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返乡的历程

　　连续两年在台湾地区“金曲奖”中大放异彩的交工乐队，让早已被商业与音乐公式侵袭的台湾音乐创作保有些许的活力，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交工”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得多少奖项的肯定。更多清醒的、非锦上添花的对于交工音乐的理解与评说已经足够聚成台湾音乐评论史上最具能量的篇幅，但对于我这样一位非客家出身，又仅仅是业余的音乐听众来说，总觉得好像还有一些骨子里的精髓没有被提炼出来。
　　“乡土”，好熟悉的名词不是吗？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涵呢？我曾经不只一次让我班上的学生去试着写出他们对“乡土”这个概念的想象，得出的答案几乎都是把“乡土”化约为下面的图像：乡村、落后、老年人、悠闲、贫穷、稻田，与都市相对的存在。然后，我会进一步追问，“你认为自己有没有乡土？”这时，我得到的回应也是延续着上面的基调，乡村与都市成长的小孩就会壁垒分明地回答有和没有。我们不能责备年轻的一代认识有偏差，因为，大多数的我们也都是这么想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思考逻辑会导致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逻辑中(冠以现在流行的术语即是“全球化”)，“乡土”被定格成过去，一个不会重返的时代，因此，多数的文学评论者也认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种传统写实风格的“乡土文学”只能被历史凭吊，无法承载现今社会的特质与复杂了。
　　然而，真的如此吗？“乡土”作为一种确立生活与生命主体的意义，究竟是已无话可说，无路可走？还是当前的人们太轻易绕过这关口了呢？
　　首先，我不认为“乡土”这概念已失去它的可再诠释性，这是因为“乡土”应该是个可以与时俱进的动态观念，那是一种人与土地非常微妙的依存关系，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国族认同并不会先验地影响到他对“乡土”的认识权利与深浅意义，也就是说，作家也许自纽约、南京、香港、台北、宜兰出生，日后又因种种原因在其他城镇落脚，在这离开、迁徙的过程中，产生或执恋不同的民族与国家认同，这些那些排列组合而成的作家与乡土认同的种种可能与关系，在台湾这个经历过短时间内多次统治者进出的地方来说，有着最具张力的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岛屿的资产，但没想到如今却成为认同冲突之所在。
　　我的关怀在于，不管一个作家的创作文本中，他的生活视域锁定在哪里(比如林耀德的台北，或夏曼·蓝波安的海洋)，或者另一种类型是经常的怀疑与漫游(如朱天心)，今天所有的作家之文学高度与局限，都可以拿同一个标准去检测，那就是，他真的深刻地、细致地、反思地去梳理了他与生存世界的问题了吗？都市、小镇和乡村都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作家的乡土，纽约、香港、上海、台北、东港也都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作家的乡土，甚至于一个作家会有两个以上的乡土，这都是合情合理的生命样态。“认同”有其社会建构的因素作祟，但我们必须尊重其主体选择，如果我们认为怎样的“认同”才是可大可久的指向，那我们就不能马虎与粗暴地用“排除”的思维去解决争议，而是必须用一个细致的、漫长的、动人的说服过程去消融冲突。
　　但我们高举各种旗帜的作家——都市的作家，看到都市中复杂的不同生命脸孔的存在了吗？试图追捕旧时光的作家，是否看到了农村面临的危机，又是否做出了不同样式的行动者(agency)的回应呢？是固守“国族认同”重要？还是作家去体会、捕捉、展示“认同”背后复杂的、冲突的各种可能的社会、历史建构情境重要？
　　我认为，当前台湾文学的危机根本性症结就是我们多数的作家没有去认真处理现实社会的异质性、没有去正视本土的多样性，所以将台北观点放大为全岛观点，将酒吧(pub)经验等同于都市生活。反之，另一种极端的强硬姿态也是问题——过分否定都市，或洁癖式的不去面对已然成形的政治与经济运作机制，或只认为维系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即功德圆满等思考方式，同样会使得台湾文化原本丰富的多义性被压缩掉。
　　于是，从作家到读者、从政治人物到市井小民，在一些庸俗的二元对立的思考中，“乡土”的意义被窄化了，生活的可能性被单一化了，文学关注的层面则是极具策略性地被锁定在一些“热点”上。否则，像我们这样一个充满着冲突与对峙、离开与返回、追寻与迷失的社会，怎么会没有深刻的人与土地的故事可说呢？
　　还好我们有“交工”，展示了其中一些可能。
　　为了让“交工”的作品能在一个更宽广的脉络下被启动意义，以及去认识“乡土”这话语在战后台湾地区文学发展中起落的历程，我打算用些许篇幅描绘一些背景知识。
　　台湾文学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发展，是与“二战”前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切分开来的。“二战”前的传统至少有二：一是大陆“五四”以来至三十年代的左翼传统；二是岛内在日据时期发展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左翼传统。这两个传承在五十年代中期受到全面的压制，先是“反共文学”，在六十年代之后，则是个人主义的，重形式而不重内容，只描写个人内心葛藤，而不涉及人、生活、社会和劳动的现代主义时期。
　　但到了七十年代之后，台湾受到数次重大政治冲击，包括“保钓运动”、中美建交等事件，这些冲击刺激人们提高了反省的层次，也使得知识界的文化精英掀起了壮大的觉醒运动。环绕这些政治与国际情势的变化而生的两种回应方式，分别是金耀基等人的“现代化”论述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所谓“现代化”论述，主要是透过新一代的“海归”学人，特别是留美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及行为科学学者来生产、倡导的，一些主要的发言平台有早期的《大学杂志》以及《中国论坛》等，这一套“现代化”论述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而架构在经济开发的主题之上。就国民党当局而言，在“外交”、政治上节节挫败的当头，这一套论述的引入对统治者而言是有利的，它可以将一股愤怒的民气导向对未来的憧憬与建设上(“十大建设”的兴建就是在这一波论述下推出的)，让人们不会将矛头瞄准其实应该负最大责任的统治阶层。
　　另一个回应方式则是由“保钓运动”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论述。原本是出于爱国而发声的这一波论述，却因后来有着明显的左翼倾向，在一九七三与一九七四年，受到当局的打压而发生了“民族主义事件”与“台大哲学系事件”。一股原本可造成整个社会文化本质改造的运动就这样被压抑下来，一直要到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才又重新引爆战火。“乡土文学论战”可以说是一场包装着“文学”的外衣而实质是对岛内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多面向的思索的论战，因为选择的战场是在文艺界，而且是被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场域中，所以也未能形成一场对社会全盘翻搅的运动。再加上一九七八年之后这股风潮再度被压抑下来，所以很可惜的，台湾地区并未在那个时候走出异于美、日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不过，这波思潮在文化界内部所激起的效应却颇可观，由文学界的两次大论战，即“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所引领出来的，往现实的方向走、往乡土的根去求索的一波波文化运动，替后来的台湾文化累积了可观的成绩，一扫之前的苍白与荒芜。其中包括民歌运动、台湾新电影的兴起、美术界乡土美术图腾的出现等。就文学方面来看，两次论战其实并未带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乡土阵营回归现实的宣言，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便由许多杰出的乡土小说家在作品中先行实践了，黄春明与王祯和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皆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前便已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就作品数量与阅读人数而言，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向在七十年代的台湾其实是蔚为主流的，只不过真正掌控文艺政策与领导位置的上层建筑，还在做紧握权势的最后努力。至于论战之后并没催发文学作品本身更量多质精这一情形，则与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的爆发，使得当时的左、右翼文学行动主义受到镇压有绝对密切的关系。
　　“美丽岛事件”在文学界可说激起了莫大的涟漪，最明显的是在一九八○年的“军法大审”中，被告的名单中赫然有两位重量级的小说家在列，一位是专写“工人小说”的杨青矗，另外一位则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扮演“乡土派”先锋要角的王拓。这些情形尤其让一些乡土小说家惊觉到，如果文学要继续介入社会、改革政治的话，那就必须以新的面貌出现才可以做到。如林双不、宋泽莱、林文义、刘克襄、黄树根、陈坤、曾贵海、吴锦发、钟延豪、洪醒夫等不下数十位的作家，都曾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中宣称“美丽岛事件”给了他们彻底的洗礼。宋泽莱便相信这个事件是新世代再启蒙的关键，只在一“我们突然间改变了，夜间，我们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就是在此时，文学被赋予了一种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使命，这也使得台湾文学刚从牢笼里挣脱出来之时，便带着一种矫枉过正的入世性格。
　　但在另外一方面，文学出版与市场机制的改变却使得两股更具影响力(破坏力)的趋势诞生，一是以“后现代”为标的和精神的“都市文学”的出现，二是由金石堂连锁书店开始运作的一整套畅销书营销逻辑，主导了文学书籍商业考虑的性格。
　　约莫此时，一批以“后”冠名的文学话语被外文系为首的论述社群接引进来，在相当程度上开始主导台湾文学研究场域的发声状态，于是，我们在这种类型的研究思考中，感受到“乡土”逐渐不再是当前台湾文学可以被认识的一种面向，甚至，污名化的粗暴比喻就此蔓延开来。
　　先让我们回到“交工”吧！前述的台湾文化知识背景，让我们得以了解：“乡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间成为文学创作与论述的核心命题，其来有自，因为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离”自己的土地太远，但可惜这股趋势在八十年代以后中辍，人与土地的关联又逐渐被稀释。虽然进入到九十年代之后，台湾产生一波“新故乡运动”(比较为人所知的讲法是“社区总体营造”)，但这“重返”乡土的风潮似乎多数沦为政治经济分饼的游戏，而青年返乡这最重要的社会意义没有被认真地解读出来。
　　在“交工”的音乐出现之前，我们的流行歌曲都是离乡青年的彷徨(如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或是将台北当做天堂，一个可以筑梦的地方(如林强的《向前走》)，虽然尔后因种种原因，梦想幻灭，而有想要“返乡”的挣扎(如新宝岛康乐队的《一百万》)，有的也付诸行动(如陈永淘的《离开台湾八百米》、陈建年的《海洋》)，但似乎还没有任何一种音乐创作主题，将这批经过都市洗礼、重新认知“乡土”之可能的年轻生命，他们在返乡之后的历程(process)，被质疑的、自我挣扎的、与整个社会价值抵抗的、婚姻的、生活的、挫败与骄傲的种种心路轨迹用力记录下来。
　　不只音乐没有，我们的文学也还没有、电影也没有、戏剧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再现形式都还没有，从这一角度来看，“交工”音乐在台湾文化史的位置便可凸显而出。
　　但“交工”之所以能如此认知与意识，与美浓这个乡镇极其特殊的命运有关，一个蛮横的“美浓水库建令”，团聚了一群青年，而后长年的抗争与运动，历练出了最具象征与启发意义的一种返乡形态，“交工”的笔手钟永丰即是“美浓爱乡协进会”的元老，因此，《我等就来唱山歌》这样的专辑会出现并不令人意外。
　　但这张议题性太强的专辑让许多关心“交工”的朋友担心，那接下来水库如果不盖了，没有水库可以反了，“交工”怎么办？我想，“交工”专辑《菊花夜行军》的诞生，可以解答所有的质疑。因为，“交工”开始进入到生活，人民的生活，具备细节的生活了！
　　而所有动人的故事、挣扎的痕迹、生命的意志、绝望与热情不都是从不同角落、不同阶层的生活开始的吗？但我们多数的当前各种类型的文化创作，进入生活、进入细节了吗？
　　不管《菊花夜行军》里的“阿成”是否真有其人，但他确实是返乡青年的集合体：他落寞地回家、他被乡亲质疑、他重拾劳动、他被台湾的婚姻市场拒绝因而娶“外籍新娘”、他的妻子与这个异国乡村的磨合过程等等，都可能是我们身边若干亲友的生活，不是吗？
　　请容许我用学术语言去描绘一下“阿成”这个典型人物的象征性意义。在结构与行动者、客观与主观、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辩证意义中打转缠绕的当代社会与文化理论，总是很精微(难听地说则是唆)地去演绎这两端所构筑起来的话语楼阁，但却总是打高空。我们很少从这些理论著作中找到具体的例证，去体会与展开这其中的细腻与复杂，但这真有那么难吗？
　　阿成这个行动者，不仅仅是台湾畸形的城乡差距的抗拒者，还是全球化与WTO浪潮中台湾地区农业被边缘化的牺牲者，同时，他与他的“外籍新娘”也是资本全球化与阶级条件下没有太多婚姻选择空间的联姻者。我们从阿成身上，可以挖掘太多有意义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议题，更重要的，阿成不是一个被摆布的棋子，他会努力、会思考、有情绪、会想象，是个立体、血肉感十足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在专辑不同的歌曲中去感受到阿成的样子。
　　这是《菊花夜行军》在文学表现上的一个突出面向。
　　我从来没感受到过素材的匮乏，只要一想到家乡，那些乡亲们便奔涌前来，他们个个精彩，形貌各异，妙趣横生，每个人都有一串故事，每个人都是现成的典型人物。我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只写故乡的边边角角，许多非常文学的人，正站在那儿等待着我。故乡之所以会成为我创作的不竭的源泉，是因为随着我年龄、阅历的增长，会不断地重塑故乡的人物、环境等。
　　这是主唱林生祥在专辑手册中所致敬的两位创作者之一、莫言所谈论过的故乡对他在文学想象中的关键性影响。莫言和“交工”要超越的不是“乡土”，而是透过各种可能的表现语言与形式，让“乡土”变成一个动态的、活的精神象征，乡土里面有生命、有故事、有当下的问题，也有一些价值可以被深化，给予这“单向度社会”一些启示。然后，莫言和“交工”为了要说好这些故事，于是红高粱会淌血、故乡的墙会唱歌、菊花也可以夜行军。
　　莫言和“交工”的例子告诉我们：写实如果是被定格成传统的书写技巧，那当然已不复承载现今世界的复杂。但如果写实是一种精神，它依旧有潜力应付变化的挑战。反之，以“后”为旗帜的各种时髦学问，比如后设、后现代、后殖民等等，如果仅仅只是追逐技巧，或用概念去推敲概念，用术语去膨胀理论，那也不过是一张张被编织出来的华丽面具。但如果这些以“后”为名的语言与理论是一种以反省为基调的精神，那么，它应该会理解现实，和写实接轨，以寻找生活困境、生命出口为职志。
　　我想，“交工”的作品回应了主流文化圈里对于“本土”、“乡土”等过与不及的种种耽溺与仇视。这些热烈拥抱或嫉妒憎恨的眼神，都导因于他们没有认真谛听土地的心跳，更遑论找到新的语言与图标去揣摩多样的存在。
　　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写的小说《故乡》有着这样的结尾：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交工”认真、诚恳地用音乐与文字替我们的乡土引出了一条可能的路，这路走来异常艰辛、五味杂陈，就好像“县道一八四”带给美浓乡民复杂的感情一般。但正因为我们都不希望裹足不前，甚至坐以待毙，脚步终究要迈开的，不是吗？当你遇上举步维艰、荆棘密布、方向迷惑的时刻，听听“交工”吧，也许，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回乡的路，就会逐渐在我们踏实的脚下，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