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波动》

　　一九八二年四期《文艺报》发表了易言的《评<波动>及其他》一文，分析、批评《长江》文学丛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波动》(作者赵振开)。
　　文中说，“《波动》对‘文化大革命’中间许多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今天看来，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对当时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生的见解有着许多幼稚甚至谬误的地方，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抹煞和低估他在青年中间所起的启迪作用。”但是，评论者认为这篇小说的作者由于“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的片面性，由于世界观的动摇性，导致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的哲学的迷误。”“从作者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无非是：现实是丑恶的，冷漠的，可悲的，而人的内心却是高尚的，美好的，充分人性的。他想把这矛盾统一起来，用内心的自我完善，用自我的‘存在’来拯救世界。这是正确的吗？”
　　易文说，“在《波动》中，作者提倡一种‘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让－保尔·萨特)的哲理。”小说中流露出的“这种沉郁、悲观的情调，恰恰是社会上泛滥起来的虚无主义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这种思潮追求合理的人性，争取人的真正价值，提倡人要面对荒诞的现实，对于反对‘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兽性、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固然也不无积极的一面，但把普遍的仁爱、人性和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立起来，却无疑是错误的。”
　　易文在谈到这种文学现象时认为，“《波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已经明显地感觉出革命现实主义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创作出现了分化，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思潮已经有端倪可寻了。”小说《公开的情书》《聚会》《杨泊的“污染”》特别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和《波动》的发表可以明确“一种以存在主义为指导的文学流派，已经在社会上(主要是青年中)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这种思潮“企图用普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易文说，“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当然不能简单化，它有其积极的一面，应当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的分析。”但“有的评论家毫无批判地拜倒在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思想的脚下。有的作者无条件地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这种倾向应该引起文学批评界的注意和研究。”
　　(冯甫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