对发展过程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华词业，经过三个时期的演变、发展，从复旧到革新，从革新到复旧，循环往复，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当代词，即百年词。并指出与千年词相比，百年词的成分是较为复杂的，在它身上，复旧与革新，永远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编纂者遂以作者生年为序，将全编分为六卷。在这个基础上，再依三百位作者之创作活动及词业建树，将其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一八九五年以前出生作者，属于承先启后的一代；第二代，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间出生作者，乃词坛中坚力量；第三代，一九一二年以后出生作者，为后起之秀(第四代暂未成其为一代，附列于第三代之后)。
　　编纂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代、第三代，并于第二代中，推举出十名作者，为当代十大词人。十名作者分别是：徐行恭、沈轶刘、张伯驹、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李祁、丁宁、沈祖。编纂者在编中对他们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以为一代典型。此编采辑，严守法度。其抉择标准，始终如一。据《前言》所述，其标准共有三条：第一，必须符合格律，不违背词的特殊格式规定和特殊组合方法；第二，必须言之有物，既提倡表现大题材、展示大场面的作品，也欢迎抒写个人情志的性灵之作；第三，必须有意境，具有词的特殊韵味。
　　编纂者以专门家主理选政，体现了本身对于专业的认真与坚持。个人的把握，可见其治学之严谨。编纂者于三条标准以外，还有参考意见。(一)不得违反词调在形式格律上的特殊规定；(二)字声安排及韵叶(协)允许通变，但不可超出一定限度。例如：《西江月》上下归韵处宜用去声；《八声甘州》诸领格字宜用去声，结尾倒数第二个四字句为“一二一”句式，中间二字为连语词；《贺新郎》上下片居中一个七字句(第六句)必须是“三四”句式并单独用韵，上下结宜用“平仄仄，仄平仄”句式。又例如，词中“一四”、“三四”等特殊句式，不宜改作一般律式句等等。可见，在搜集作品的过程中，编纂者颇为注重解读与评判，并注重入选作品的规范化。这当是此编所具文献价值之一重要保证。
　　此编作品之入选，并非依据姓氏笔画排列，而是按年齿，按词调长短进行排列的。编纂者并依照谱书规定进行标点，对于个别字声替代或邻韵相借的情况，均一一注明。
　　采录作品之外，编纂者更为每位作者编写了小传(有的还附有集评)，介绍了作者的治词经历、师承关系以及词学观点、词作风格等情况，为读者读词、品词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最直接的参考。
　　中华诗词在当代饱历艰险，可谓死而复生。近年有关诗词作品之各种出版物，多不胜数。但较为严肃的选本、读本，却甚难得。《当代词综》历时五载，始毕其功。之后，又在出版社整整搁置了十四年。现时问世，对于诗词界之未来发展以及当前之开拓进取，相信能够发挥效用。
　　(《当代词综》(全四册)，施议对编纂，海峡文艺出版社二○○二年九月第一版，1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