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土·江湖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陆菲青是他创造的第一个侠客。陆菲青不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但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带着小说中官家小姐李沅芷以及读者走进江湖世界。从李沅芷发现陆菲青会武功开始，这个江湖世界的图景就在我们眼前蜿蜒展开。
　　耐人寻味的是陆菲青的身世和处境：他是一个僻处边疆的中土武林人物，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李沅芷从边疆回到中土。
　　小说开头的这场旅行令人侧目。金庸武侠小说写于香港，最早的对象是香港报章的读者。身处英国殖民地，香港移民们对“中国”既感亲切，又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武侠小说正好提供一个平台，让读者在想像中回到这片土地。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讨论了“江湖”的概念及演变。他指出，在唐人小说中“江湖”是指远离朝廷或官场的闾巷民间，到了宋元话本，江湖逐渐成为打斗比试的场域。如何勾勒江湖世界，对于武侠小说至关紧要，因为它是侠客活动的空间，也是故事展开叙述的空间。
　　从边疆走到侠客活动的中心，金庸也构造了从边远地带走向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地理想像。陆菲青师徒经过了这个旅程，就开始卷入满清、汉人秘密社团、塞外回族部落剧烈的斗争中。可以说，“中土”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不是指向一个虚无缥缈的古老中国，而是一个确确切切年代——乾隆统治时期的中国。
　　当然，武侠小说是虚构的，其中诸般曲折离奇的情节，更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金庸最突出的，不只是因为他把武侠小说设在某个确切的历史背景，更因为他在摆弄各种历史元素时，描绘出了一个政治的中国，皇权的中国——他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处理。
　　韩倚松比较金庸和广派武侠小说时指出，广派武侠小说虽然同是以中国某个历史时代为背景，但主要描述的是正邪较量和门派之间的争斗；而金庸正好相反，他把满汉之争作为故事主要情节，矛头直指向皇朝的权威性，“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这样登上了舞台的中央”。
　　在金庸的多部名作中，男主角往往和皇权纠葛不清：陈家洛与乾隆，袁承志与崇祯和闯王，郭靖与成吉思汗，张无忌与蒙古郡主，韦小宝与康熙；这些“布衣之侠”和皇族的交往，常常是小说中重要的故事情节。与其把这种套路调侃为“金庸的驸马情结”，不如说通过这样的处理，金庸正好把皇权政治、国家兴亡纳入武侠小说的视野里。
　　他的“江湖”不是一个单纯的正邪斗法的所在，而是存在于中国特定历史时刻的一个虚拟社会。“江湖”讲究侠义道，有自己的规矩；而皇权治国，也有自己的门道。在金庸的长篇巨著中，我们常常看到金庸对两者的分辨和思考。在比较早期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治国安民和侠义道走在了一起，因此我们看到郭靖大义凛然地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而在《鹿鼎记》中，金庸对此则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让武林规矩和治国之道分道扬镳，安排了韦小宝经历一个两难处境。对于韦小宝来说，江湖规矩多少是有点不现实的，甚至可以歪曲利用来为自己赢得财富和美人，相反，他对于康熙皇帝的能力却心悦诚服。金庸虽然没有让这位出格的男主人公继续做大官，但在康熙这个治国明君与义气为重的江湖帮会之间，或许作者还是更倾向于南征北伐、收复台湾，对今日中国版图大有贡献的康熙皇帝。
　　如果说《鹿鼎记》有英雄，那么他就是康熙皇帝。为什么在这个封笔之作中，“布衣之侠”这样的角色退到比较次要的位置，而康熙皇帝则得到如此正面的描写呢？田晓菲在《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鹿鼎记、香港文化，中国的(后)现代性》认为：“强调康熙不仅是一个听到台湾有灾就会掉眼泪的圣明君主，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活生生的人”，正是为了“改换‘大清帝国’的概念，用‘中国’的概念取而代之”。
　　康熙统治时期，把台湾、西藏等收入版图之中，国土之大，是前朝罕见的。在小说里，韦小宝加官晋爵的过程，固然满足了小市民的梦想，但在这个小人物飞黄腾达的故事下面，实际上还诉说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形成。打云南、攻台湾，北上俄罗斯签订边界条约，收服西藏领袖，等等等等，最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曲曲折折地勾勒了今日中国的边界。
　　无论这个故事中有多少忠于历史，有多少虚构成分，最重要的是，金庸所关注的“中国”已经跃然纸上。金庸从第一部小说开始就思辨的“国家”已经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圆满完成。作为代价，武侠小说中自成一体的、桀骜不驯的、飞扬跋的，甚至总是与朝廷对立的“江湖世界”彻底退出了舞台。这也剥夺了金庸继续写作武侠小说的志趣。
　　有趣的是，金庸本身是一个“境外人”。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香港，并不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这是一个从“外部”构想中国的特殊例子。在金庸的前几本小说中，男主人公往往是从境外或边疆度过童年，然后进入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经历磨炼，继而扬名立万，他们都经历了陆菲青似的旅程，从边远地带进入“中土”。跟随着男主人公的迁移和历险，读者便能从现实中抽身出来，安全地靠近那片大陆。
　　在那片大陆上发生的恩怨情仇、传奇逸事固然是虚构的多，但在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大家的作品中，却处处与现实中国叠合。除了在小说情节中插入历史事件，金庸小说里还塑造了一个叙事者，在侠客的旅行中指导路径，让侠客和读者们不至于在光怪陆离的江湖中迷失，而能随时在现实的中国地理中找到位置。
　　在《倚天屠龙记》中，从“海外”归来，武功大成的张无忌来到元朝的京城，叙述者没有马上进入激烈刺激的打斗，而是先授予地理历史知识：“其时蒙古人铁骑所至，直至数万里外，历来大国幅员之广，无一能及。大都即后代之北京。帝皇之居，各小国各部族的使臣贡员，不计其数。”这些话，自然是对“后代”读者说的。这么一番讲解，“江湖”就与现实有了交接，读者便能把张无忌传奇与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想像结合起来。
　　金庸在《三剑楼随笔》中强调，武侠小说是“模仿了古来作品的形式来写”，因此“所有现代的语藻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替代‘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来代替‘注意’等等。”作者在遣词用句上如此小心翼翼，是为了使武侠小说作为一种仿古作品显得更加可信，然而，在涉及某些地理历史常识时，这个叙述者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就会一不小心地显露出来。
　　在《天龙八部》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叙述：“辽时南京，便是今日的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称幽都，为幽州之都。”——“北京”再次在小说中出现了。“今日的北京”更清楚地告诉读者，这个叙述者和读者一样，处于同样的时代。如此一来，读者便从作者苦心经营的“古来作品”的氛围中抽身而出，回到了“今日”的历史地理格局。
　　《鹿鼎记》有更多这一类的描写。韦小宝代表清皇朝与罗刹国交涉，不但打仗赢了，签订条约也大占上风。在详述“中国与外国所订的第一份条约”时，作者让小说充斥着许多现代的地理名词，以便读者能参照自己熟悉的地理，在想像中得到“大振国威之雄风”的满足。
　　田晓菲曾经指出，《鹿鼎记》中满、蒙、汉、藏、回等各族群在康熙治下团结一致的景象，并不符合十七世纪中国的现实，“这种民族主义团结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我要补充的是，与其说这是“中国的现实”，不如说这是金庸政治乌托邦的投射。当时中国大陆正沉浸在阶级斗争和‘文革’风暴中，而台湾则长期处于国民党的铁腕政治下，像金庸那样长篇巨著地致力于描绘一个富强统一的(想像中)的中国，在中文写作中是罕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