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平民莫笑堕民低

　　辛亥革命后，鲁迅的母亲曾对一位老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然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对此，鲁迅颇为感慨：“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鲁迅的杂文《我谈“堕民”》作于一九三三年，这篇文章我们从中学时代起就已耳熟能详。虽然，堕民为了得到犒赏而“安于做奴才”似乎并不难索解，但他们何以“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关于这一点，至少以前是没有仔细思考过的。
　　数年前，笔者在徽州歙南觅得一部装订成册的报纸，为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浙江商报》的合订本，封面用毛笔书写“江文记/商报小说”数字，这表明此系某江氏徽商将剪辑的报刊资料装订成册。想来，《浙江商报》在当年并非稀见之物，但现在想从头到尾找齐全帙却并非易事。譬如，手头的这部分“商报小说”，就不见于一九八七年由浙江图书馆摄制、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制作的近代报刊资料中。从中可见，在鲁迅《我谈“堕民”》之前近十年，茅可人就写有《堕民》一文。可能是作者名头不大，这篇短文亦少人提及，就连目前辑录堕民文献较为完备的《绍兴市志》等也未曾收录。该文虽似小说家言，却颇显珍贵：
　　皎清的月光，照得大地白昼般的明亮，一群从讨亲人家服役归来的堕民——男夹女——手里提着不燃蜡烛的纸灯笼，在路上走，因为今天多赚了几角赏赐，大家都高兴的了不得，“某相公慷慨啦”，“某奶奶鄙吝啦”，“某少爷好计较啦”，“某姑娘不喜欢戴高帽子啦”，你也一句，他也一句，讲得很起劲，似乎这静寂的夜间，是专属于他们的。
　　“真的，我倒记起来了，这件事不曾和你们说过。”一个中年的女堕民说，声音很响亮，旁的堕民，都被她打断了话柄，要问她一个详细，于是她连串地说：“我每次到茅家去理发，茅家的二相公，总是这样说：‘你们不要再充堕民，弄得卑贱到这般田地，况且共和国家，人民一律平等，从前专制时代被压迫的人民，都得攒出头来，享受平等的待遇，你们也是被压迫人民里的一种，有这个好机会，为什么还甘心做奴隶呢？”“你怎样回答？”旁的堕民夹着说，她又说下去：“我们是从娘肚子里攒了出来，就一向充堕民，人家都以奴隶看待我们，不要说是不肯和我们结婚，就是我们同桌吃饭，也是不肯的，不像你二相公这样和气，究竟我们为什么充当堕民，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也丢不掉这个行业，不然哪里去混饭吃呢？”“二相公怎样说？”旁的堕民又插进去问，她又说道：“二相公这样说：‘我给你讲个明白，当宋朝小康王在临安做皇帝的时候，宁波和绍兴两府的坏百姓，趁势造反，后来被小康王打败，把头领焦光瓒等一干人拿去杀头，其余跟从造反的人，都罚他世世子孙做堕民，所以堕民，只有宁、绍两府有的，那时定下规矩六条：一、良民有庆吊大事，要去当差；二、女堕民时常要给良民理发；三、不得和良民结婚；四、对于良民的称呼，要尊贵，自称要卑贱；五、不得读书赶考，求功名；六、不得住高大的屋，穿华美的衣服。所以你们有这样卑贱，这种专制魔王无理的罚法，真要气煞人哩。你们屈服的人，难道没有气的吗？’我说：‘二相公，你的好心肠，养不活我们一帮子，横竖在世做人，到东到西赚一口饭吃吃，卑贱些，也不妨，况且是祖宗做下来的事情，更是没奈何他。’二相公只是叹气，从此以后，不和我说，不过待我很客气，叫我只要叫他一声先生就是，是毋须叫二相公的。但是我要赚他的钱，哪能够做得到呢？”……
　　“是的—是的——我们只要有钱……管他什么卑贱不卑贱。”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
　　由于这册合订本中的报纸经过裁剪，有些文字已无从读到，此处引文仅保留有完整情节的部分。经查，茅可人曾参与续纂一九四八年的《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据此可知作者当系旧属绍兴府的余姚县人，这一带正是明清以来堕民集中分布的地区，文中的“茅家二相公”，或许也正是茅可人的夫子自道。短文的最后这样写道：“他们没有走进自己的村子，月亮从西山落下去了，仿佛是不愿看他们一般没志气的人。”这大概也就是鲁迅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茅氏和鲁迅对堕民的看法，其实都是受近代西方传入的平等思想之影响，而从平民的角度居高临下俯视堕民所发的感慨。这些感慨，也非常契合解放后数十年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框架，故而一向备受瞩目。不过，在区域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平民(注意：不是地主！)与堕民的关系事实上也存在着另外的一个侧面。此前，浙江绍兴的一位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契约文书，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她指出：“堕民的服役与其说是尽对平民的伺候义务，不如说是对平民寄附的特权。”(俞婉君：《绍兴堕民服役权“门眷”的田野调查》，载《民间文化论坛》，二○○四年第六期)论题中的“门眷”又称主顾、门户或脚埭，是一种排他性的服役权利，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这种权利成了堕民子孙世业的衣食之源，甚至比房产和土地更为重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将之以契约的形式相互租赁或买卖(这就是鲁迅指称的“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平民无法摆脱自己不满意的堕民之服役，而堕民却可以通过买卖“门眷”选择服役对象。对于堕民提供的服务，平民即使心有不愿也不能拒绝，后者只有在远离故土、堕民无法上门行使服役权时才能永远摆脱堕民的服役。清人王煦《虞江竹枝词》述及浙东的“丐民专利”，诗曰：“平民莫笑堕民低，呼马呼牛百事宜。春唱年糕秋化谷，闲来携眷钓田鸡。”所谓春唱年糕秋化谷，是指岁时节令和秋收季节，堕民都有权到习惯走动的主顾门上讨彩头。看来，中国传统的贱民阶层，虽然在社会制度上显得极不合理，但于区域社会的经济伦理脉络中，却有着关乎生计的“合理”因素——这应当就是老勃然变色的原因所在。
　　二○○五年暮春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