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教学的荣耀

　　开学那天，在校园里看到一张大讣告，得知师爷张瑞先生去世了，享年八十八岁。关于张先生，我知道的并不多，仅最近听我的老师说起，“文革”时期张先生曾与徐震、王元化、冯契等一群前辈先生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只能一起校对《新旧唐史》。除此之外，我也只是十年前曾去过张先生的寓所：很小的三居室，里面除了生活必备的家具外，只剩一堆《十三经注疏》之类的古籍著作。那时我曾想，张先生能在如此简陋、寂寞的处境中坐冷板凳，大概是因为太留恋中国文化了吧。后来又了解到了苏渊雷、周子美、潘雨廷等其他几位师爷的学术行踪，更是对这一点有了深切的体会——尽管在自己尚无法走进他们的中国文化世界时，这些师爷就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些年，受“文化热”余波的影响，周围的年轻学子依然喜欢阅读存在与时间》、《悲剧的诞生》等三联书店推出的西学经典著作，初入学门、心无所属的我自然也无法逃脱身边的这股学习风气。老师当时也鼓励我去读这些西学著作，因为它们当中有许多都是老师昔日同窗好友甘阳等设法引进来的，老师非常欣赏甘阳的才华，所以鼓励我去读，作为入门的必修功课。当时我非常纳闷，我的专业是教育史，老师为什么要我去读西方哲学著作呢？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老师的用意，原来他希望我在读研期间能有一段知难而上的读书经历(那些书确实很难读)，所以老师那时禁止我写“论文”，只准我埋头读“好书”。
　　等我对“好书”有了一点感觉，老师与我聊起了他的读书岁月，我更加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原来他希望我能体验到他曾经体验到的读书生活。我似乎体验到了，至少我非常向往老师向我讲述的读书故事。尤其是当年一批年轻学子联合干大事，他们几乎个个皆是以畅快饮酒、自由求学为乐的。特别是被老师誉为“大才子”的甘阳曾扬言自己不靠大部头专著，照样可以扬名于世，更是让我震撼。老师说，那时甘阳在北京的寓所是低矮的平房，周围尽是高楼大厦，老师由上海去给他送结婚喜帖，两个没什么钱却充满激情的书生聚在一起，无疑要尽情饮酒论学，直至再不结束，老师就赶不上回去的火车……
　　类似的故事老师对我讲了许多，他讲这些往事，都是为了让我求学期间能够树立以读书为重的原则，其他问题包括中期考核、发表论文等等先别去考虑。我在老师所讲故事的引导下，逐渐淡化了对西学的崇拜，转而喜欢上了四处“寻找”中国前辈学人的学术与教学生活，乃至因此常常想象自己是在“过去的大学”里求学。陈平原教授曾认为，一所大学有没有文化底蕴，只要看它有没有生产过动人的学术或日常生活故事便可知道。教育同样可以如是观之，遗憾的是，教育的现实情形常常由其他力量决定，学生很难有条件去创造、去体验那令人百感交集的读书生活。老师们的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至少我的老师就觉得，他已很难彻底回到昔日的读书生活状态，似乎只能等退休之后才能回去了。而陈平原先生喜欢考证过去的故事，或许亦是为了能让自己在今天的校园里拥有一些更加美好的学术生活体验。
　　我之所以会有上述感想，首先是因为得知张先生去世后，觉得大学又少了一位纯粹的书生——确实纯粹，所以即便曾经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人大代表”、“孔子基金会理事”、“著名教育家”等等头衔，家里仍是那样的简陋。其次是因为开学了，见到学子们又回到了学校，不禁心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在九月回到学校呢？真不希望仅仅是因为学校的一条规章制度或一纸学位证书使然，真希望仍有许多学子是为得到一种读书生活回来的，尽管现在可以找到太多的理由不去读书。我带着这些疑问与设想在校园里漫步……走进书店，一眼便看到陈荣捷先生的《朱子门人》，急忙买下。我揣测着：陈先生为什么会研究朱熹的学生呢？难道陈先生也曾非常关注朱熹的学生在朱门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求学生活，并试图从中找到令自己感动的故事，用它们来升华自己的教学生涯与体验？
　　然而，开始读起这本书后，我却把上述问题暂时放在一边了，心里不停地赞叹陈先生在写《朱子门人》期间的学术生活。这是何等繁重、严谨、高超的学术生活，仅仅为了兑现“于研究朱门，别开生面”，便把自明人戴铣以来记述朱子门人的文献梳理一遍，将其成就与瑕疵一一点出，即使是“最称严谨”的《学案》，在陈先生的“法眼”面前，亦得暴露错误。如《论朱子门人之姓名里籍之亟待整理》，陈先生说道：
　　此处即《学案》亦非无暇。关于里籍，诸书多不一致，有用雅名者，如闽县之作三山，漳州之作临漳；有用旧名者，如以隋之括苍代宋之丽水，以汉之南平代剑浦，以吴之昭武代邵武，以晋之新安代徽州，以晋之延平代剑浦是也；有用后名者，如以元之福宁代长溪，以明之太平代黄岩，九江代德安，……有或用县名或用其所属之州郡名者，如甲用新淦县而乙用泉州，甲用建康县而乙用南康军，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凡此仍只是未臻划一，徒引读者误会耳。又有一名异用，如袁州宜春郡，甲用袁州，乙用宜春，亦增读者疑惑。至其错误者，各书更多，有因形音相近而误者，如长溪之误为长卿，建阳之误为建昌，合州之误为台州，瑞安之误为瑞州，……均待校正。甚有一书自相矛盾，尤以《经义考》为然……
　　陈先生说这段话时，已近八十高龄，而为讲出这些话，要查找多少资料？即使先前积累好了资料，也要细致阅读、反复琢磨，才能搞清“不可胜数”的朱门弟子“里籍”问题。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将各类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朱门弟子的记载全都认真清理了一遍，从中得出，真正算得上是“门人(连家学)”的有四百六十七人，加上“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共弟子四百八十八人”，“换言之，诸书作为弟子而今证实其只是讲友或直与学术无关者一百四十二人”。这些结论显然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但更厉害的尚在后面，陈先生说，还有三十九个人也是朱熹的弟子，以前的中外学者均未注意到，陈先生潜心考究《语类》之后，发现了这三十九个被“弄丢”的弟子。
　　四五百名弟子，这对“弟子”日益众多的当代“导师”来说，也已经是望尘莫及，然而陈先生似乎仍不愿意接受其心仪的大师朱熹只有区区四五百名弟子，所以他又去查找朱熹及同时代人的文献，工作量进一步加大，但收获确实喜人，陈先生因此可以骄傲地说：
　　此四五百之数，乃指知名者而言。其不知名者而未考者，即不倍此数，亦必相若。长沙一夕已有七十余人请教。今湖南知名者仅十五名，只五分之一耳。苟以此比例，则朱子弟子总数，可达数千。陆游谓“朱文公之徒数千百人”，不为过也。然只以知名之四百八十余人而论，数目之大，孔子而后实属罕见。
　　当年胡适、顾颉刚师徒考证《红楼梦》时，可以为发现一点证据而欣喜若狂。陈先生从《渭南文集》卷三十六中找到陆游的证词，恐怕亦要为之喜上眉梢吧。一句“不为过也”，便可以让人感受陈先生辛苦之后的畅快与得意，以至于还要补充一句，即使只计“知名者”，朱熹门下的弟子数量也已经够多了。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陈先生又考证了“二程”及王阳明门下的弟子数量，直至得出“汉后朱门人数居首”，才肯结束对昔日朱门盛况的描述。
　　接下来，陈先生转而考察朱熹门下有些什么样的弟子。在这方面，陈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弟子的地域分布：“可谓来自全国”，但陈先生并没有像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那样逐一考察各省情况，而是集中论述他印象尤其深刻的几点：先是弟子中依次以福建、浙江为最，其次是弟子往往成群结队而来。我对后一点很感兴趣，因为开学那天，见到许多家长与学子一同来到了校园，朱门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与子女一同前往朱门的家长绝不是为了护送子女或旅游，而竟然是和子女的目标一样，也是为了到朱熹门下求学，有的甚至在朱门学了几十年，痴心不改。陈先生对这一点更是兴趣盎然，所以他的描述非常精确、生动：
　　与集体相似者，则有父子兄弟同事朱子。父子同事朱子者有九宗，兄弟二人同事者有二三十宗。三人(连从兄弟)同事者十宗。甚至三世同事者所知有三宗。至师事至五、六、七次者。有从游四五十年者。有童年师侍者。有比朱子年长者。有年老不能从游乃遣子往学者。有老病不能卒业，遣子受学者。有乏资年老不能时见，闻乡有从轭问者。有裹粮十里者。有无财不能进拜者。亦有大富大贵者。五光十色，与孔子门庭前后相辉。
　　如果不是陈先生的描述，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昔日的朱门竟会如此迷人，当今世上有哪家学校堪与相比？我这样想，便对陈先生接下来将会怎样进一步揭示朱门的荣耀愈加感兴趣了。而陈先生也确实厉害，他选择了分量很重的一块内容来讲，《朱子门人》的叙事因此渐入高潮。这块分量很重的内容正是朱门与当时政界的联系。余英时先生写朱熹时也喜欢考察朱熹在政治场域中的行踪，但余先生似乎是为了突出朱熹理学的事功维度以中和学界过于强烈的心性思考；而陈来教授的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范式转型，则与之不同；同样擅长深入“历史世界”的陈荣捷先生在《朱子门人》中考察朱学的政治纠葛，却是想看看当政界的压力与危险降临朱门时，朱门弟子的反应，以及到底什么样的学生能够顶住高压，不辱师教与师生之间的真挚情义，进而将朱门真正的教学荣耀揭示出来。
　　在这一点上，陈荣捷先生首先批评《学案》等以往诸书常常喜欢将“并非从学”的“高级官吏”也设法说成是朱门弟子，如“侍郎赵崇度于理学无大兴趣，而诸书拖入朱门”，以为这样可以“为朱门生色”。陈先生显然瞧不起这种做法，甚至有些忿忿不平，朱门何需“援引高贵”，朱门弟子当中，有官职者，“显属少数”，多数皆是“墓志不闻、方志不载”的平民。由于对诸书“援引高贵”感到失望，因此考证完朱门弟子的不同身份及其数量比例后，陈先生仍要强调一句，要大家牢记朱门弟子的身份特征：“全世界任何文化，任何社会，其知识阶级，恐未有如是之平民化者。”总之，在陈先生看来，与“高级官吏”相比，平民化的知识阶级才是书写朱门时值得“援引”的对象。
　　那么，这些真正值得“援引”的弟子具体有过何种“高贵”的表现，可以让陈荣捷先生情愿一生守望朱门呢？我想起老师暑假期间曾对我谈起说：陈寅恪先生有一位弟子名叫刘节，“文革”爆发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那时的陈寅恪先生已身患重病无法下床，却仍接到通知，要将他“抬出去批斗”，但之后并不见人来抬他，原来刘节顶替老师去挨批斗了。批斗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答道：“我能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陈氏及门弟子在如此非常时刻依然挺身而出，不仅体现出了教学之荣耀，应该也会给身为人师的陈寅恪先生无限欣慰吧。陈荣捷先生对于朱门之“高贵”的终极理解亦来自于其弟子类似的表现。难怪他选择“伪学之严禁”这一非常时期来观察并描写朱门师生危急时刻的生命姿态：
　　叶味道对学制策，胡以为伪徒黜之，因以下第。杨方坐朱子党，罢官而归。此外，尚必有多宗。情势日渐艰险。有劝朱子散分学徒，避祸省事以避祸者。朱子曰：“福祸之来命也。”泰然处之。然门徒难免畏祸回避，托辞去归者。……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其甚者，则朱子殁，竟不往吊。如上所述，实究少数。学徒避去，而辅广不为所动。朱子赞之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唯汉卿风力稍劲。”……有宁绝仕途，不屈权威者，……其在官者，则正面对抗，冒险护道。……朱子殁，正当严禁伪学之际，而会葬者几千人。周谟冒隆寒戴星徒步，偕乡人受业者往会葬。李燔亦率同门前往。……
　　无疑，正是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成就了朱熹的教学事业与荣耀。朱熹的教学生涯也因为这些学生的存在，让陈荣捷先生肃然起敬，并以“威武不屈”来形容“朱门之精神”。这一精神曾被孟子提炼为教育成人之至高理想，而朱门师生则将它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至此我终于舍得暂时停止阅读了，而《朱子门人》里的陈先生却还要继续写作需要更繁重的考证才可以完成的文章，也就是逐一描述朱门弟子的行状，并且对应列出他所据以立状的一切文献，篇幅长达二百二十七页，何等辛苦、珍贵的写作。看来，陈先生对于朱门真是心向往之！
　　最后想说的是，与苏渊雷、周子美、张瑞等先生一样，陈荣捷先生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大多高寿，苏渊雷八十七岁，周子美一百零二岁，张瑞八十八岁，陈荣捷九十三岁。此外，我近一年“求教”甚多的其他两位先生也是如此长寿：钱穆九十五岁，顾颉刚八十七岁，看到这一串数字，真是感动。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些心灵曾被中国文化滋润的先生们无论遇到何种艰难困苦，都可以泰然度过，这一事实不正可以证明中国文化的生命教育价值吗？至少这些国学大先生的教学生涯就为年轻学子成功展示了一种真正的以中国文化为本的学术生命存在，他们也因此可以无愧于心，如陈荣捷先生所言：“海外教研四秩忙，攀缠墙外望升堂，写作唱传宁少睡，梦也周程朱陆王。”
　　据陈来教授在《朱子门人》之刊序里介绍，这首诗写于一九七七年，陈荣捷先生写它，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四十年教学生涯。在黄等朱门弟子看来，老师朱熹就是“理”的化身。陈荣捷先生教授的是朱学，其生命亦完全融入了朱学与朱熹的思想世界，他的教学生涯也因此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一九八三年，陈先生回大陆，对朱熹遗迹做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当年陪伴陈先生的蒙培元先生回忆道，陈先生每到一处，都要用心揣摩当年朱熹的行状，在五夫里朱子巷，他甚至专门走了一遍，去体验当年朱子的生活。一九九○年，陈先生到福建出席纪念朱熹诞辰八百六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会后，他率领与会代表前往拜谒朱熹墓。当时天下小雨，陈先生以八十九岁高龄，居然在朱熹墓前庄严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参见崔玉军《陈荣捷和他的朱熹研究》，载《中国哲学史》二○○三年第三期)。
　　停笔之际，思绪不知为何又跑到了陈寅恪先生的故事：那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去世时，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灵堂里行了鞠躬礼，陈寅恪先生来后，行的却是三跪九叩的传统大礼，在场的学生见此情景，纷纷跟着陈先生重行大礼。现在，陈寅恪、陈荣捷等深受传统影响的先生都不在了，今天在校园里穿梭忙碌的莘莘学子还能像昔日的朱门弟子那样，有机会，也有心情，去体会甚至去亲身经历中国传统的教学荣耀吗？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未来怎样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陈荣捷先生的出色描绘，朱门的学子生活与教学荣耀将永远留在中国的校园里。
　　(《朱子门人》，陈荣捷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9.80 元；《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四年版，49.8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