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类和他的神祇

　　据说，海啸发生之前，大部分动物已经本能地测知并纷纷逃走。当三十英尺高的海浪卷到岸边，许多人从没见过这么雄伟华丽的浪涛，竟好奇地奔向沙滩观赏。我们的斯里兰卡司机说，灾难发生时，人类只是让情况更加恶化。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我们曾计划搭乘火车前往斯里兰卡南方的海边城镇高乐。这列火车天天七点从首都科伦坡出发，紧贴着蔚蓝海岸线奔驰，每每到了涨潮时分，慵懒的海水爬过海岸线，淹漫火车急驰的轨道，整列火车就像在水面上行驶。在旅客的度假心绪里简直浪漫不过。临时发懒，我们决定改租汽车走公路。一念之间。那列火车后来被海浪卷出了轨道，于海水中翻覆，火车上近千名乘客无一生还。
　　十点多，快到高乐，一波波人潮如同战争难民般张皇失措朝我们的方向涌来。我们仍继续往前。直到一名警察拦下我们，因为前方的桥梁已断。车辆，人群，乱成一团。没有人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只知道要逃。
　　汽车只得离开海边，开始沿着山路蜿蜒爬升。电话通讯全断，交通工具短缺，世界又回到了网络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年代，徒步的人们携家带眷，身无细软，满脸仓皇，如同夏日搬运食物的蚂蚁紧密地连成长串蠕动，狼狈地寻找新的海岸线。旧的海岸线随着他们匆忙抛至身后的家早已了无踪迹。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七百年才发生一次的大海啸，也不知道海啸嚣张地吞噬了印度洋的所有海岸线，在短短时间内席卷了至少二十万人的性命，失踪人口最终竟是无从统计。海啸从印度尼西亚地震的震央出发，一路乘风破浪，航经泰国、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直到东非海岸另一块大陆挡住它的去路。
　　即使在那么戏剧化的庞大时空里，几十万人的性命全部黏在一起，一个个体其实还只是困在他小小的生存意识里。身处于当时情境，人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你甚至不清楚自己还活着是那么千钧一发的幸运。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愚蠢决定，几秒钟内发生的一丁杂念，向左走向右走的莫名冲动；早一点晚一点的分秒差距，决定一个人是否还能喝到隔日早餐桌上的咖啡。
　　生命的去留，真正没有一点道理。
　　这些思考，都是事后才会随着旭日的光线一点点慢慢显现。当下，卑微的人类浑然不觉自己正与死神擦身而过。
　　随着海拔的陡升，山的另一边，便是著名的“猛虎组织”活动区。斯里兰卡的移民来自邻近的印度大陆，其中，僧伽罗人来自印度的西部，信奉佛教，操僧伽罗语，成为岛屿最早的统治者和最大族群。弱势族群泰米尔人使用泰米尔语，来自印度东南的泰米尔省，信奉印度教。一九九一年，猛虎组织为了争取独立，远渡重洋，刺杀了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两年后，在科伦坡街上的国庆游行活动中，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再死于猛虎组织的自杀炸弹。虽然猛虎组织决定与当前政府和解，进入国会运作，但二○○四年他们不满意所获得的国会席位配额，维持不过两年的和平再次危危欲坠。海啸发生后，过了好几天，外界才能进入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帮助抢救。斯里兰卡的电视台不断呼吁人们暂时放弃歧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向自己信奉的神祷告，携手渡过海啸的悲痛。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感情召唤，却引来对政治企图的怀疑。究竟是政府在借机大作政治宣传？或猛虎组织的狭隘心态让他们不愿顾全大局？在经历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之后，面积不过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斯里兰卡总之仍分裂地躺在印度洋上。
　　晚间，在电视画面上找不到我们原本要投宿的旅馆。高乐，类似台湾淡水红毛城的历史古城，连着其他海边城市一齐卷入海洋。孩童尸骸，残破屋梁，翻转车辆，混着树木、家具、电视机、佛像，默默无语地曝晒于隔日依旧起早的艳阳下，很快发臭，腐败，不复昨日的光鲜娇嫩。
　　同时，蓊郁娴静的山区里，云雾像条轻灵的白龙弯曲着身躯，静静栖息于布满茶园的墨绿山脉的腰间，朴拙的民舍隐藏在白龙的腹部之下。当白龙轻轻呼吸，湿润的空气随即扑面而来。蓝色天空不是散发咄咄逼人的亮泽而是质地温柔的光蕴。锡兰的古老茶园一如往常。海边的骚动似乎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与这块岛屿毫无关系。手里捧着汤色纯净的红茶，嘴里嚼着温热的英式三明治，身边环绕着干净茂密的茶树，劫数也好，天谴也好，尸臭也好，都只是发生在电视画面里。人与自然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平衡点。
　　但，即使是周围的沉默茶树也不是天然的产物。他们不是上帝亲手栽种的。那是人类殖民历史的痕迹。一七九六年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对岛屿的欲望改变了她的自然风景。在沿海丘陵地，他们种植肉桂和椰子，后来由橡胶树取代；中央山地留给了咖啡和茶叶。为了运输这些农产品，英国人在全岛各地架设铁路、开铺公路，随着交通发达，城镇矗起，贸易兴盛，商品种类与数量日益繁多。或许历史会见证，这个曾经在不同时期被不同殖民者喊过不同名字的岛屿就在此时进入了现代。因为，现代的象征即是工业革命，由铁路造成流动，由机器造成量产。
　　一场世纪海啸，几百年来精心打造的现代世界在几分钟内摧毁。现代，终究只是人类对自身生活环境一场徒劳无功的战斗？
　　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然，每当灾难发生，人类便不由自主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而“我”又该怎么办。一七五五年，里斯本发生大地震，几千人丧命，全欧洲震撼，他们问，若上帝真的慈悲，所创造的世界果真美好，怎么会让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的子民身上。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德国年轻人叫康德，有感而发，连续写了三篇论文。在法国，伏尔泰与卢梭打起笔战。年仅六岁的歌德头一次感受怀疑与意识的存在。一场地震，震碎了当时欧洲的文明立基，引发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代表了人类愿意自己负起思考责任的勇气，和形塑自我生命形态的强烈意愿。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开端。之后的人类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发现、理解并进而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了神。只有自己。我们自顾自地创造了蒸汽机、摩天大楼、汽车、航天飞机、计算机、冷气机、手提电话。我们住在离地八十米高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喝着远方河流经过处理的水，坐在钢铁打造的交通工具里一日跑万里，睡在人造纤维床垫上，吞咽化学调配的高维他命丸，穿上机器缝制出来的百万件制品的其中一件。机械帮助我们超越了人类极限，满足我们日趋精密的生活机能。
　　公元五世纪时，刚刚父篡位的斯里兰卡国王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块平地突起的巨岩。方方整整，硕大高伟，经过人工切割似的岩块有着居高临下的天然优势，像颗上帝的骰子，被丢在印度洋上这块岛屿的中央。害怕因自己滔天罪行而遭受报复的国王喜出望外，立刻叫人在岩顶建立豪华宫殿。岩顶寸草不生，于是人们沿着岩壁凿出连串小洞当作台阶，绳索从顶上抛下用来运输物资，宫廷里的食物饮水都用人工方式运送上来。在这么精巧设计的生活机制下，国王才终于稍微觉得自己的性命受到保护。每天，他站在他的寝宫，他的领地清清楚楚像幅地图摊平在他的脚下，谁在耕田，谁在打鱼，谁在赶车，他尽收眼底。谁想要叛变，谁在收兵买马，谁意图攻打宫廷，老远，他就能见到他们黄尘滚滚的身影，及早准备，等着叛兵自投罗网。
　　人类为了生存的周密思虑，终究抵不住历史的荒凉。如今的锡吉里耶只剩下光秃秃的陡峭岩壁，依然从苍绿林木中孤绝地探出头来，傲然邈视这块岛屿。岩顶的王宫遗下逐渐没入泥土的房屋地基和因此滋养茁壮的几株矮树，供后人想像当年旖旎的宫廷风光，那些绮丽的雕梁、讲究的家具、奢华的刺绣、美妙的饮食、细致的衣饰，不过换来头顶乌鸦几声冷笑。
　　即使如此荒芜，山下，一池接着一池的翠绿塘水既是美丽的花园景致又具实际的蓄水功能，在夕照之际还是熠熠闪着人类文明的光辉。人类，毕竟是灵巧的生物。我们依靠自然，同时，驯服自然；有时候，像这位斯里兰卡国王，我们自以为创造了自然。
　　对一个人来说，所谓自然，不仅仅是生长在他周围环境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及气温天候，还包括他所熟悉的人工环境。他从小一遍又一遍走过的街道，他每天都要喝上一杯的家常饮料，他经常听见、有时也从他嘴里吐出的老生常谈，他必须不断重复才能得到社会长辈赞同的仪式习俗，他观察习来的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这一切一切存在于他生活环境里的点点滴滴，对他来说，都是自然。通过创造自然，不自然的自然逐渐成为一种最自然不过的自然。我们以为我们算计了灾难，便掌握了自己的生存。我们以为，从此，我们都能够如同一位生活于岩顶宫殿的国王般远离烦忧，长命百岁。
　　自然却毕竟诡谲无常。一场地震、海啸或战争轻而易举地便改变了人的自然。他从此被迫去面对一个全新的自然。一个对他而言一点也不自然的自然。
　　现代化不仅仅是一场工业革命，更重要的其实是里斯本大地震后的那场启蒙运动。面对这些时时改变的自然，想要延续生命的人类必须要学习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存活下去。人类抛开了上帝，并不是抛开了对自然或对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事物的敬畏，而是抛开了对自然情境的深信不疑。开始，他对他的生存自然感到存疑。现代人失去的信仰与其说是对抽象上帝的忠诚，不如说是对自我生存整件事的把握。他终于领悟万事万物皆可瞬间改变，不需时间的累积，不用历史的沉淀，也不必灵性的虔诚。他的生命必须牢牢倚靠的各式条件，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一切自然皆可推翻，也皆可建设。当时钟停止的那一刻，故事能够重塑，身份可以拼贴，回忆容易遗忘，观点总在更动；他学会，生存本身就不是一件非常理直气壮的事情。你只有现在。
　　于是，他活在一个失去历史重心的时空里。未来还没有发生，过去已经不存在。就算是当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的经验无法累积，因为环境随时在改变，他也期待它会不断改变，“当你想理解一个事物时，你站到它面前，孤立无援。世界的全部过去都将毫无用处。后来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随之消失。”萨特写道。
　　这种信仰的空虚往往令人惊慌。现代人认识了怀疑精神，却未必有能力面对这种近似无限黑洞的精神状态。如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在他的名著《囚禁的心灵》中谈道，大战结束后，社会身份松动，百废待举，万物等待新的定义，东欧社会于是面临严重的信仰破产，“我们很容易就来到一个社会阶段，缺乏一套共通的社会思想能够有效地结合砍干草的农夫、演算逻辑的学生及在汽车工厂工作的技师”。经过激烈绝望的残酷战争，为了避免直接面对这团混乱，怒气往往成为自我保护的手段。现代人充满了愤怒。他最气愤被欺瞒，因为他其实相信任何事物的真相都只跟个人的主观认知有关。对他而言，这个世界不再是关于挖掘真相，而是关于操纵真相。他不愿意受限于自己的纯真无知。“既然这个世界如此残酷，一个人就必须将一切都减低到最简单及最残酷的元素。”
　　缺乏了天真的保护，现代人于是就像早熟狡猾的街童，过早见识世界的残忍，为了在危险街头存活下来，养成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并随时准备对世界嗤之以鼻，以求随时能抽身而退。
　　愤世嫉俗的哲学或许使现代人逃开了失望的命运，却引领他到另一个更可怕的危机，即让他成为一个狂热分子。既然世界不可靠，至少他可以形塑一套坚忍不拔的个人哲学作为他航行世界的罗盘。狂热的激情如同强烈太阳直接照亮他整个世界，一切疑虑的阴影立刻无所遁隐，事物少了需要思辨的层次，使一个人的生命顿时有了重心，射箭有了目标，从此夜晚睡觉无须辗转反侧去思考世界的出路。但，狂热是种危险的情绪。当他只相信最直接、最直白、最赤裸的道理，并将之变成他万年不变的准则，他就再也听不进一句异教徒的语言，不能容忍他们在他周围活动的气味，完全排拒端详他们的脸孔。他只相信他相信的。并且以全部的理性极力去支撑他的惟一真理，让整件事情变得毫无推敲的余地。所以，你问，为什么那么小的一块岛屿，孤独地漂浮在印度洋上，斯里兰卡人还能互相仇视厮杀，弄得自己一点生活的空间都没有？
　　走在斯里兰卡街上，岛民善良淳厚，对外来人亲切而好礼，热情又慷慨。他们脸上总挂着羞怯的神情，穿着朴素整洁，手脚轻慢，脊梁挺直，在异乡人走过去的那一刻，秀唇皓齿忽然如百合花朵在他们黝黑的脸上绽开，眼睛炯炯有神地对你微笑，下一秒钟，你已身在他们家客厅里。他们简直是天堂的孩子。你会这么想。但是，当他们感觉威胁，拿起他们宗教式的纯粹激情，他们眼中的最后一丝博爱也会消失。
　　来自台湾，我太清楚这种纯洁的感情如何转成无情的固执。在一块紧邻大陆的移民岛屿上，经历了复杂的殖民阶段，杂交文化本应是肥沃的社会土壤，执意要在如此基础上去蒸馏出贞烈的善男信女，无异主动弃权参与这个承认变动的现代世界。想起那些似是而非的族群论证、政治纠葛及文化分歧，一个人不难明白为什么愤怒时时浮现于每段对话里。因为怒气是最容易的语言武器，它容许人暂时放下复杂难解的理性分析，让人不用倾听，只须震耳欲聋地吼叫。无需自我辩驳，只要逼着对方表态、澄清、争辩，所有语言都旨在攻击、而不是沟通。仿佛，一个人只要吼得够大声，就可以盖没自己内心那个微弱的怀疑声音。
　　到了二十世纪末，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麦可翁达杰在他的书里写道，“荣格在一件事情上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每个人都受他所信奉的神所主宰，错的是妄想和他的神平起平坐”。
　　多少世纪，人类忙着与自我创造的世界搏斗。曾经为上帝所主宰的世界，邪恶不再是撒旦的专利，而是直接出自人类之手。“二战”的犹太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直迄不久前的波黑战争、尚未结束的刚果内战、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人类活在其他同类创造的地狱里。宗教、种族、阶级、文化，不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却是纯粹主义不经思考的方便借口。看似宁静祥和的斯里兰卡，早在海啸席卷之前，就已经裹在自己一手创造的争斗里。专横的政府军队、北方的猛虎组织及南部的左派游击队几十年来将整个岛屿四分五裂，并使之成为自杀炸弹的发明温床。人类启蒙后的理智，为何不是我们的救赎，却成为我们施加在自身的诅咒？
　　因为，我们穷力理解了问题之后，却总是以为自己就是解答。我们坚持只有自己想出来的答案才是正确答案，其他人都可以去死。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神，其他人的神都是虚假的，想像出来的，自以为是的。
　　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早晨，上帝决定反扑。人类逃无可逃。那些主义口号、宗教冲突、种族偏见和政治歧异都泡在咸海水里。
　　没有特别一个族群受到上帝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