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作家与父母之间

　　幼时学习写作，开始在报章发表时，母亲常常给我一种无形的鼓励。她会将我的文章读一下，不发一语，好似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在别的亲友们谈论我的作品时，她就会在旁眉飞色舞地为儿子骄傲。有一次我的稿费被扒手偷了，回家很沮丧。母亲温和地笑着说：“几元钱有什么关系？写东西又不在乎稿费。”
　　我对母亲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父亲比较无暇来读我的作品)。她平素喜读的是张恨水所著《金粉世家》一类的言情小说，可是由于我在文艺副刊发表作品，她对新文学也开始发生了兴趣。巴金的《家》、《春》、《秋》她都看过。虽然她在开初不要我做一生潦倒在亭子间的穷苦作家，后来她未始不希望儿子将来会变作巴金一类的大作家。
　　母亲于我离国后十二年在上海病逝，我当时曾在自己主编的纽约国际学生会会刊《见解》(View)发表一篇题为《十二年游子的悲痛》(ATwelve-yearWanderer’sGrief)的悼念文章。我特别挂念的是她对儿子写作的关切。这使我想起作为儿女的作家们的心境。我搜集一些材料，发现许多名作家与他们父母间各有不同的玄妙关系，很有兴味。
　　近来在美国文学界最出名的作家母亲，当是约翰·肯尼迪·吐尔(John Kennedy Toole)的母亲吐尔夫人。约翰·吐尔的遗作《笨伯同盟》(A Confederacy　of　Dunces)能获得一九八○年度的普利彻文学奖，完全是他七十九岁母亲的功劳。这个事实本身就很有传奇性。老母的坚强意志与多年来的努力终于替儿子出了气。
　　约翰·吐尔是南方的纽奥连斯人，自幼爱好写作，青年时完成一本名叫《笨伯同盟》的讽刺小说，希望能够引起纽约出版界的注意，曾向几个书局投稿，没有结果。吐尔闷闷不乐，终于一九六九年自杀，时年仅三十二岁。她的母亲是一个退休的戏剧教师，坚信儿子的才能，化了十余年功夫，向各方推荐儿子的遗稿。最终，不但这部小说得以出版，而且获得了普利彻文学奖。《纽约时报书评》称扬此书是“喜剧的杰作”。《洛杉矶时报》称它是“本年五部最佳小说之一”。
　　听吐尔老夫人道来，这个故事虽然终告圆满结束，但她确经受了不少焦虑与痛苦。她的儿子是在军队中服务时开始写作这部小说的。一九六四年他自军中退伍回来，将小说原稿给老母看。老母一口气读完，兴奋不已，鼓励儿子向书局投稿。书局编辑开始很有意思，建议几个修改处，请吐尔重写。此后二年，吐尔神经非常紧张。但书局仍无意出版，吐尔终将原稿要回来。原稿在抽斗中又藏了三年，他郁郁不乐，终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在汽车中开煤气自尽。
　　老母心有不甘，携了原稿向各书局尝试，但都被拒。最后，她向著名的南方作家瓦尔格·泊赛(W-alker　Percy)求援。泊赛看了，大为欣赏，终于交由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学出版社虽不是商业机构，但书出版了后，就有机会引起文学界注意，不但各报刊都有好评(书评家一般以为此书虽有“不成熟”、“幼稚浅薄”、“粗糙乏味”之处，但大致而论，是一部“杰作”)，而且获了普利彻奖。现在此书销路不错，并已出售了平装本的版权与电影制片权。
　　象吐尔母子这类情形是很难得的。一般作家们的父母对儿女们的写作也很关心，但当然没有这么戏剧性的发展。
　　最近出版的前所从未公开的《海明威书信选集：一九一七——一九六一》中，有一封海明威给他母亲的信，谈论《太阳亦升》(TheSun　Also　Rises)，很有趣。海明威信中说：“你不喜爱此书，是很自然之事。我对你因读此书而引起不快，很觉遗憾。我俩之间对什么才是好的作品，显然有不同的意见——这只是基本上的不同。可是你如果让他人来左右你的意见，那你不免自骗……你也许从未喜爱我的任何作品——但突然地，你也可能特别喜爱我某一作品。但你必须相信，我写任何东西都是富含诚意的。”
　　海明威的吁求母亲的同情，可证明不少作家皆将自己的父母目为重要的读者。在美国说来，父母关心儿女的虚构小说，还有一个原因。例如父母常惟恐小说太含自传性，使家丑外扬，做父母的就要觉得不自在。以托玛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巨作《安琪儿，望家乡》(Look Homeward，Ange1)为例，许多读者自然而然地将此书目为自传性，迫得沃尔夫不敢回到他的家乡。因这原故，做父母的也就要怕邻居闲话。
　　最使父母吃惊的是突然在儿女的热情著作中发现在生活经验上或思想上的一个大启示。做父母的往往将儿女看为不成熟的孩子，一发现儿女著作中竟含有特殊的思想或世界观，便大感惊异。《茄普心目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to　Garp)作者约翰·欧文(JohnIrving)说：“我想，我们进入成人生活后如要与父母维持良好的关系，便不能完全坦诚。父母属于另一代。孩子们过了十六、七岁后就不会再将他的生活一切完全向父母公布。一个作家所写的是心底深情。他往往在著作中透露了自己的信仰与深思，这有时就令人震惊。做一个诗人或作家的父母并不容易——常恐怕要被儿女的内心思想所吓坏。”
　　做父母对做作家的儿女收入低下表示关心，也是国外所常见的。很多父母以为儿女一做作家，就要生活落拓不羁。诗人兼评论家代尔摩·许华兹(Delmore Schwartz)的母亲，批评他靠写作挣钱不多，在事业上是个失败。许华兹某次写信给朋友说：“谨慎，银行储蓄，固定职业——所有这些布尔乔亚认为必需的优点我都没有。我母亲就看不出我这行业有什么意义。”
　　山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母亲显然有同感。贝克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淫妓范围》(Whorescope)后，单是书名已使母亲侷促不安。她将此书藏在家中书橱最高的角落里，一面督促儿子向她朋友的女儿们教弹钢琴，使他不会“浪费”时间在写作上。
　　艾萨克·B·辛格(1ssac B.Singer)的父亲更进一步。他是个严正的犹太教牧师，认为写小说是“一件羞耻的行业”，不要儿子当小说家。辛格形容他父亲道：“他说，‘第一，你虚构其事，所以你是一个撒谎者；第二，你取笑他人。’……他为我而惭愧，有时有人问他我干的是何事，他会回答，‘他是卖报的。’在他看来，卖报是件行业。他甚至相信了自己的话。最后一次我见他时，他问我生意怎样，是不是卖了很多报纸。”可遗憾的是辛格父亲逝世时，尚未见他儿子的作品问世。
　　菲力浦·罗思(Philip　Roth)的最近新作《放浪不羁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显然也是自传性的。小说中的主角朱克曼也是作家，先用家中世仇做材料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已使他父亲大为不快。然后他又写了一部描写性爱的喜剧性的小说(正如罗思本人的《波特诺哀的抱怨》Portnoy’sComplaint)，更使他的父母不安。母亲常受亲友与邻舍的质问和取笑；而父亲临死也不原谅儿子，称呼儿子是“坏种”。
　　朱克曼的哥哥怪弟弟的书害死了父亲，羞辱了母亲。在这部小说中，罗思完全将作家与父母之间的代沟详细地描写出来。事实是，作家因写作而与父母起了冲突时，往往将写作的地位放在父母之前。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说：“一个作家如有抢劫他的母亲的必要，他不会犹豫。”不过一般而言，父母都以儿子成为作家而出名为荣。罗思的父母虽因《波特诺哀的抱怨》吃惊，但仍为儿子的成功而骄傲。
　　有的母亲特别支持儿子。“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诗人亚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母亲常与儿子一起举行诵诗会。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名著《在旅途中》(on　the　Road)是住在母亲家中时写成的。
　　青年女作家爱瑞卡·锺(Erica-A Jong)说，“无论你写什么，真正关心你的人决不会停止爱你。”锺女士的第一部小说《对飞行的惧怕》(Fear　of　Flying)是自传性的，充满性爱的描写，出版后引人议论纷纷，但终于列入了最畅销书目。锺女士说，她的母亲似不敢读这书，只对女儿说：“亲爱的，你怎么不能写得象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那样？”
　　《单独讲和》(A　SeparatePeace)作者约翰·诺尔斯(JohnKnowles)说，“知道父母与朋友终会看到我的作品，在写作时便不免较为谨慎一些。”诺尔斯出身于一个中上级家庭，父亲是开矿公司经理。他写小说并不是青年叛徒式的。可是他的母亲仍对他的作品不满。读了《单独讲和》后，母亲对儿子说，“我如果早知你在埃克斯德(Exeter，一个富人子弟的私立中学)会这样不快活，决不会让你留在那里。”许多父母们都以为做作家的儿女们所写的都是个人的经验，而不是艺术的创作。
　　父母们不但将主角指认为是自己的儿女，而且甚至也在儿女的作品内找寻自己的形象。这现象可由事实证实。例如，欧琴·奥尼尔(Eugene O’Nei1l)的剧本《长日入夜》(Long　Day’s　Journey　IntoNight)，确是描写他的一家的。D.H.劳仑斯的《儿子们与情人们》(Sons and Lovers)也是写他自己家庭的。不过这两位作家不必在写作时担心。劳仑斯的小说于他母亲瞑目后始发印(而据传记家说，他的父亲根本不爱看书)。至于奥尼尔呢？他特别留言，这个剧本须于他去世二十五年后才能发表。奥尼尔于一九五三年逝世，其实他的遗孀于一九五六年即将此剧本出版。
　　约翰·契佛(John　Cheever)无疑的也是为这同样的原因才迟迟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沃普萧纪事》(Wapshot　Chronicle)。为了不愿引起他家人的发窘，契佛将此书出版延期到他父亲逝世的一年——一九五七年。此书故事是叙述新英格兰一个富有家庭的兴衰，正与他的家史相似。
　　玛里苓·佛兰区(MarilynFrench)正在写作一部以她母亲生活为根据的小说。故事中心是一个欧洲的移民妇女来到美国新世界做苦工建立新生活。佛兰区说，她母亲爱好她的小说，从不批评女儿的写作技巧，有时甚至甘愿坐下来向女儿的录音机倾诉自己在年轻时的经历。佛兰区本人认为父母的生活并无令人惭愧之处，所以尽量坦白地写出来。
　　“不过”，佛兰区说，“母亲在读了初稿后，相当地震惊，而且有些不好意思。但她觉得没有权反对……我想她是希望在暝目前看到此书出版的。我对她的感情只是伟大、伟大的爱。我想这爱将会在书中显露出来。”
　　虚构小说的作家常有极强的欲望，想了解他的父母或父母的世界。有的作家潜意识地需要父母的许可。多数作家在初写小说时往往是自传性的。伯纳·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最早一篇短篇小说，叙述一对开杂货铺中年夫妇(正如他的父母一样)的故事。刊出后，马拉默德很自豪地寄给他父亲。不久，父亲回信致谢，签名“山姆”。山姆是他故事中主角的名字。
　　马拉默德说，“父亲认得出我写的故事是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使我很感动。……我承认我在写作时联想到父亲……我将那篇故事寄他，不过是借此与他亲近一下，使他知道我有这个才能。我想他赏识我这个举动。”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父母也很欣赏儿子的小说。不过他的母亲自己也有做作家的雄心。她有次对儿子说：“约翰，老实说，我宁愿得到成功的是我。”不过父母二人对儿子的能成为文人都很得意。父亲就是小说《半人半马神》(The　Centaur)中的学校教师那个角色。
　　有一个早晨，正在《半人半马神》出版之后，父子站在当地一个教堂门外谈话。有一妇人自教堂出来，马上向小厄普代克批评他在书中对父亲的描写。父亲转向妇人作辩护说，“不，我儿子把我描写得很正确。”
　　厄普代克说，“随便你写什么，父母仍能完全的爱你，因为你毕竟是他们的儿子……我想他们对我能靠写作为生，相当的满意。”
　　我真希望自己也有资格这么地说一下。不能靠写作为生，是我终身的遗憾。这只证明我母亲在我年幼时的担忧是对的。不过经常有作品发表，给我带来些内心的喜悦。我想母亲在世的话，也一定会有同感。
　　我还多么诚挚地希望祖国的父母们用更多的热情，更多的关切，帮助自己的作家子女健康成长！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