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传统与现代诗

　　近来看到一些厚古薄今之说，用古人来贬责今天的诗歌，当然主要是贬责今天的诗人没有用心考究古代文学传统，汲取其中的营养，而且认为古人就是比今人了不起。这些话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今天的确有不少诗人不那么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但是，我仍然认为有些论述把某些现象绝对化了；这种绝对之处在于用没有变化的文学观点来看待当代诗歌的发展，没有厘清文学的发生、发展都是与历史的进程相关的，我们今天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样态，自有今天人们对其作用的要求，亦有今天的诗学认识贯穿其中。不考虑到这些情况，一味地为文学找永恒的标准，并将之教条化，要让人信服，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作为当代诗人，我亦与同行谈论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古典诗歌的历史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也喜欢陶渊明、三曹、谢灵运、王维、李杜、苏黄这些诗歌史上的大诗人，对他们在人格、诗品上所代表的古典诗歌的最伟大的基本范式亦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对他们的热爱是一回事，我们自己的写作则是另一回事。在理解文学的历史意义，把它们看作我们的传统的同时，作为当代诗人还应该看到：今天正在进行的写作应该具有的独立意义，它在与历史发生联系的同时还应该确立自己发展的特异之点。这些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是确立自身文学意义和价值的保证。如果不这样，就谈不上写作的现实意义。中国诗歌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时期，为什么至宋还有一些可谈之人，越是到后来，至元至明至清，所谓真正一流的诗歌就没有再出现了呢？虽然我们还可以找出像元好问、吴梅村这样的也可以说不错的诗人。
　　实际上关于这样的问题也可以从陈三立、柳亚子等人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上找到答案。虽然他们仍然写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认为他们的写作偏离于二十世纪的文学的总体进程之外，并非不能成立。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主流人物，文学史如果关注他们，也只是作为个案看待。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其实十分明了，即他们所使用的文学形式与文化的历史进程的关系并不吻合。而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总是与现实的要求相关的。文学实际上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这种认识包含了对语言的美学定义。从汉到魏、从魏到晋，中国诗歌的变化总是与人们对文化的认识相关，在那种表面上是语言风格的变迁中，隐含的却是社会发展的全面兴替。正是由这种兴替带来了对于文学本身的美学认识。很多时候，好像出现了向不那么好的方向的变化，失去的是所谓的好的方面，但实际上那是合理的。因为它所呈现的是与历史的一致性。
　　变化的时代需要与之相应的陈述。虽然我们仍然无法彻底抛弃过去对于诗歌要素的一般定义，但是，在对一般定义的认识中，却可能发展出与过去的解释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观点看待古人对诗歌的认识，在承认其合理性的一面时，必然也会感到它们的不足。以黄彻《巩溪诗话》中谈论杜甫的部分为例，在对杜甫诗歌的肯定中，它所采用的方法尽管能够让人体会到杜甫对语言的支配力，体会到杜甫对诗歌历史的运用的合理与独具匠心，但是，其解读的局限性对杜甫诗歌在更大意义上的认识是有限制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像《巩溪诗话》那样对诗歌的阅读已全然没有意思，但如果我们要说出对杜甫诗歌的理解，结果已经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在于对诗歌的认识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在今天的文化框架中，要是看不到这种不同已经包含了与我们身处的时代相关的诗歌意识，也就不会看到今天的诗歌已非过去的诗歌。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诗歌的理解与认识。发生在我们内心里的对诗歌的认识实际上是与对世界的认识相关联的。过去，我们总是在理解与认识这一问题的性质时将之看作单纯的诗歌体式变更，却很少看到在体式变更的后面支撑它的东西。其实现代诗歌的产生，以及随之出现的对诗歌功能、形式的要求，其内里隐含的是人们对文化发展的“现代性”愿望。只要看看当年胡适、陈独秀们在谈论对文化变革的理解的观点就十分清楚了，那是来自于认识论的，包括对民族文化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等多方面的理解而生成的对文学变化的要求。因此，如果单纯地仅仅以诗歌的标准来要求现代诗歌，很显然是不充分的。发生在现代诗歌里的一切问题，都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诗歌美学问题，而应该看到这中间存在着人们对文明的意义的不同认识。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诗学的观念意图包含在更大的文化价值认定中，是文化总体变革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单纯地以诗歌的美学标准来要求现代诗歌的做法，就过于简单了。
　　必须指出的是：一些人在说到中国当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时，仅仅将当代诗歌与古典传统放在一个静态的框架结构中进行比较，而没有看到在两种已经不可能静态比较的文学样态中所包含的并非仅由美学认识所能涵盖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当想要以古典诗歌的审美要求、诗歌标准要求当代诗歌时，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位的评价，也必然导致很难理解现在的诗人在诗歌中呈现出来的美学趋向与道德、伦理观。如果认识问题的基点都是错误的，结论怎么能有意义？在今天，任何人想要谈论当代诗歌，如果还是单纯地站在过去的立场上，要想真正地理解当代诗歌的意义，在我看来必须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看清问题的路径。因此，我们在面对今天的诗歌时，不能只是以简单的、朴素的态度对待它，而应该从更广更宽的层面上去认识，尤其应该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当代诗歌的评价问题的确需要人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把社会变化的各种因素考虑进去。当代诗歌的生成，以范围缩小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例，那些出现在写作中的各种观念，譬如对诗歌“精神性”的理解，以及对“叙事性”、“个人写作”的强调，如果仅仅是站在具体诗学的角度看，要想了解它们的意义与合理性，甚至如有人所说的“合法性”，要得出准确而有见地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是站在支持的立场上来谈论，最终得到的结果也会过于简单。就像不少人谈到“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时，总是从利益纷争的角度下结论，而没有看到里面存在着的、并非单纯的对诗歌写作方式的不同理解，更深一层的还在于其中体现出来的对现代社会中人与诗歌的关系，诗歌与人的责任的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认识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说它已使当代诗歌创造出了伟大作品，而在于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造成当代诗歌与传统的分离的因素并非是人为的，由当代人的妄自尊大而产生的，而是来自于整体的文明进程提供出来的客观景象。很多时候，尽管庞大的文明传统仍然左右着后来者对事物的认识，但真正产生对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的，却很可能与现实的处境有关系。这种关系不单单改变着人们称之为民族文化的走向，还以另外的方式使得人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并不是谁在有意放弃传统，仅仅以标新立异来呈现自己，而是文明的进程促成了这样的结果。正视这样的现实才是真正地具有历史主义意味的态度。今天的不少写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对传统的放弃，那么这一放弃也是具有历史意识的，是一种建立在历史主义态度下的对诗歌的新理解。
　　人们当然可以说理解有问题，但批评必须建立在分析上面。不问青红皂白就下结论的做法不是科学地理性地认识事物的精神，而是把自己放在了“政治正确”的道德裁判员的位置上。问题是谁又具备道德裁判员的资格？当代诗歌的生成肯定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的复杂来自多方面：也许来自于没有更全面的理解与传统的关系；也许是没有找到能够最好地表述当代生活的道德切入点；也许是在寻找写作的新可能性时偏差地理解了语言形式的载量值；甚至也许是写作者的知识构成有缺陷，才华与抱负不成比例。但对这一切，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是什么使它们成为问题，怎样在具体的写作中显现，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以及与传统在绝对意义上的冲突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力量，而非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反对的话就行了的。那能够解决问题吗？
　　因此，我更愿意探究的是：写作上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在诗学意义上的显相。实际上今天差异如此明显的诗歌，对它们评价的各执一词最终反映的只能是基于对“现代性”理解后的对诗学观念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具体的写作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而在于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基于什么理由做出选择。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辨识清楚，我们才会最终获得对不同的诗歌的合理性的认识，在评价上才可能说出站得住脚的观点。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到当代诗歌批评是在隔靴搔痒，到不了点子上？问题正在于它们的关注总是停留在简单的现象上，总是纠缠于以什么语言方式写了什么，而很少问为什么写了什么。其实，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哪怕是那些最强调写作的“纯粹性”的人，把自己的写作建立在所谓意义的回避上的人，他们的写作反映出来的仍然是“写作的意识形态”。
　　的确，想深入地理解当代诗歌写作并从中找出它的得失所在，就不能仅仅从它的所谓的内部去寻找，而是应该从它是否真正地契合了“现代性”入手，从更大的文化发展框架中去看待它。只有当我们寻找到了构成当代诗歌样态的原初动机，看到了它的背景时，才会理解写作的有效性是不是成立。对具体写作的批判才会显示出说服力。说服是重要的。它意味的是，在对当代诗歌的评价中不是采用简单的、不变的尺度去衡量，而是将之放在具体语境中辨析。这是一种需要。不能总是用历史要求现实；虽然现实的合理性相对于历史永远是一个问题。对于发展着的人类文化来说，历史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基点而不是尺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用传统来要求今天的诗歌写作，看不到别人选择的写作形式的合理性的人，只能被看作是狭隘的人。
　　反对狭隘从来不是不重要的事情。应该看到：不管我们对传统与现代诗的关系做出何等重要的强调，都应该考虑到今天的发展的角度。虽然可以站在另一个角度说：诗歌是关于人的记忆的，正是在对人类的记忆的反复探究中，发展才成为可能，新才变得真实。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但记忆是寻找，是发现，而不是返回。不能看到这中间存在着的复杂的关系，不能确切地理解到诗歌面对过去，并非单单起着记录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看到在记忆的要求下，实际存在着的对未来的瞩望。这才是诗歌意义的关键。如果我们还要谈发展，谈创造，就必须把握住：面对着当代诗歌写作，更应该看到的不是它怎样离开了传统，而是它以什么方式寻找到离开传统的理由，以及它在与现实的对话中，怎样寻找到自己的契合点。也就是说：它怎样进入了现实，并与之发生了真正利益相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