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熟知张闻天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生涯，却很少知道他早年的文学活动。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张闻天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张闻天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就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不少杂感、时论，还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随后，他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他又同当时著名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发生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美国勤工俭学期间，还是回国后在上海、重庆等地，他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文学革命。象五四时期许多文学家一样，张闻天是把文学当作反帝反封建的武器来使用的通才。他既搞创作，也搞翻译。新诗、杂感、散文、小说、戏剧、评论样样都写。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在《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周报)、《东方杂志》等著名报刊上发表的著译，加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单行本，总计将近百万字。他的创作、翻译、评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是有影响的。乘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闻天早期文学作品选》(茅盾作序)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张闻天早期译剧选》(成仿吾作序)的机会，介绍一下他早年的长篇小说《旅途》，想来读者是会有兴味的。
《旅途》是张闻天一九二四年初从旧金山回到上海以后创作的，连载于当年《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号至第十二号，并于一九二五年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印行了单行本，以后曾多次再版，拥有不少读者。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本来呐喊着突进的文学革命运动浪潮到一九二四年已经低落了下来。鲁迅曾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来追述当时的感受。早期共产党人也意识到“文学革命和两性观念解放之末流，使一般青年渐流于以文学和恋爱为生活的中心，而消失其奋斗进取之精神”，提出了创造革命文学的主张。时代迫切需要文学创作，特别是恋爱题材的创作有一个新的突破。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正是适应时代需要、实践早期革命文学主张而首先开放的花朵。小说通过钧凯与蕴青、安娜、玛格莱的恋爱故事较为生动地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振作起来，继续为改造中国而英勇奋斗的历程。这是一代青年人生旅途的真实记录，也是一曲礼赞牺牲的革命壮歌。
小说的主人公钧凯是一个青年工程师。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受过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但还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当五四革命浪潮冲刷过去、中国社会仍然暗无天日的时候，他看不到社会革命的力量、道路和前途，感到孤寂、空虚，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这种苦闷当然蕴蓄着对现实的不满，埋藏着反抗的火种，但不能从苦闷中解脱，又必然会消沉下去。钧凯的精神状态在五四退潮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是有典型意义的。
爱情给失望和苦闷中的青年带来了“春的消息”。一个偶然的机缘，钧凯同受过新思潮影响的女学生蕴青心心相印了。然而钧凯从小就已订婚，蕴青也由父母之命许配了人家。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摆在这一对恋人的面前。蕴青为了不让她的慈母伤心，情愿“牺牲她的肉体”，依命嫁给一个并无感情的男子。她抱着这样的想法：“虽是我的肉体不在你(指钧凯)的身边，但是我的灵魂常随在你身边。”钧凯也因为“她不看重肉体而看重她的精神”而更感到她品格高尚，也更加爱她了。
用灵肉分离的哲学来调和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的矛盾，以精神的胜利来遮掩实际的妥协与失败，当然不可能解脱痛苦。相反，爱情愈笃，痛苦愈深。当蕴青违心出嫁的信息寄到远隔重洋、身在美国的钧凯那里时，钧凯悲愤万分，以至高烧昏迷了一个星期。年轻活泼的蕴青结婚后也象“雨打后的落花”，只有眼泪，只有痛苦和绝望。小说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人物心灵深处的呻吟，展示出五四以后彷徨苦闷的青年的恋爱心理，对封建婚姻制度发出了沉痛的控诉，对当时有些人主张的“灵肉分离”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正当钧凯在加利福尼亚州因爱情的不幸苦恼得毫无生趣时，美国朋友克拉夫妇伸出了友谊之手，帮他治病、遣愁，力图使他脱出孤独状态。克拉夫妇的独生女安娜更把这位异国青年看作意中人。她热忱地关心他，“想方设法要让他摆脱这种自暴自弃的情绪”，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少年的中国人”。然而安娜毕竟只是在美国生活方式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用以启迪钧凯的“武器”只不过是享乐哲学而已。深受爱情悲剧打击的钧凯不愿从享受中去寻求人生的欢乐，他“只是感激安娜，但不愿爱恋她。”
安娜没有得到钧凯的爱情，她的“蔷薇色的迷梦变做灰色”，后来在美赛河里自尽了。而另一个美国姑娘玛格莱却深深地打动了钧凯的心。原来玛格莱也尝过爱情的苦果。“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美国社会使她失去了恋爱一个贫穷的小说家的自由。她清醒地认识到“象美国现在这样，决没有什么自由与光明”。她的这种个性的觉醒，同钧凯痛恨中国“黑暗的旧习惯与旧道德”的感情正好合拍。这样，“对于革命的共同热忱，对于相互的过去的共同怜悯，对于未来的共同的奋斗，把他们俩——钧凯和玛格莱——的命运连绾在一起。”中美两国的这一对叛逆的男女要拿心中燃烧的火焰去“把全世界点起来，使黑暗的世界变成光明”。
玛格莱决定随钧凯一道到中国去，投身革命军队，从事武装斗争。很可惜，她抱病上路，途中病危，带着不能为中国被压迫阶级尽一点力量的遗憾，在芝加哥的医院里离开了人间。钧凯只得只身回国。回国后，他加入了“大中华独立党”，担任第一路独立军的副总司令。在第一次战斗失败避居农舍养病时，昔日的恋人蕴青前来探视。她对他的爱，她的觉醒，使他克服了失败带来的动摇情绪，又重新英勇无畏地奔向战场。钧凯高呼着“杀尽胡虏”的口号，指挥独立军打败了军阀和外国人的联军，占领了敌人的阵地，而自己却因身受重伤而牺牲。就这样，小说完成了一曲英雄的壮歌。
显而易见，《旅途》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小说创作的革命精神，通过青年的恋爱和婚姻问题，显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钧凯和蕴青灵肉分离的爱情悲剧，深深地打上了五四时代的烙印。通过它，作者批判了以封建礼教为准则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玛格莱因贫富悬殊而遭到的失恋痛苦，则深深打上了美国生活的印记。通过它，作者批判了“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美国资产阶级文明。而钧凯与玛格莱建立在反抗现实的共同基础上的爱情，则成为作者追求的理想。小说通过爱情这个重要侧面形象地告诉读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青年“大失望、大烦闷”的根源，它们都不容许青年有“一点点真正的爱情”，在那样的社会里是没有自由、光明和幸福的。由此，小说还进一步把尖锐的社会批判同革命理想的抒发与现实斗争的描写结合起来。作者借主人公的嘴说出：“这种社会除了用强烈的革命把它全部推翻之外，还有甚么方法？”“革命，革命，是的，先把中国革起命来，然后革全世界的命，俄罗斯既经倡导于先，中国当然应该继之于后。”而小说“下部”虚构的钧凯投身革命到英勇牺牲的情节，虽然并不是现实斗争的模写，但确实是对于武装斗争的热情呼号，革命理想的形象抒发。它记录着一代青年思想发展的轨迹，也留下了作者本人前进的脚印。张闻天同志在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曾说过，他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最后下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从《旅途》的形象刻划，特别是对于革命问题的一些政论性的抒情语言中可以看到，在一九二四年春创作《旅途》的时候，张闻天就已深切同情共产主义运动，逐步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方式、道路以至世界革命的认识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旅途》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而且对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有它的史料价值。
毋庸讳言，在小说中美和爱受到作者热烈的讴歌。作者通过人物赞美自然“把纯洁、把光明、把清泉、把伟大，总之把一切珍贵的东西通通给了我”；歌颂“爱是无限的”，“愿把它变做伟大的太阳挂在太空中光照着一切陷在迷途中的青年！”作者这样的抒写无疑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美和爱写成弥合缺陷、净化人生的灵丹妙药。作者笔下的人物既没有寄情山水而逃避现实，也没有沉湎爱情而忘却斗争。恰恰相反，作者批判了“恋爱神圣”、“灵肉分离”、“享乐主义”等思想，把爱和美作为催化反抗意识的触媒，引燃革命烈焰的火花。作品中的人物从自然美中汲取了生活的勇气，诚挚的爱情则唤醒了“反叛的天性”。作者还生动地写出了产生这种效应的共同背景。正因为“人生常常把那些丑恶的东西给我们看”，所以不甘消沉的青年从自然看到了美好、神奇和力量；正因为礼教笼罩的中国、金钱统治的美国捣碎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的爱情点燃起烧毁这不公平的黑暗世界的大火。这种把自然美和两性爱直接引向反抗和革命的写法，就其主题的积极和题材的新颖来说，都是当时文学创作中不多见的。当时不少作家都只是通过美与爱的寻求来表现一点忧愤或哀愁，再不就是用美与爱给灰暗的人生点缀一点亮色，比较积极的也只是写出美与爱的幻灭，从而否定恋爱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单纯追求。在这一点上，张闻天的《旅途》是有突破和发展的。当然，由于张闻天旅居美国，没有机会参加中国工人运动，他只能勾画出二十年代初这一部分克服了苦闷彷徨而继续前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旅程，无从写出在群众斗争中飞跃发展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灵魂，这是不应苛求于作者的。
在《旅途》之前，新文学的长篇创作仅有《一叶》、《黄昏》(王统照)、《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芝兰与荣莉》(顾一樵)这样屈指可数的几部。同上述这些作品相比，张闻天对长篇小说结构艺术进行的探索也是引人注目的。他把《旅途》分为上、中、下三部，活动的主要空间从中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分别写出主人公人生旅途中苦闷、振作、战斗三个阶段。用这种三部曲的方法来写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闻天确是第一人。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作者也着意创新。他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有头有尾顺次叙述的成法，采取了端出矛盾、追述前因的倒叙方法。在基本上是单线发展的情节中，又穿插了多种纠葛，使故事情节显得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作为长篇小说来说，《旅途》的结构艺术当然还称不上宏伟、繁富。下部篇幅较短，结束得过于匆促，也带来了结构上不够匀称的缺憾。但是在二十年代初期，新文学长篇创作这块处女地还很少有人耕耘，长篇小说还寥若晨星的时候，《旅途》的成就是很可宝贵的。正如当年《小说月报》编者在预告中所说：“在五月号里，有几篇文字，值得预告的，创作有鲁迅君的《在酒楼上》，庐隐女士的《旧稿》……，还有张闻天君的一篇长篇创作《旅途》。《旅途》共有三部，所叙述的事实是很可感人的，所用的叙述方式也很好。近来长篇的小说作者极少，有一二部简直是成了连续的演讲录而不成其为小说了。张君的这部创作至少是一部使我们注意的‘小说’。”
《旅途》在艺术上还有一个显著特色，是整部小说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着异国风情的描写，给小说披上了一层神妙奇异的羽纱。情节腾挪跌宕，曲折迷离，颇有欧洲罗曼史那种传奇色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浪漫主义的情调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来消沉颓丧的钧凯，一当被自然美和爱情唤醒过来，振作起来，立即成为不顾一切进行战斗的革命者。他的英勇奋战，他的光荣负伤，他的最后牺牲，都带有一种崇高的感情，悲壮的调子，理想的色彩。作者在叙述故事、景物描写和心理刻划时采用的富有诗意的抒情笔调，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浪漫气息。由于作者站在急进的民主主义立场，期望通过武装斗争解救和改造中国，所以这种浪漫主义情调有着新型的恋爱催动革命的激情。只是限于主客观条件，作品中武装斗争的描写显得粗疏、简单，战争中人物性格和感情的刻划也不够坚实、丰满。这是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中较为普遍的缺憾。我们只要读一读当时其他一些作家在作品中对于革命者的描写，就会毫不迟疑地对张闻天最初触及这类题材所表现出来的胆识，赋予整个作品以浪漫主义色彩的热情和才华，表示赞赏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创作的书架上，《旅途》确实是值得一读的作品。